第三十五章 悲情西路军
现在红军虽然号称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但战力却不可同日而语。四方面军人数最多，打的仗也不少，但大多军事干部是工农出身，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这点上影响了他的能力发挥。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8000多人，但这些人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转战两万里，身经数十战，大浪淘沙筛选出的精华，不论单兵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信仰忠诚度都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加上他的干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因此仍然颇具实力。而二方面军就差了很多，一是人数少，也就和一方面军差不多，二是打仗少，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遇大战，三是士兵素质差，这是红军队伍里唯一一支允许抽大烟的部队，主要是在湘西活动时，这里的老百姓几乎家家种鸦片，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抽鸦片，以至于如果你不招抽大烟的，就无法扩红，没办法，只得允许他们带着烟枪上路。所以，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还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但发展前景最好的是一方面军，而二方面军实力最弱。
就在二、四方面军千里转战之时，陕北红军却过着相对太平的日子。原来虽然包围陕北的敌人不少，但直接正面对敌的是东北军，这只被日本人吓的灰溜溜跑到关内的部队，遭到了全国人民全国军队的鄙夷，连他们自己都觉的人丢的太大了。所以，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兼游山玩水，半年后回国，走之前蒋介石跟他说，汉卿啊，我知道你好玩，可这次回来咱不能再玩了，你选择一下吧，去打刘黑七（一个土匪）还是去打共产党。当时按照汪精卫的意思，让张学良当京沪卫戍司令，张学良挺愿意啊，一可以经常去上海玩儿，二可以不带这支东北军了，他真的带累了。可蒋介石不干，东北军还得你带，去打共产党吧。
可这群东北兵不好带啊，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打什么共产党啊，况且当时的政策是死伤士兵的抚恤回原籍去领，这不扯淡吗，总不能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然后去找日本人领抚恤金啊。在东北军将士消极避战情绪影响下，张学良也喝出去了，1936年4月，自己跑到延安，和周恩来见面，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只要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上边逼急了，就事先打个招呼，然后假模三道的比划一下。
其实，现在的中共政策已有所改变，一是实力所限，无力与国民政府继续对抗，二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见明目张胆，使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三是林育英带回的消息说，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国产国际放弃了原有政策，转而希望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具体到中共就是放弃原来“苏维埃”的口号，放弃“土地革命”，甚至连“反蒋抗日”都不提了，要争取“联蒋抗日”，团结全国各阶级来保家卫国。张学良此时认为“联蒋”没有可能，必须“反蒋抗日”，比红军还要激进，在此情况下，中共和张学良达成的协议，即符合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又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
只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意欲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武装彻底扑灭。毕竟围困陕北的不止一个东北军，在重重包围之下，仅仅两万人的红军实在势单力薄，给养粮饷再次告急，再想跑山西打粮已经不可能，连黄河都过不去，怎么办？毛泽东有两条路，一条让二、四方面军北上陕北，以壮大实力，力敌敌军，另一条就是西出宁夏，投奔苏联。第一条路，有两个问题，一是张国焘的到来，依然涉及权力分配的问题，二是这么多红军过来，会使吃饭问题更加严峻，敌人只须围而不打，红军自乱。而第二条路，虽然有逃跑之嫌，但也不用上纲上线，“逃跑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词，“逃跑”就是认为打不过了，我们躲一躲，根本也上升不到主义的层面。而我认为这个想法还是有道理的，只要撤退到中苏边界，那么战局好的话，可以背靠苏联，解决四面被围的困境，同时得到苏联的援助，战局不利，还可一步就跨入苏联以保存实力，反正共产主义者是信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也没有“不干涉别国内政”之说。
于是给张国焘发电报，“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中、甘南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张国焘其实对于和一方面军汇合还是心存芥蒂的，因此如果能够西出，打通苏联，首先可以不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其次，如果得到苏联的援助，也可先装备自己，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在征求了徐向前的意见后，回答没问题。
1936年的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徐向前率兵到达时，前来接他的是黄埔老同学，红一师师长陈赓。大家相见甚欢，但因为有了之前的隔阂，所以这一次大家都格外的小心，没有混住，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次的会师，标志着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均告结束。
其实，现在的中共政策已有所改变，一是实力所限，无力与国民政府继续对抗，二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见明目张胆，使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三是林育英带回的消息说，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国产国际放弃了原有政策，转而希望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具体到中共就是放弃原来“苏维埃”的口号，放弃“土地革命”，甚至连“反蒋抗日”都不提了，要争取“联蒋抗日”，团结全国各阶级来保家卫国。张学良此时认为“联蒋”没有可能，必须“反蒋抗日”，比红军还要激进，在此情况下，中共和张学良达成的协议，即符合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又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
只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意欲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武装彻底扑灭。毕竟围困陕北的不止一个东北军，在重重包围之下，仅仅两万人的红军实在势单力薄，给养粮饷再次告急，再想跑山西打粮已经不可能，连黄河都过不去，怎么办？毛泽东有两条路，一条让二、四方面军北上陕北，以壮大实力，力敌敌军，另一条就是西出宁夏，投奔苏联。第一条路，有两个问题，一是张国焘的到来，依然涉及权力分配的问题，二是这么多红军过来，会使吃饭问题更加严峻，敌人只须围而不打，红军自乱。而第二条路，虽然有逃跑之嫌，但也不用上纲上线，“逃跑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词，“逃跑”就是认为打不过了，我们躲一躲，根本也上升不到主义的层面。而我认为这个想法还是有道理的，只要撤退到中苏边界，那么战局好的话，可以背靠苏联，解决四面被围的困境，同时得到苏联的援助，战局不利，还可一步就跨入苏联以保存实力，反正共产主义者是信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也没有“不干涉别国内政”之说。
于是给张国焘发电报，“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中、甘南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张国焘其实对于和一方面军汇合还是心存芥蒂的，因此如果能够西出，打通苏联，首先可以不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其次，如果得到苏联的援助，也可先装备自己，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在征求了徐向前的意见后，回答没问题。
1936年的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徐向前率兵到达时，前来接他的是黄埔老同学，红一师师长陈赓。大家相见甚欢，但因为有了之前的隔阂，所以这一次大家都格外的小心，没有混住，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次的会师，标志着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均告结束。
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双方领导人也没见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一共2.18万人便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西渡黄河，进入了河西走廊开始西征，这支部队就称为“西路军”。渡河之后，后续部队在河东再未给予这支部队任何的支持，5个月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的西路军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
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逃回了河东，在向陕北进发的过程中，陈昌浩病倒在老乡家，徐向前一个人回了陕北，经此一别，两位红军时期最为默契的军政组合即宣告解体。因为在1937年的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中央就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徐向前，这位红军时期卓越的军事领导人，手中再未掌过重兵，而陈昌浩则就此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再次被人想起已是“史无前例”的1966年，已经与世无争二十余载的陈昌浩，作为“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妻离子散，一年后，不堪凌辱的陈昌浩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仅61岁的生命。流落在西北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非但没有享受到老红军的荣光，在那全民疯狂的岁月，他们还屡遭迫害。
同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始对红四方面军将领进行全面整肃，发生以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手中无兵的张国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许世友被放出，但四方面军将领再未享受过和一方面军同级别将领相同的待遇。
失去了总指挥和总政委的西路军残部4000多人，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东奔西走，继续抗争，在陈云和滕代远的接应下，最终流落到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陈云是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但之后他就离开了红军去了上海，并从上海去了莫斯科汇报工作，这时被派回国，在迪化开展工作。37年底，在已经建立李先念率兵回到陕北，毛泽东给予其“将军不下马”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有了毛泽东定的调子，之后的40多年里，西路军就成了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的代名词，流落四方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非但享受不到老红军的荣光，反而成为了他们反革命的证据。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毛泽东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西路军的西征不光是奉了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是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的，目的是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当时苏联为红军准备的援助物资已经运到了中苏边界，就等着红军去拿了。
既然中央希望打通和苏联的联系，既然苏联已经准备好了援助物资，中央为什么不再派兵增援，去打通联系通道呢？马家军只不过是一支回民为主的地方武装，以红军丰富的战斗经验，只要有增援，不见得拿不下来啊，事实上徐向前统兵也干掉对手两万多呢。有人据此相信，西路军肯定没得到中央的指示，另有人认为，当初派兵西征，就是毛泽东打算借刀杀人，清除异己。两点，我都不认可，因为西路军得到中央指示的问题，因为有后来解密的来往电报和中央文件做物证，有当事人徐向前、李先念、陈云做人证，所以不应该再有怀疑。至于毛泽东借刀杀人，我丝毫不认为36年10月的毛泽东有这样的底气，当时总共才多少人啊，两万多人就不要了？
问题的根源，也许和1936年底的另一件大事有关——西安事变，这之后，中共在陕北的危机被解除了。
第三十六章 西安，历史从这里转向
中共从张学良那得到消息，蒋介石调集重兵30万，意欲将自己剿灭在陕北。冬天又来了，缺吃少穿的红军如何应付再次汹涌而来的敌人呢？投奔苏联几乎成了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西路军之所以出去的那么仓促，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可对于西路军是否可以打通和苏联的联系，恐怕谁心里也没底，万般无奈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两条腿走路，西路军你那努力打着，我们这边向国民政府求和，注意是求和，不是请降。为此毛泽东亲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注44】，大意就是咱们别打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把已经逮捕的共产党人都放了，以后也不许破坏我们共产党的活动，作为交换，我们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和行动，咱们共同努力，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实行普选国会，选上谁算谁，让人民说了算，你把打我的部队调去抗日前线，给我划定个区域，供给我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我也去和日本人打去。成立一个有中共参加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但我们承认国民党在这个机构中处于领导地位。和国民政府沟通的工作是由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来进行的，他首先到南京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取得联系，这兄弟二人是民国开国元勋陈其美的侄子，深得蒋介石信赖。潘汉年向他们表达了中共与国民党和解的愿望，并通过他们向蒋介石进行的转达。
蒋介石此时兵锋所向，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岂能容许共产党和自己平等谈判，遂提出我只能收编你，给你三个师的番号，你师以上干部全部遣送出洋，其余干部量才录用。毛泽东意在求和，而蒋介石是想受降，二人立场不可调和，谈判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求和无望的中共中央，开始筹划新的作战计划，其实就是准备放弃陕北苏区，开始二次长征。现在大家看明白了，不论南下还是北上，都无必胜的把握，也无谁对谁错。当初张国焘和毛泽东二人电报往来，各说各的理时，已经将南下和北上的利弊都分析的很透彻了。只不过，张国焘比较倒霉，他没有遇到张学良。
张学良这个人还真挺有意思，不光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还联合了西北军的17路军军长杨虎城，一起和红军停战。允许中共在西安设置电台，给红军送棉衣、送银元，和红军搞的火热。在中共内部电报往来中，会提到一个叫李毅的人，这是中共为张学良设置的代号。后来张学良在提到这段历史时说，他之所以不打红军，一是不愿意打内战，想打日本。另外就是通过和周恩来的接触，感觉这个人很好，他很欣赏，遂成为好友。毛泽东这时候准备再次长征，当然要和这个很够意思的老朋友打个招呼，11月30日，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准备撤退的信息，一是告别，二是让张学良、杨虎城有个准备，大家别误伤了。没想到张学良回话说，先不要跑，再坚持一两个月，西北将有较大变化。毛泽东不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将信将疑命令部队坚守待变。
这个变化来的实在太快，仅仅过了12天，中共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老子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的不敢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变化来的实在太快，仅仅过了12天，中共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老子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的不敢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来这事也简单，大家围剿红军，你东北军和17路军按兵不动，谁也不是傻子，能看不出来吗？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空降西安，亲自督战。再此之前，张学良已屡次直言犯上，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不这么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现在你3万红军被困于荒凉的陕北，我只须再努力一下，就可以彻底剿灭红军，实现国家一统，那时再集中国力与日本抗衡，岂不胜算更大。
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进谏，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蒋介石是张学良的结义大哥，此时把大哥架子拉足了，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通张学良，张学良此时才35岁，整天被人“骂不抵抗将军”本就一肚子气，国破家亡，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也不能坐视不理，所以这次和蒋介石就吵吵开了，蒋介石也急了，最后告诉张学良，不要再说了，你今天就是把我毙了，我也不会改变主张。 而对于不太熟悉的杨虎城则委婉的多，告诉他，我们已经东西南三面合围，马鸿逵在北面用骑兵截击，可一举将红军逼到长城以北的荒漠地带，到那时，他们只有瓦解投降，别无他路，放心，这已经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彻底剿灭共产党后，我会抗日的。
第二天，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张学良一下就炸了，军人拿枪不去打日本，打什么学生啊。两个人又吵了一架。
12月11日晚，蒋介石晚宴张学良、杨虎城、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席间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是蒋介石，副总司令是张学良，张学良实际就是前敌总指挥，而现在蒋介石实际是宣布换将、换防，让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张学良宣布要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蒋介石被抓了起来。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西安事变，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事后的资料表明，这个大事是没有经过缜密计划的，至少在12月9日之前，张学良都没有考虑过要兵谏，结果游行学生和蒋介石两下一激，张学良大怒，然后蒋介石再用中央军来接管自己防区，明显是不信任自己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时冲动，竟然为风起云涌的近代百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把蒋介石抓住后，张学良再次苦劝他停止剿共，蒋介石拒绝搭理张学良。说也是，蒋介石何许人也，你刀架脖子来劝我，我怎么可能答应你。与此同时，国际、国内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张、杨。
原来，自从北伐胜利后，特别是东北易帜后，近10年的时间，虽然爆发过如中原大战这样的内斗，但时间很短，波及面不大。国共之间的战争也打了10年，但属于偏远地区的局部战争，自红军开始长征后，更是哪荒凉哪人少往哪跑，因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民还是享受到了难得的和平与统一。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中艰难起步，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蒋介石在这十年间的执政表现得到了普遍认可，各路军阀归附中央政府的一个前提，也是蒋介石在位，如果没有强势的蒋介石，狗咬狗、鸡追鸭的事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就说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大部分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蒋委员长身上的，因为不论是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蒋介石的威望，都不足以令各实力派听候调遣。当然，就在蒋介石的威望蒸蒸日上之时，国民党所宣称的民主建国思想，似乎越来越少被人提及，蒋介石越是被人尊敬，其在独裁的路上就走的越远。
捉蒋之前，张学良恐怕只想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许根本什么也没想，此时，西安这边蒋介石死硬，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全国各地实力派要么声讨，要么不说话，反正没人支持你。蒋介石在自己手里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这让张、杨十分尴尬。
中共确定蒋介石被抓后，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多数人主张公审这老小子，然后杀之而后快，就连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都建议杀了蒋介石。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我们红军理应明确支持。此时有两个人非常冷静，他们是张闻天和周恩来，他们认为，此时情况不明，我们还是不要先表态为妙，静观其变。
这张学良一直和中共保持着接触，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却没有事先和中共通气，因为本来就是他仓促间决定，以至于中共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不敢相信。西安事变暴发后，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可此时，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违，给予他这个叛军以实质性的支持，无奈之下的张学良只有寄希望于红军和苏联。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延安、甘泉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延安，然后转飞机到西安。可同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斯皮尔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由于地处陕北，信息闭塞，苏联关于此事的反应，中共并未及时得到，而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的电报，还由于密码错误没译出来，在此期间，毛泽东已经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名义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后，才知道了《真理报》的内容，急忙向毛泽东汇报，并说：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带去了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叶剑英，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老部下，又殊死斗争了10年时光，此次西安的久别重逢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负责接洽共产党要员的是张学良的副官，一个很是英姿飒爽青年军官，叫吕正操，他是张学良担任校长的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深得张学良信赖。别看他现在还不显山漏水，但不久之后，他的大名就将威震华北，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共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破袭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并率部参加了中共抗战史上最值得书写的“百团大战”。吕正操高寿，在2009年以104岁高龄安然辞世，中共两届的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场为其送行，其哀荣一时无出其右。
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思谋对策，他们不清楚苏联为什么如此表态，但非常清楚的一点，失去苏联的帮助，恐怕要有大麻烦。于是毛泽东提出，现在外界诋毁西安事变，主要是因为把注意的重点集中在了他们兵变抓捕领袖上，而忽略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这样在政治上就非常不利，下面就两条路，要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不打内战，我们当然要选择和平解决了，张闻天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并提出咱们下面就是要重点宣传抗日，把蒋介石公审这样的口号咱也不提了。到20日，共产国际的电报才姗姗来迟，电报中共产国际认为，不管张学良动机如何，此次行动都有损中国抗战大局，不过事已至此，要求中共要尽力促成此事和平解决，并借此使红军脱困。直到12月，中共才从来到陕北的王明口中知道了苏联如此表态的原因，原来斯大林认为张学良根本没资格做抗战领袖，中共也不行，蒋介石虽然可恨，但要做中国的抗日统帅，还是非蒋介石莫属。俄国人是领教过日本人的厉害的，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不过和平解决说说容易，怎么解决呢？不论是张、扬还是蒋介石，都需要下台阶，行动各方都需要有所保障，谁来代表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呢？大家认为最为合适的人选是宋子文，从私人关系上他是蒋介石的大舅哥，又和张学良交好，从政治地位来说，他曾经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分量足够，而此时却没有政府职务，只是中国银行行长，谈判时容易留有余地。大家猜想的不错，宋子文来了，负责中间搭桥的是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共同的朋友。20日到西安后，宋先会见了张学良，张说蒋介石已于17日接受了四项条件，即一、改组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君子”。可早晨起来，蒋又反悔了，“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接着，宋子文被允许见到了蒋介石，并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蒋看后泪如雨下。也就在此时，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及全国国民三份遗嘱给宋子文转交宋美龄。
这三份遗嘱内容如下：
一． 给全国人民的
余乃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然自三省陷敌以来，国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势无日不堪其忧，虽数次进剿，然皆因吾党吾军贯彻领袖意志不力致功败垂成。党纪不严，国法不张，领袖亦无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势力，阳奉阴违，皆欲趁此敌犯北疆之际谋私图利。或割据为政，或以收复失地为由妄图不轨。学生民众亦受邪党异说之煽惑，助纣为虐。余深感有负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切希吾党吾民珍视团结，举国一心，以国父三民主义为矢志不渝之救国谋略，上下精诚，务期早日实现国民革命之伟业。剿除共匪，铲除叛乱，则余死于九泉而无憾也！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给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
美龄吾妻：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三．给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的：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宋子文一看这三份遗嘱，知道这事难办了，蒋介石这已经是一心求死了，而南京何应钦那边是一心求战，张、杨如被逼入绝境，难保不退入山中，把蒋介石交给共产党。遗嘱拿出来，就被张学良给没收了，他向宋子文保证，如果发生战事，我以人格担保，把这几份遗嘱发送，但现在不行。
21日，宋子文再次面见蒋介石向其辞行，说是回去向政府汇报，再某良策，后日必归。蒋介石反复叮嘱他千万不要让宋美龄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可宋美龄还是来了，第二天就来了。宋子文和一同返回南京的端纳也同机回到南京，随行者还有戴笠。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立场，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来之前，他要求：“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宋子文真的很难啊。
在飞机上，宋美龄将一把手枪交给了端纳，告诉他：“如果叛军有任何对我不礼貌的行为，你就一枪打死我”。
专机缓缓的停了下来，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到了前来接机的张学良，两个人脑海里恐怕都会忆起12年前上海滩上那个初夏之夜，那时的宋美龄还是风姿绰约的宋三小姐，张学良则是人人艳羡的东北少帅，如今，少男少女的欢声笑语已随风远去，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埋藏在心底，岁月的留痕使得宋三人青春不再，但却增添了沉稳大气的成熟之美。
“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查了吧”。宋美龄指的是端纳。
“不敢”，张学良回答。
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美龄身犯险地，如入虎穴。蒋介石日记中记载了宋美龄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剩下的，两个人在一起还密谈了什么，外人很难知晓，但之后蒋介石立场开始软化。后人分析无外乎如下几点：1.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则张、杨可放他回京，否则性命堪忧；2.如不幸殒命，则中国将会陷入新的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争端，为日本所乘；3.何应钦等主战派巴不得你死呢；4.夫妻十年情份，实难割舍。
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改组政府”、“清除亲日派”，“释放七君子”，“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还答应暂时通过张学良为红军发放给养，张和周商定多少就多少，三个月后，政府改组完毕，正式给予红军番号，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他是曾经的大哥、曾经的领导、是现在的领袖，想必架子拿的还是很足的，跟周说 “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着，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他的许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与红军的关系问题。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保证，周恩来告辞而出。
事情到此，应该说西安事变解决的还是挺圆满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了，特别是7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更显出此次停战的重要意义。参与谈判的几方也都得到了好处，蒋介石可以安全返京了、中共也终于在悬崖边立住了脚跟。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中共的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因为杀了蒋介石根本无益于红军的艰难处境，只不过换一个人来继续打你而已。
不对，参与谈判的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如何处置，怎么没见说啊？难道没有谈吗？这是一项重要内容，不可能不谈的，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送蒋介石回京，张本人的胆识是一方面，但蒋给予他一定的承诺，想必也是他做此决定的动因。可具体是什么承诺，却成为了千古之谜。
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得到了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与之相对的是，张学良旋即被拿下，29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直到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辞世，90高龄的张学良方才获得自由，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的赵四小姐，之前赵四连妾的名分都没有，直到1964年二人才正是结为夫妻。晚年，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赵四也偶尔会插话，洗尽铅华的赵四小姐，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位和善的邻家大妈，当然，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也成了一个极其善谈的邻家大爷。
杨虎城被罢免了兵权，令其出国，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携家眷回国，当即被抓，开始了和张学良一样的软禁生涯，1949年9月17日，国民党大势已去，将杨虎城及其三夫人还有两个子女杀害。
虽然是口头承诺，但对于给中共的承诺蒋介石基本都兑现了，可对张、杨的呢？为什么从犯杨虎城被杀，而主犯张学良却安然无事呢？
大家普遍相信，西安谈判时，通过宋美龄和张学良的谈判，蒋介石是给予了张、杨宽大处理的承诺的。因此才有了晚年宋美龄屡次说对张学良不起的话。在张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和张学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照顾有加。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对记者说，没有蒋夫人，我早死了。原来，逃台之前，蒋介石也想杀掉张学良，被宋美龄强力阻止，跟蒋介石说：“你如果敢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不利，我马上出走台湾，把你的事都给你抖出来”。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百无禁忌，谁都敢骂，谁都敢说，包括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都津津乐道，可惟独对西安事变谈的少之又少，对于蒋介石对他的承诺，更是绝口不提。有记者试探的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所以你不愿意惹她不高兴。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就只好耐心等待，等着张学良说出史学家们都想知道却又都不知道的西安事变中这一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百岁高龄方才撒手西去，只可惜蒋夫人更能活，2003年，106岁高龄方才离世，则当初的迷团就成为了千古之谜。
张学良非常认可宋美龄对自己西安事变的评价：他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要员中，还有一个人，就是博古，博古虽然在遵义会议后，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了下来，但始终位居中共核心领导层，且在之后红军长征过程中，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表现了很高的集体主义观念，我没有看到他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去计较的记录，哪怕是只言片语。他只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好人，他会整人、会犯错误，但我们却无法找到他在道德上的瑕疵，这是这部书中少有的活的非常干净和纯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