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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4

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金满楼

民国往事---尚未凝固的国家历史(系列连载)

楔 子

鹿本是一种性情极为平和的动物,平日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兽类。然而,动物界向来便是残酷的,你若不吃别人,别人便要吃你,因此当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的时候,这性情温顺的小东西也只能拼命逃跑,倘若逃不掉,便只有给人家吃掉了。

正因为如此,但凡有点雄心抑或野心的豪杰枭雄,便都爱猎杀这种动物,太史公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天下英雄在这里追逐的不是肥鹿,而是国之神器,他们以天下为标的,逐鹿天下,问鼎中原,一逞平生抱负,不问苍生几何。

当然,倘若国有圣君,天下太平,这大大小小的雄心家或野心家们也就无处托生,无才者辗转反侧、死于沟壑;有才者或苦读经书,以求金榜题名,将此身卖给帝王家;或隐逸山林,纵情山水,做个逍遥野民,倒也无枉虚度一生。所以说,这治世有治世的好处,乱世却有乱世的精彩。

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的10月,正值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在河南彰德府的古中原大地上,突然间人喊马嘶,狼烟四起,数万人分成两拨在那里奋力厮杀,知道的人晓得那是军事演习,假戏真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又逢乱世,干戈又起。

彰德府便是如今的河南安阳,据说商朝都城曾建在这里,且算是龙兴之地,可惜这里地处中原,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数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战事曾在此爆发,也不知道有多少前朝将士的骸骨在此掩埋。这岁月沧桑,不过一抹黄土,见多也就不怪。

清末光绪年间,京汉铁路修到了彰德府境内,老百姓北上南下也就方便了许多。就在数天前,几列火车轰隆隆的从北边开来,拉来了大批的兵士、火炮和枪械;随后,打南边也来了数列军车,同样拉来了众多的士兵和轻重武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彰德秋操”,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早在一年前,北洋军为检验练兵的成果,特在河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史称 “河间秋操”。“河间秋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军事演习,清廷还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当时场面十分精彩。中外人士在观看完演习后,都对袁世凯编练的这支新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就连海外军事界的专家也由此对中国的军力作了重新评估---倘若八国联军此时再犯中原,想必会灰头土脸、铩羽而归。

“彰德秋操”的规模比“河间秋操”还要宏大,而且这次搞的是南北军对抗:南军调派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练就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外加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这支演习部队着蓝色军服,由武举出身的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统官,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北军仍旧是北洋军的原班人马,由张怀芝统制的第五镇及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他们着黄色军服,段祺瑞充当北军总统官。

这次秋操分别由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兼中央裁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阅操大员均为审判员。参加这次演习的两军官兵共计三万三千多人,两军分拨对垒,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三种战法。演习开始后,南北军各兵种如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也纷纷上阵,各显神通,阵地上只听得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两军鏖战竟然难解难分,假打几乎就要变成真打。这时,担任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和铁良赶紧喊停,使得原本一周的秋操在演习三天后便告结束。最后,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在赢得中外的交相赞誉后,演习成功,皆大欢喜。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圣贤又说:“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治国者不可不慎。但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后,清廷终于认识到满汉八旗、绿营练军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要想在内外交困中继续生存,就必须要编练新军,实行军事现代化,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由此,练兵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最重要的任务,清廷财政收入的大头都被用在编练新军上,而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此脱颖而出,成为清末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袁世凯划出的光芒甚至让清廷都为之黯然失色。

可惜的是,等到这北洋军练得兵强马壮的时候,清廷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大清朝耗尽财力物力练就的新军,原本是希望用来抵御外侮,但到头来却反戈一击,清廷等于是给自己掘下坟墓。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北洋军便是袁世凯最大的政治资本,试问这名列“彰德秋操”上的各路英雄,哪个不是清末民初的大人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的残酷,本就是如此的真实与荒唐。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区区不过百年前,清室式微失权柄,中原大地烽烟再起,可叹民国多少风流豪杰,不过转瞬即逝,化为如烟往事。

历史并不遥远,小子不才,姑且带着诸位到百年前的民国一游罢!

《民国往事》:连载一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4

袁世凯出山

彰德秋操的数年后,隆隆的炮声早已烟消云散,人喊马嘶的练兵场也在乡民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忘。当年被数万大兵们践踏过的山川旷野,如今也就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好似那太行默默,依旧春花秋实;洹水依依,曾经万古长流。

某日,位于太行山下、洹水河边一座高宅大院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只见院中戏台高筑,锣鼓喧天,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尽管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所幸主人待客有道,各方宾客在杯觥交错、相互致意间,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鸣锣开唱大戏时,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而来。在众人停杯错愕间,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飞身下马,只见他拨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的赶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也就是这家的主人,整个事件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

这时,戏台上也识相的停止了吹拉弹唱,诸宾客都屏住呼吸,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矮胖老者倒还算遇惊不乱,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接过电报,但当他看完电文后却突然脸色大变,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他失声道:“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矮胖老者,便是当时赋闲在家、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这一年,是辛亥年;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1日,也是袁世凯的五十二岁生日。

一、从落第秀才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要说起他的这一生,还真是极不简单。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古代常以籍贯代替人名,因此袁世凯也常被人称为“项城”),在数百年间,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不过家道还算殷实,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数代人都以耕读传家。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便成了当地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也就是说,要想科举得中,一要靠命,二要靠运,三要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得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十五关斩十六将、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大牛人?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捻军以命相搏,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两位的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文才差得太远,不过混了个秀才(而且还是捐的)。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还算争气,好歹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甲三的大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比弟弟会生,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儿子,这过继给袁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的时候便离开老家跟着嗣父袁保庆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在家族的荫护下,袁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官运不错,他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还放过盐法道这样的肥差。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更加残酷,袁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他活到44岁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他离六十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了。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他们母子可怜,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可惜的是,虽然袁保恒自己是个饱学的翰林,但袁世凯其严格教导之下仍在乡试的时候两试不中,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也说他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并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但也许是定数,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袁保恒于1878年因感染时疫而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当时他刚满20岁。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

《民国往事》:连载二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5

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因此他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在分家之后,他很快便搬到陈州居住,由于家中的长辈大都离世,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他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一醉方休;或者郊原驰马狂奔,放荡不羁。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是袁家的世交,他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也常常加以劝戒,但袁世凯并不醒悟。

袁世凯不喜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有一次,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之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多不通顺。其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立刻昏了过去。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袁世凯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颇具讽刺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据《容庵弟子记》中记载,在到达朝鲜后,袁世凯在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绔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四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官场可谓为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看来,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对一个人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而袁家的三个人(袁保庆、袁保恒、袁保龄)对袁世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做,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不断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不过,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

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民国往事》:连载三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5

二、枪杆子里出官衔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李鸿章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并联络各军。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在战后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

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基本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李鸿章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报国心切的袁老四对此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编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又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材料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起来,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譬如他那《练兵要则十三条》写得着实头头是道,无论是军律、军饷,还是枪械管理、募兵标准等,样样都说得了点子上,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

袁世凯的运气也实在是好,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随后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迹之始。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已初具规模的定武军,在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7300人后,袁世凯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犯者定斩不饶。新建陆军的军制也很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此时的袁世凯,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这支军队上,几乎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在军营中,袁世凯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一把推开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以杜绝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很不简单。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军队的兵营里,到处都是认真负责的洋教习、朝气蓬勃的新进军官、精神饱满的士兵、崭新的枪械大炮,操场上战马嘶腾,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

当然,也不是没有隐患。据说,袁世凯曾在军中明目张胆地树立个人权势,当时各军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有人说,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给谁出力?”士兵们齐声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如此一来,这支新建陆军便成了袁家军,怪不得后来其它人根本无法调遣这支部队。

袁世凯用人还是有一套的,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才脱颖而出的,譬如“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原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就连那些被朝廷革职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人,他们也都纷纷投靠到袁世凯的麾下,为之卖命。

袁世凯练就的这支新建陆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乱世抓枪杆,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有了这个资本,从此便声誉鹊起,一飞冲天了。但是,凡事有好也有坏,袁世凯是有成绩,但因此招来很多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的妒忌,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世凯要反清叛逆云云。

当时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也一度听信谣言,他后来亲自到小站去查看,若发现袁世凯有谋反迹象,就立刻加以剪除。不料荣禄去了小站后,发现这新建陆军还真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壁垒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师,当时就给荣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反将之引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凯也就投到了荣禄的门下。

众所皆知,袁世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初表现积极,还为强学会捐过一大笔钱,维新派也将之引为知己,并向光绪皇帝大力推荐。只可惜后来风云突变,袁世凯为了自保,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全盘托出,导致六君子喋血街头,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瀛台。

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而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机会也就接踵而至。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七千人前往弹压义和团运动。在庚子年中,袁世凯不仅按兵不动,而且在“保境安民”的借口下将原有的山东旧军20营扩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如此以来,袁世凯在保住一方平安的同时,又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交口称赞。庚子年后,朝廷重臣李鸿章在临死前特地向朝廷举荐了袁世凯。由此,袁世凯很快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俨然已是年富力强、权势显赫的袁宰相了!要知道,当时的袁世凯不过四十刚出头,他的前途不但远胜于他家的那几个进士、举人大老爷,恐怕老领导李鸿章都不在话下呢。

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中惨败,扩大新军的规模也就成为朝野中的共识,这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机遇。1903年11月,经过一番努力后,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由此,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北洋陆军六镇也在两年之后大体编练完成,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发轫期。

当时的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下面担任协统、标统的中上层军官也都是袁世凯的人,比如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

袁世凯不仅兵练得好,他在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其他方面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事务也搞得有声有色。在袁世凯的领导下,直隶在清末新政中一直走在各省的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还在1905年联名上奏清廷,将沿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而在后来的立宪中,袁世凯也力主改革管制,实行责任内阁,方方面面都显得才干突出,咄咄逼人。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那些满族亲贵不免有些养虎为患的不寒而栗了。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但他又太能干了,而且是个汉人哪。袁世凯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练成外,其它各省大都没有练成;即使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六镇。

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那样忠君爱国、科举出身的读书人,这万一他……哼哼,后果不堪设想哪。

《民国往事》:连载四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6

三、载沣要杀袁世凯

时间如同流水,日子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一转眼便到了1908年。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两人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天。

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载沣出生于1883年,他在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当时年仅9岁。在和光绪闹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有意培养载沣:1900年,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后来又派往德国代表清廷谢罪;1901年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载沣成为军机大臣,当时他年仅26岁。光绪龙驭光归天后,慈禧太后安排由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象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给载沣写信,说袁世凯是光绪爷被困的罪魁祸首,要求载沣“诛杀贼臣”。看来,在保护伞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究竟有没有这场传说中的“杀袁”兄弟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确实就是袁世凯。在庚子年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无限,也的确办了不少大事、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不管是编练军队还是官制改革,还有预备立宪,他样样都要积极参与。袁世凯不仅朝中有人,门生故旧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袁世凯铁杆心腹、惟其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清王朝本是马上打来的天下,可没想到的是,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曾经让满人引以为豪的的八旗劲旅竟然已经不能打仗,重金豢养的绿营也是遇战即溃,毫无用处。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的势力异军突起,各省督抚多由汉人出任,地方权力过大,结果是尾大不掉,清廷也就开始出现软政权化的趋势。特别在庚子年中,南方的汉人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而且还宣布“东南互保”,这隐约间,清廷实际上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这几年突然崛起的政治新星袁世凯,他年富力强又党羽甚众,怎能不让那些亲贵们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如今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从前他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善耆等人建议,目前之计,非得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等袁世凯的势力养成,届时非但不能削除,反有祸在旦夕之虞。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对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慈禧太后在前两年已早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督抚升为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但实际上却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为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大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同时调入,目的是对袁加以牵制。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短短的一两年间,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军机处在朝廷中至关重要,要想处置袁世凯这样的军机重臣,必须经过其他军机大臣们的同意,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如何处理。不料老庆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作恐慌状。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关系重大,得和张之洞商量下。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是汉人大臣,而且已是暮年,他听后不免长叹一声,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沉吟半响后,张之洞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须以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但这次他说的话却的确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张之洞是为了大局着想还是其它,他的表态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民国往事》:连载五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6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他们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两江总督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1909年1月2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象往常一样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当他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其拦住,偷偷的说:“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还是早筹自全之策为妙。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他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亲信召来商议对策。属下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自己人。袁世凯听后立刻起身收拾行装,并在张怀芝等人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

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督署,也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行踪。正当袁世凯气恼之时,杨士骧的亲信很快登上火车。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将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与风波。

此时的袁府早已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北京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闹得是鸡犬不宁。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负责找寻袁世凯的张之洞听说老袁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事后,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我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谁说袁世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慈禧太后在死前将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不也只能乖乖地交出兵权?如今摄政王载沣命他“回籍养疴”,他不也只能磕头谢恩、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而去,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能保住一条性命已属万幸,足见专制之毒,不言而喻。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其私党一个个清除,清末的政坛也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杨士骧于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随后,载沣又派自己的弟弟载洵做了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载涛做了军咨处大臣掌管陆军。载沣的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那次出访时德国皇帝教导的,那就是:军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族手中!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三兄弟看似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袁世凯的势力实际上远未拔除。事实上,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他这个人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最要命的是,载沣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他太年轻了,也缺少政治经验。想和袁世凯斗,他恐怕还嫩了点。

《民国往事》:连载六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7

四、野老胸中负兵甲

再说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心里是既羞又愤,但当时的形势已容不得多想,他也只能含怨带屈的带着一家老小,凄凄惶惶的离开了北京城。

按理,袁世凯该回老家河南项城,但这时他还回不去了。原来,袁世凯在庚子年就任山东巡抚时曾严厉剿杀义和团,由于下手比较狠,当时那些支持“义民”反洋的朝廷当权派对袁世凯大为不满,结果是群起弹劾。为平息众怒,袁世凯只得将他时任营官的长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说他“纵勇扰民、残害百姓”,最后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如此一来,原本已是补用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弟弟毁于一旦。

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做得有点过分。明眼人一看就是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敦代弟受过而袁世凯弃兄自保,袁世敦做了袁世凯的替罪羊。袁世敦在灰头土脸的回了项城老家后,也就不免含恨在心。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他希望将其葬入祖茔正穴(刘氏虽然是侧室,但已扶正多年)。当时袁世凯在朝廷中正红得发紫,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由此,兄弟两人彻底闹翻,袁世凯在气愤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

从高位上跌落的袁世凯此时可谓是失落到了极点,北京容不下他,项城老家又不好意思回,后来他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姑且在此安身隐居。洹水又名安阳河,据说两千多年前,那位纵纵横捭阖的辩士苏秦便曾经提出“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说的便是此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今洹水依旧万古长流,而昔日的英雄将相却早已化为一抹黄土。

袁世凯之所以选中这里,倒不是因为苏秦的预言,而是这里“前临洹水,左拥太行”,风景极为开阔。袁世凯买下的这座宅院原本是天津盐商何炳莹所修建,后来他觉得过于小气,于是加以大规模的扩充改建。一年之后,这里便成为“洹上村”的巨宅。与周围低矮房屋不同的是,袁世凯的这座宅院四周都筑有高大的围墙,并建有几座威严的炮台。另外,还有两营全副武装的护卫马队时刻保护,更使得这座奇特的建筑不像隐居之所,反象是旷野上突兀的中世纪城堡。

袁世凯的宅院外虽然威严,但围墙内的风情却大不相同。经过精心的修整后,宅内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颇有园林之景象;另外,袁世凯又特意命人在院外凿了一条小渠将洹水引入,由此院内小桥流水,到处泉水叮咚,倒也颇显情趣非凡。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园内还挖了一个大水池,每到春天的时候,池边桃李芬芳,争鲜斗艳;而夏天的时候则荷花飘香,鱼虾成群,每到这时,袁世凯和亲友便前去垂钓,悠哉乐哉。

这座精心打造的花园,袁世凯给它起了个名叫“养寿园”,意思是在此归隐,颐养天年(此时的袁世凯刚刚五十出头)。在彰德隐居期间,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

文笔一向不佳的袁世凯,这时倒写了几首颇有意思的诗,姑且撷取数句一赏:“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多少有点自嘲之意;“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似乎又有不甘之心;“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勃勃雄心毕竟难掩;最逗的是这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为此,袁世凯还特意将自己那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公布于《东方杂志》,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思。不过,从那副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既然要钓,那就钓大鱼,反正是愿者上钩,我自巍然不动。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这座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的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民国往事》:连载七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8

袁世凯毕竟是练兵出身,眼光老道,他深知此次举事非同小可,绝非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和孙中山那些革命党人的会党冲击可以比拟---新军配备的都是火力强大的现代化武装,完全具备了断送大清王朝的能力,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时出山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说句实话,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监急,现在情况不同了,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嗐,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1. 明年即开国会;2. 组织责任内阁;3. 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 解除党禁;5. 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 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特别强调,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一个个跳脚大骂,骂袁世凯漫天要价,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是,这班人在朝廷大骂,袁世凯既听不见也无所谓,反正他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

当北洋大将冯国璋路过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要他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将荫昌召回,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民国往事》:连载八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8

五、保路运动

要说起这武昌起义,还得从四川的保路运动说起。“要想富,先修路”,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民智渐开,渐渐明白这火车原来也有很多好处,而清廷则意识到铁路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清廷最开始的铁路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数条铁路主要都是外国投资,由此也引发了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担心路权丧失,清廷后来便也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由国人独立建造铁路的方式。1904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了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变成了国民的自觉运动。

由此,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国人自建铁路也有弊端,因为铁路建设的周期较长,投资浩大,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未见成效,有的甚至出现“后路未修、前路已坏”的情况。在这些问题中,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困难,譬如当时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只筹集所需资金的一半;湖南段筹集了五百万两,不到预算的五分之一;再如川汉铁路,四川虽然筹集一千六百万两,但也只相当于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修路,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这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了不小的负担。更让人心寒的是,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其中最为讽刺的,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四川在建国前都未曾通火车)。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那些办理多年却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纠葛下,清廷的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铁路干线国有化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来垄断投资建设,但清廷也没有钱,其措施必然是举借外债,路权流失。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新官上任伊始,便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推出了一个过于激进的政策。按照这个国务院第一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投资建设。

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确有不妥之处。盛宣怀是搞经济的能手,又曾经营铁路建设多年,他的想法不能说不对,但做法未免着急了点。本来“皇族内阁”就令国内士绅人心汹汹,有气没地撒,而盛部长在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对民意完全无视。

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士绅民众纷纷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这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如两个世界。

在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瑞澂或软或硬的手段下,两湖的保路运动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会虽然得以开展活动,但也未掀起大的波澜。但四川却风云突变,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王总督见群情汹涌,只得答应代为上奏,请求暂缓接收,但没想奏章上去后,反遭到朝廷的斥责,说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连王人文也被申饬。

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当时控制了川省铁路董事会,他们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与愤慨,因为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已经募集的路股仍旧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而四川路股则认为亏空太多,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其余责任自负。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坚决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朝廷不能代为弥补民办铁路公司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民国往事》:连载九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8

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他当时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而川路股东认为,如果让他们继续修建铁路(虽然不知道哪一年才能修好),一旦建成自然可以还本获利,但不让他们继续修建,那已经亏损的损失便永远无法挽回。

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在8月中旬被强行接收。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众人走上街头,据理力争(借用已故皇帝的牌位和圣旨,足见前人极有策略,后人当自叹弗如)。

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开后,很快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一步步走向失控。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四川总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入川。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牌位,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为保自己前程,他于9月7日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同时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试图平息事态。随后,赵尔丰又贴出告示,命令成都商民“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但是,赵尔丰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就在告示贴出的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群情汹涌之下,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民众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冒汗(这种局面,十有八九要失控)。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焦虑万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民众一片惊慌,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水电报”将消息传遍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在次日便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随后饬令鄂、湘等6省援军赴川镇压。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速入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受命的官员们对控制四川危局毫无信心,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危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此,辛亥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而大清王朝已经步入了倒计时。

《民国往事》:连载十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9

六、武昌楼上风云起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决定调派湖北新军入川,这却又为准备已久的武昌起义拉响了导火索。

湖北当时主要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共进会是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由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如湖北的孙武、湖南的焦达峰、江西的邓文翚等人组成。共进会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他们主要联络会党与新军,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当时湖北新军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和文学基本不搭界,它其实是革命党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进行合作,共举大事。正当他们周密部署的时候,清廷命湖北新军入川的消息传来,共进会和文学社开会后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会上,文学社的蒋翊武被推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则被推为军务部长。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倒不是消息泄露,而是当时谣言遍地飞,小道消息虽然不准,但也能偶尔得中)。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内部,于是他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则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武昌城内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此时非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而显得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在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另外,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十日,即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

在过完了一个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悬起的一颗心刚刚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

10月9日下午,孙武、刘公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由于大家彼此熟识,孙武等人也并未在意。在其他人工作的时候,刘同漫不经心的在一旁抽烟,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结果引发了剧烈爆炸。

爆炸发生后,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场被烧成重伤,后被同伴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湖北当局。

革命党要造反,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案子。紧接着,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他立刻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紧急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各起义部队当晚十二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但不幸的是,由于城内戒备森严,起义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始终没有打响。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在抓到这些重要党人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随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随后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可惜的是,瑞澂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原本宁静的夜晚顿时被划破---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和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革命士兵站了出来,他们主动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就在当晚七点过后,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陶排长一向责任心很强,他立刻怀疑金兆龙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他的枪,于是两人扭打了起来。

在两人揪斗间,金兆龙大呼:“同志动手!”同棚的士兵程定国闻声赶来相助,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陶排长可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被他这个小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

《民国往事》:连载十一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09

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且不说了。枪声一响,起义召集人熊秉坤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当机立断,宣布立刻发动起义。在熊秉坤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动。营中的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慌忙出营阻拦,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可怜阮、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形势,这时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敢大声喝阻,结果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了他们的胸膛。随后,革命士兵们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由于弹药缺乏,熊秉坤随即率领士兵们奔往楚望台军械所。到了那边后,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服众也不懂指挥,于是他顺应了士兵们的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早期的一个革命团体,后被破坏),他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吴兆麟受命后,他一边命令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形势正向着革命党人的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枪击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人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在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营房,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们听到枪声后便在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下,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在城外塘角的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一边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另外还派了一些士兵循着枪声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并迅速占领楚望台和蛇山等处高地,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纷纷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展开军事行动。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动作起来,那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尚未起义的清军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集中兵力,而能与之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最终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湖广总督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还有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

10月11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昭示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革命士兵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在局势不定的情况下,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又以“非军人”、“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脱。大家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师长)张彪的协统(旅长)黎元洪。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他早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曾随同“广甲”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并得到重用。在武昌起义爆发之时,黎元洪正担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一个加强旅)统领。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并曾亲手杀害革命士兵。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自知情况不妙,当时正躲在幕友刘文吉家中避难。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据说,黎元洪在情急之下躲进了床底,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谘议局。当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惊慌的连声道:“莫害我!莫害我!”

由于黎元洪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有个人便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于是乎,“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

12日,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慷慨激昂的表示:“自此以后,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愿与诸君共生死”。而谘议局的汤化龙等人也异常活跃,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立。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首义的革命士兵们反而靠边站了。

《民国往事》:连载十二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0

七、清廷大势已去

武汉自古为五省通衢,在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开后,清廷感到极为震惊而恐慌。经过一番紧急的磋商后,清廷在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的同时,又调派了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和长江水师前往助剿。

北洋军是很厉害,但荫昌却指挥不动,这些人都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队伍,袁世凯让他们走,他们就走;让他们停,他们立马不动了。武昌举义后,各地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糟糕,摄政王载沣这下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处下手。

正当湖北的革命军占据武汉的时候,湖南新军也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在革命党焦达峰等人的策划下,湖南新军几乎没有遇到哪怕像样一点的抵抗,便已经占领了巡抚衙门。据说,这些革命士兵还没有杀到巡抚衙门,便远远看到院内竖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飘着个大白旗,旗上写着两个大字,待到走近一看,可不是“大汉”二字?原来,巡抚余城格早已逃之夭夭,特树一旗表示诚意。于是,湖南的革命除放了三声信号枪外,便已是兵不血刃地光复了长沙。

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西安的革命党也宣告举事。西安将军文瑞和护理巡抚钱能训自知新军不可靠,正当他们打算将其调出西安、以分散其兵力时,消息突然走漏了出去,革命党反先行一步,逼得文瑞投井自杀,钱能训举枪自伤。发难的指挥者为新军管带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既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是同盟会员,由此一呼百应,革命自然成功。

在陕西革命党起事的后一日,江西九江的新军也宣告独立,九江知府朴良被赶走后,标统马毓宝被公推为都督。九江独立后,不过一周,革命党人便冲进南昌,把巡抚衙门占了,原巡抚冯汝骙又羞又愤,竟然在遣送途中吞金自杀,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九江独立后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给炸死,两广总督张鸣歧自知大势已去,只得于11月9日接受地方士绅“和平独立”的要求,随后便逃到了租界,保命要紧。随后,革命党胡汉民从香港赶来并做上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做上都督后,革命党人蜂拥而至,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全部齐聚广州,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陕西革命后,邻省的山西革命党也跃跃欲试。10月29日,山西新军发难,革命士兵迅速攻占了巡抚衙门,并将巡抚陆钟琦与协统谭振德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随之,山西各界代表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标统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由此成就了老阎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

接下来宣布革命的是云南。10月30日,倾向革命的新军协统蔡锷和革命党人唐继尧等人经过多次密谋后发动起义,随后同总督李经羲和19镇统制钟麟同的清兵展开激战,最终将钟麟同击毙,李经羲被俘获,昆明光复。

最可笑的是浙江巡抚增韫,他见各省纷纷独立,心里不免愁灼万分,每日都要召集官绅开会讨论,偏偏那些绅士每日以“独立”为请,增韫听了更是头皮发麻。浙江本就是革命党活动频繁之地,他们见武昌首义成功,自己哪能无动于衷?当时便有陈其美等人策划要在杭州和上海同时举事,把场面闹腾大点。不料陈其美等人尚未准备妥当,上海革命党便率先发难。得到消息后,浙江革命党自然不甘落于人后,次日便组织了敢死队前往巡抚衙门扔炸弹。这炸弹一响,革命党便纷纷冲进署门,那些巡抚卫队个个目瞪口呆,竟然不敢抵抗,急得巡抚增韫只得往马厩里藏身,不巧革命党眼明手快,当场给逮了个正着。好在增韫并无恶行,最后被礼送出境了事。随后,浙江成立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被推为都督。

本来杭州、上海两地的起义都是陈其美来组织,不料11月3日闸北巡警率先发难,随后商团武装又在南市起事,上海道台刘燕翼和知县田宝荣只得仓皇逃往租界保命要紧。随后,陈其美率领革命党攻打最后一个堡垒江南制造局,将其拿下后于11月4日宣告上海光复,陈其美也就此当上了上海都督。

就在上海举义的同一天,贵州革命党人也率兵攻打贵阳城。早在数日前,谘议局的议员们便劝告巡抚沈瑜庆反正,但沈巡抚不肯答应。11月3日,等到革命军打进城来,沈巡抚见大势已去,只得拱手交出政权,黯然下台。后来,云南的唐继尧率滇军进入,并当了贵州都督。

武昌首义不到一个月,各省便纷纷响应,那些尚未光复的巡抚也是左右不定,坐立不安,最后有两个省的巡抚一狠心,也宣布独立,“咸与维新”,这便是广西与安徽两省。广西巡抚沈秉堃反正后不久,便被副都督、革命党人陆荣廷给挤走。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合肥、芜湖等地相继宣告独立后,也在省城安庆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不料此举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准朱巡抚自行革命,于是便在11月11日宣布重新独立,并以王天培为都督。后来朱家宝有煽动巡防营闹事,夺回军政大权。革命党人大愤,向九江军政府求援,于是李烈钧便派兵进入安庆收拾残局,最后由革命党人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

《民国往事》:连载十三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0

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反正则充满了喜剧性。11月4日晚,起义成功的革命党派出50人的小分队前往苏州策反新军,次日新军和革命党便进入苏州,并占领了各大衙门,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一向谨小慎微的程德全倒还算镇定,说:“值此无可奈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便顺应了革命。为表示革命的诚意,程德全特命人用大竹竿将巡抚衙门大堂上的檐片挑去几片,以表示与清廷划清界限。在大瓦片“哐当”落地声中,江苏也宣布加入了革命阵营---程德全昨天还是大清的江苏巡抚,一眨眼便又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江苏都督。

在龙旗频频落地中,也不是没有反抗的,譬如在福建。福建革命党人彭寿松从日本回来,在争取到福建新军协统许崇智等人的支持后,决定在11月12日发动起义。11月8日,福建谘议局议员劝告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松寿脑子不开化,偏要顽抗到底。受此刺激,革命党当天晚上便发动起义,松寿也组织了旗兵拼死抵抗,双方竟然激战了一个晚上。最后,革命党和新军击溃旗兵,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福州将军被击毙。于是,福建便也落入了革命党人的手中。

引发众多革命的四川反倒晚于其它省份独立。11月22日,重庆首先宣布独立,随后其它各府、州、县才陆续独立,唯独剩下省城成都被革命军包围,久久未能攻破。11月26日,新授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他带领的湖北新军士兵所杀,四川的局势更加的混乱。要说起来,端方虽是满人,但他本人倒是一名开明且有才干的官员,而且并无恶行,值此反满风潮中殒命,也是可惜可怜。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在端方被杀的次日宣布反正,但他本人未及逃走便被革命军抓住正法。

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便都已宣告独立,就连长江上的十多只海军军舰,也在革命党的策划下投了革命军。有意思的是,在南方革命各省中,飘扬的旗帜却大不相同:湖北、湖南、江西打的是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的是青天白日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用的是光复会的五色旗;陈炯明在惠州举义时,手里拿的居然是古老的“井”字旗;至于那些反正的省份倒没那么复杂,他们只管挂出一面白布算是顺风旗---顶多在旗上写上“大汉”或者“兴汉”几个大字。

北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清廷寒心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宣布取消独立---实在是一场闹剧。就连东三省也不太平,吉林、黑龙江也搞了保安会,奉天也杂入革命军,革命党蓝天尉还自称为都督。

让清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及辫帅张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和革命军对抗,实在是可歌可泣。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宁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总司令林述庆、还有浙军总司令朱瑞、苏军总司令刘之杰等,革命军会集三万多兵力向南京发起猛攻。提督张勋也有几分能耐,他督率了十八营如狼似虎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未见吃亏,只是最后革命军实在攻得紧了,张勋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也落入了革命党的手中。

如此一来,全国各省十去其八,清廷只剩下北方几个省还没有宣告独立,大势已去矣。

《民国往事》:连载十四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1

八、钓翁眼底小王侯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便以“首义”的资格向其它各独立省份发出筹建全国临时政府的通电,而上海、江浙都督在两天后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并电邀各省代表来沪商谈。由于革命阵营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声音,上海方面为尊重武昌首功,随后同意了在武昌会议的通电。
不料各省代表陆续抵达武昌后,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也已经大兵压境。10月27日,清廷将督师无功的陆军大臣荫昌召回后,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授予统一指挥前线水陆各军的大权。

尽管军权到手,但袁世凯仍旧未置可否,不肯即刻出山。两天后,山西又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联合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并公然致电南方的革命党,表示自己断不会督师南下与革命军作战。

原来,清廷本打算在北方举行秋操,而一些新军将领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廿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人却秘密决议,打算乘秋操时以实弹射击,先将忠于清廷的禁卫军击溃,然后趁势攻入北京。清廷得知这个消息后,慌忙将秋操计划取消。武昌起义后,驻滦州的第廿镇统制张绍将曾将运往前线的大批军火截留,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卅九协协统伍禄祯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12项要求。

“滦州兵谏”无疑是后院着火,令清廷惊恐万状,因为滦州和北京近在咫尺,一旦倒戈,后果不堪设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在10月30日以极快的速度颁发了四道谕旨:一是罪己诏,皇上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并誓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取消皇族内阁,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四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而资政院也不敢怠慢,他们在四天之内便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制定上奏,而清廷则在当天就加以颁布,并宣布择期在太庙宣誓,以资信守。

眼见火候已到,袁世凯也就不再装腔作势,他在30日当天便从彰德启程南下,31日抵达信阳同荫昌完成交接,11月1日便进驻孝感,正式接管了军权。荫昌在同袁世凯交接后如释重负,随即便乐颠颠的跑回了北京。

袁世凯的旧部听说袁世凯已经出山,为迎接老首长的到来,随后便对汉口发起猛攻,迫使革命军退出汉口外围。在随后的几天里,北洋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竟然下令纵火助攻,将原本繁华的汉口烧成一片焦土。在隆隆炮声和连夜大火中,百姓携家带口,狼狈逃窜,情状极惨。

11月1日,北洋军攻下汉口,并蓄势进攻汉阳。就在这天,清廷批准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等人的辞职,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据说,袁世凯接到诏旨后放声大笑,这三年多来,他总算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不过,袁世凯并不想接受清廷对他的授命,而是等到11月8日资政院按照《宪法信条》正式选举他为内阁总理后,他才于次日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就职。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三天后,由袁世凯组建的新内阁宣布成立,其中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等心腹赫然在榜。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的听从清廷的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子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袁世凯复出之前,他与革命军之间便已经展开接触,当时黎元洪和黄兴都曾经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拥护共和,但由于双方在国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上谈不拢,最后只好作罢。回到北京后,袁世凯独辟蹊径,他连续三个晚上约见刚刚释放的同盟会重要成员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以间接打开与同盟会接触的孔道。

《民国往事》:连载十五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1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又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袁世凯之所以要派出蔡廷干去谈判,主要是考虑到蔡廷干曾经是北洋舰队的鱼雷艇管带,与武昌首义的都督黎元洪曾有同袍之谊,但蔡廷干到了武昌后,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仍旧没有谈拢。

由于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11月21日,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尽管革命军有黄兴等人指挥抵御,但终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汉阳在26日便宣告易手。

在攻下汉阳后,前军指挥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冯国璋在得到电旨后,他十分激动的对身边幕僚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效劳!”

在高兴之余,冯国璋便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日后也能博得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岂不美哉?于是冯国璋便派重兵占住龟山,架起机关大炮轰击了三天三夜,正当他想发兵渡江时,袁世凯一纸电报发来,命令暂时停战,这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他没法理解,在士气大振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呢?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切勿再轻举妄动。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到底,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老袁要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冯国璋那脑袋哪能理解得了。

袁世凯并不急于武汉的战事,他当时要做的,是先将那些皇族亲贵如载涛和毓朗等人,以“亲贵不得预政”的借口从军咨府等机构中扫地出门;不仅如此,就连摄政王载沣也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于12月6日交出印信,退回藩邸。以载沣的能力和性格,他倒不如回家抱孩子来得自在。

在武汉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袁世凯又向革命军大抛橄榄枝。这一次,袁世凯请出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于是交战双方再次停战议和。在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随后他又名正言顺的派出议和代表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唐绍仪原本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来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南方独立各省则选出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伍廷芳早年曾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南方代表,双方算是旗鼓相当。

12月12日,唐绍仪等人抵达武昌进行谈判。在会晤黎元洪的时候,唐绍仪透露了袁世凯也有意赞同共和,不过得经过国民会议决议后方可让清廷下台。黎元洪得知后,便将消息告知了正齐集南京的各省代表。在同黎元洪取得谅解后,唐绍仪一行人又在革命党人王正廷、谭人凤等人的陪同下,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进行谈判。

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议事厅开始正式谈判,英、法、德、美、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也都作为见证人出席了会议。谈判开始后,双方先就全面停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一致。

对于政体问题,伍廷芳首先提出,如今全国人民(你如何得知?)都向往共和,因此赞成共和是谈判的前提;而唐绍仪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但必须召开国民大会(话虽有理,但实难操作),政体应取决于民意。双方各持一词,不肯让步。

实际上,袁世凯最初是希望保留清室,他认为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如同英国),这样既照顾了清廷的面子,又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而自己又从中掌握了大权,这是他最希望达成的谈判结果(或许本该是当时最好的方案)。

但是,南方代表坚决反对保留清室,他们声称,如果能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护共和,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总而言之一句话,清帝必须退位(他们不明白,废除皇帝不等于废除专制,两者实则天壤之别)。

对于南方代表要求清帝公开下台的要求,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心理上来说,他个人虽然希望当上民国大总统,但也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假如能够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以国民公意作为台阶,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

在谈判过程中,南京被江浙联军攻下,原聚集在武昌的独立各省代表迁到南京,也在开始着手筹备临时革命政府,但由于各省革命党派系林立,无人可以服众,一时间相互纷争,临时革命政府竟然无法出台。正当袁世凯还在运筹帷幄、为政体问题大伤脑筋,而革命军阵营为推选领袖而烦恼时,这时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将问题迎刃而解。

此人便是孙中山。

《民国往事》:连载十六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2

初试共和

九、孙中山是何方神圣

要说起孙中山先生,固然是名满天下、人所皆知,但需稍做提醒的是,孙先生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孙先生一生中曾有二十多个化名,“中山”二字便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其家世代为农,未见宽裕。在读过几年私塾后,13岁的孙中山于1879年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西方教育。1883年,孙中山一度想受洗入教,但遭到了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老家翠亨村。

回家之后,年轻的孙先生觉得村中保守依旧,死气沉沉,于是他和另一个新派青年也是他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将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推翻砸倒¬。这种革命行为,欧洲新教徒在宗教改革运动时干过,当年洪秀全也曾干过,但结果是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最后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惶急之下,只好双双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随后又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又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时人冠以“四大寇”之名---乡民愚昧,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职业失去了兴趣,而改为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一番,但因老康要小孙“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历史是有趣的,倘若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写了一封上书给当时朝中最显赫的李鸿章李中堂。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将上书写好,又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后,他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如同泥牛入海,毫无下文。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也算正常。你想,李中堂当时多忙啊,他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小青年。即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难留印象。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不经意间便把这两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

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兴中会之前,香港的杨衢云和他的一帮同志搞了一个名叫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几乎和孙中山的兴中会一模一样,无外乎“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之类。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友人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合并为一个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辅仁学社未免太文绉绉了)。

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可惜的是,由于消息泄露,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陆皓东也不幸被捕杀害,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不意间却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在横滨后,孙中山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孙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都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件事颇为蹊跷,据说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也有人说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的,真是奇哉怪也)。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和雇工科尔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和孟森紧急求救。两位先生得讯后,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在孙中山被放出来后,他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这事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报纸最怕没新闻)。由此,中国革命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民国往事》:连载十七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2

名气大归名气大,但孙中山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譬如庚子年10月发动的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形势尚好,但由于日本奸商所提供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庚子年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孙中山久居日本也觉无趣,于是在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此时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悄然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

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当时已经势力坐大,孙中山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张之洞在湖北主政时,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动静小的送日本,闹腾大的就送欧洲(这样麻烦可以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是富贵人家出身,官费又充裕,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生造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总不成事。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气很大,而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来欧洲,以壮声势。

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是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一下就把小革命党们唬住了。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又去了日本。

当时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先生去办。1905年,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902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还曾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铁血丈夫团之类的组织。黄兴后来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等人筹建了华兴会,黄兴出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可谓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在初次会面后一见如故,随后便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为可疑,读者宜自查之),当时参会的有76人,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张继、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会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成立“中国同盟会”。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留日学生,现场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的演讲激情澎湃(“孙大炮”的外号不是吹的),令在场的留学生们如痴如醉,可谓是一炮而红。由此,孙中山的威名不仅在日留学生中传遍,而且传到了除中国大陆之外的整个华人世界,并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西南地区连续发动的八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可惜的是,这次起义虽然准本充分,而且同志牺牲极大,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尚在美国。直到起义后的第三天,孙中山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于是他决定先前往各国游说,以赢得各国对革命的支持并筹集巨款回国。可惜的是,各国政府都是些势利眼,他们对武昌起义持中立态度,对革命党也不报信心,结果孙中山转了一圈也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最后于12月21日打道回国。

孙中山的回归,倒是顺利解决了革命阵营推选领袖的问题。说实话,这时也只有孙中山才具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和威望。在万众瞩目之下,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于是,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当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民国往事》:连载十八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3

十、袁总理逼宫

1912年的1月1日,这一天本应是宣统三年农历十一月十三,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并被历史学家大书特书。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民国的新纪元从这一天开始,民国的历史就此拉开了帷幕。

这天上午,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头戴红边军帽,身穿黄褐色军服,在同盟会员及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神采奕奕的来到上海火车站。上午11点,火车拉响汽笛,孙中山一行人登上前往南京的专列;下午5点,总统专列抵达南京的下关车站,在革命军鸣响21响礼炮后,孙中山登上彩绸花车,在沿途骑兵的护卫下,一行人前往临时大总统府出席就职典礼。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革命事业凡事就简,临时大总统府也就直接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府。当晚10点,临时大总统府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就职典礼在一阵雄壮的军乐声中开始。首先,由独立各省代表会的临时议长宣布选举结果;随后,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宣誓结束后,典礼在“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中结束,整个过程简短而隆重。

袁世凯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当场就把鼻子给气得歪了过去:他费劲心思的在革命军和清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料到半路杀出个孙中山,将他的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是病猫。随后,袁世凯怒气冲冲的将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撤下,并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通通无效,之后的谈判必须由他本人来亲自负责。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云云,作为对南京革命党人的反击。

为了给南方的革命党制造些压力,袁世凯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又唆使自己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个北洋军将领发表通电赞成君主立宪,这些武人们声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

袁世凯可谓老奸巨猾矣!他不仅用这个电报来恫吓革命党,还拿着这个电报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乘机将太后的300万两内孥骗出,一石二鸟,果然是技高一筹。

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他表面上威吓说要与南方革命党兵戎相见,但在暗地里,南北谈判其实仍旧在继续进行。革命党终究年轻了点,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在袁世凯要动武的恐吓之下很快就妥协了,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民国的大总统便非袁世凯莫属”。

在听说南方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袁世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但是,袁世凯也不想将谈判之路完全堵死,他随后又发电报质问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选举总统到底是何用意?假设国会议决实行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

在得到南方革命党选举他做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再三保证后,袁世凯随后又抛出橄榄枝,假惺惺的表示,等到“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但是,袁世凯也提出要求,那就是革命党必须承诺在清帝退位后给予清室优待条件,他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在不断的交涉中,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时机既已成熟,袁世凯便开始了他的逼宫计划。1月16日,袁世凯便随同庆亲王奕劻(早已重金买通,用于敲边鼓)进宫,他一面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向隆裕太后报告了“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6镇已经无法防卫京津;人心涣散、如江河决”的险恶形势,一面又絮絮叨叨的向隆裕太后说了一通“变更国体,实行共和,换取优待条件”的好处,直说得隆裕太后泪落不止----数天前还口口声声说不负于孤儿寡母的袁大总理,今天怎么就像是换了一个面孔一般?

隆裕太后一个妇道人家,她深居内宫,哪里知道袁大总理此刻已经吃下“民国总统非他莫属”的定心丸!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又恐吓道:“倘若不答应革命党的条件,弄不好会像法兰西革命一样,届时皇室连子孙后代都不复见!”

在袁世凯的连哄带吓和奕劻的假劝真骗下,隆裕太后最终只能呜呜咽咽的说:“我们母子二人,命悬卿手,总要卿好好办理,好好歹歹,教皇族无恙、我们母子得以保全,此刻我也顾不得列祖列宗了!”

情景如此凄惨,袁世凯也只好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几把伤心泪,这才慢慢退出。

《民国往事》:连载十九

宝宝寒 发表于 2009-6-1 14:13

等袁世凯出了皇宫,此时已是晌午,街头上人头攒动,还是像往常那般的热闹,老百姓哪里知道即将要改朝换代!不过袁世凯此刻的心情还很不错,毕竟再难说的话也已经说了出去,而且事态的发展看起来也和自己的想象一样。

正当袁世凯心满意足的长舒一口气时,突然黑溜溜的一个东西从对面的茶楼上猛地抛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周围浓烟滚滚,火星四溅,马车边护驾的卫队长和另一个卫士当场便飞上了西天。所幸这颗炸弹离袁世凯的车驾尚有半米之远,火焰虽然舔了他的毛发,身上却无大碍。

遇刺的袁世凯虽然惊骇,倒也还算镇定,他立刻喝令卫士们快拿匪徒。那些卫士们得令后哪敢怠慢,一个个如狼似虎般的猛扑茶楼,当场便捉住行凶的三人。经审讯后,这三人原是直隶的革命党,说是要自制炸弹炸死袁总理,为革命党报仇云云。

原来,袁世凯回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前便已发生“滦州兵变”,而其中又以第六镇吴禄贞最为大患。吴禄贞本是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的革命党,曾在庚子年暗中声援湖北唐才常的自立军,在唐才常兵败被杀后,吴禄贞又潜回日本学习。由于他和禁卫军统领良弼是校友,后来又谋得了第六镇统制之职。当然,这是袁世凯退隐彰德后的事情了。

对于此等人物,袁世凯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滦州离北京太近,这些革命党太冲动,弄不好就会坏了自己的大事。兵变后没几天,吴禄贞正在石家庄的火车站时,突然有兵士向他敬礼,吴禄贞见其肩章是自己部下,开始也没有怀疑,只是应答如常。不料那人突然从靴筒里抽出短刀,猛然间向他突刺。吴禄贞正要拔出手枪,旁边又涌出十几名兵士向他开枪,吴禄贞虽然骁勇,但毕竟枪弹无情,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吴禄贞和他的随员便一命呜呼,连人头也被割了去。

至于滦州起义的那些革命党,袁世凯回到北京后立刻派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和通永镇总兵王怀庆领着些虎狼之师,不消两天便将那些革命党镇压得稀里哗啦,领头的王金铭、施从云等几个革命党相继被杀。就在袁世凯挨炸的前一天,通州的革命党总部也被北洋军围了个水泄不通,正准备发动起义的王治增等7名革命党惨遭斩决。革命党在北方本就无甚基础,与南方又不通声息,结果很快便被北洋军一举荡平。

失败后的北方革命党胸中愤懑,决计要组织暗杀团,将袁世凯这个穷凶极恶的共和障碍去除,为死难者报仇。在他们看来,袁世凯阴险狡诈,言而无信,若要推翻清王朝,就必先除掉袁世凯。就在袁世凯入宫奏事的那天,十几名革命党兵分三路,分别在袁世凯入宫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准备将之刺死。

等到袁世凯出宫后,他在卫队的护卫下安然通过了前两处埋伏,等到了三义茶楼的时候,埋伏在楼上的三个革命党见袁世凯已到楼下,便将早已准备好的炸弹朝着马车顶上扔了下去。可惜的是,落弹点离目标马车尚有些许距离,结果袁总理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倒是炸死了两匹马、外加晦气了袁世凯的卫队长袁金标和另一名卫士。

袁世凯这次遇刺未中,虽然被惊吓了一下,但实际上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当时满朝的亲贵都知道袁世凯在暗地里私通革命党,而革命党也公开声称要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现在经过这么一炸,隆裕太后也就打消了对袁世凯的猜疑,觉得袁总理还是清朝的大忠臣,并不是传说中那个卖主求荣的奸贼。而且,袁世凯的这次遇刺也说明,他之前与隆裕太后说革命党已经大批潜入京师,此事并非是空穴来风。据说,在袁世凯遇刺后的几天里,隆裕太后每日都带着宣统帝躲进了皇宫下的密道,生怕革命党也给他们来一下。

《民国往事》:连载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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