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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袁克定，他本是袁世凯正室于夫人所出，乃家中长子，此人从小便十分机敏，胸怀异志，不在其父之下。在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后，袁克定也就野心膨胀，成天琢磨着让父亲登基为帝，好将这袁家江山传将给他，过过皇帝的瘾。
袁克定是个聪明人，他在观察朝政后发现，民国最显赫的人物除了袁世凯之外，其次便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此人握有军权，倘若复辟帝制，必须要有他的支持。于是，袁克定便屡次派人去探段祺瑞的口风，看他是否支持袁世凯称帝。这去的次数多了，又稍微露骨了点，结果把老段惹怒，袁克定的心腹也被他痛斥一顿：“袁总统屡次宣言，誓不为帝，克定身为长子，岂有不知之理？如何一味的痴心妄想，想做皇帝，这岂不可笑？”
袁克定在被碰了一鼻子灰后恼羞成怒，于是便心生一计，要将段祺瑞从北京调开，让他离开袁世凯的身边，慢慢的冷落他，削去他的兵权，到时段祺瑞不就范都不行。再者，当时袁世凯正为无法调动黎元洪一事而烦恼，如果让段祺瑞去办理此事，并让老段担任湖北都督，岂不是一石二鸟，妙计得逞？
袁克定的这点小聪明还就打动了袁世凯，并促使他派出段祺瑞去湖北办理这趟差事。袁世凯当时还考虑到另外一点，那就是将黎元洪调往北京后，湖北的军队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袁克定说得对，此事非段祺瑞出马不可。
1913年12月8日，武昌阅马场上锣鼓喧天，军乐齐鸣，还不时的放起了阵阵礼炮。就在这一天，大人物段祺瑞来到武昌，黎元洪给予了去年欢迎孙中山的同等礼遇。不过想想也是，当年黎元洪当协统的时候，人家段祺瑞早已是统制，军阶远高于黎元洪。在南军北军对峙时期，段祺瑞已经是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如今又是陆军总长，黎元洪虽然是个副总统，但他也知道，副总统不过是个虚职，哪能跟老段相提并论。
对于黎元洪的谦恭，段祺瑞也不客气，无论是在阅兵还是宴席上，老段都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样子，丝毫没有把黎副总统放在眼里。第二天，等到酒足饭饱后，段祺瑞把黎元洪叫了过去，说：“我此次来湖北，主要有两件事。一来呢，是和副总统商议下湖北军队的整顿问题；二来呢，是大总统特派我前来邀请你去北京，有要事相商。”
黎元洪听后一愣，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在表面上还故作镇定，说：“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走不开。既然段总长说起整顿军队一事，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完成之后，再行赴京如何？”
段祺瑞摆摆手，说：“黎副总统尽可放心，我段某混迹军界十几年，其他的不敢说，但整顿军队这点小事恐怕还难不倒我。怎么，难道黎副总统还不信任我的能力？”
黎元洪听后赶忙说：“岂敢！岂敢！”
段祺瑞说：“既然如此，黎副总统也不必耽搁，这里的事情我会妥善处置。大总统催得急，不如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可怜黎元洪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的弄上火车（这也是段祺瑞南下的专列），即刻赴京去了。黎元洪在临走之前，还幻想能够再回来当他的湖北都督，于是将湖北都督府的事宜暂时委托给了参谋长金永炎。但他哪里想到，他这前脚一上车，袁世凯的电令后脚便到了：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将湖北的军队裁编得差不多了，北洋军的将领段芝贵和王占元先后担任了湖北都督，这里已经没黎元洪什么事了。
可笑的是，段祺瑞南下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还挖空心思的想着如何盛情款待，没想到自己反被袁世凯和段祺瑞给“霸王请客”了。黎副总统的段数，和袁大总统比毕竟要差点。
11日晨，黎元洪到达北京，袁世凯也很给面子，派出了总统府军事处总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及全体国务员、各部代表到车站，袁克定也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去迎接。车站周围200步内都有军警站岗，闲人不得入内；另外，还派出一营拱卫军列队迎候，持枪致意，以示隆重。最离奇的是，袁世凯又派出迎接孙中山的那辆金漆朱轮双马车，也让黎元洪过过国家正元首的瘾。
等到黎元洪去见袁世凯的时候，那简直比见段祺瑞还要谦恭十倍。按当时人所描述的，黎之见袁，简直就是“一极可敬之少年见一极尊严之长辈”。尽管袁世凯招待殷勤，但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请君入瓮的得意之色，而黎元洪在老袁的面前则是诚惶诚恐，抱着十二分的小心和谨慎。黎副总统终于知道什么叫“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了。
最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黎元洪安排的住处：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的东北处，四面环水，虽然风景甚佳，但终究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未免有些不吉利。对于这个典故，袁世凯岂有不知。他为了避嫌，早已命人将这里打扫干净，并换了一块匾额叫“小蓬莱”。看来，袁世凯是要黎元洪在这里做神仙了。神仙嘛，不就是不管俗事，混吃等死呗（黎元洪毕竟成不了仙）。
至于黎元洪从湖北带来的少数随行人员，并没有入住“小蓬莱”的资格，他们大都被安置在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由此，黎元洪也就失去耳目，真的和当年的光绪皇帝差不多了。
当然，袁世凯还是讲人情的。黎元洪到京数日后，其家眷也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来到北京，一起住进了南海瀛台。在生活待遇上，袁世凯也给予了黎元洪十分优厚的待遇，每月薪俸1万元（仅次于袁世凯），办公费2万元。光这两项，黎元洪每月便可拿到3万元，因为他实在是无公可办，每日不过散散步、读读书、看看报、写写字，真是悠哉游哉，做了一个政治寓公。
说袁世凯软禁黎元洪也不完全对。为了向黎元洪示好，营造大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和谐气氛，袁世凯还经常在晚饭后邀请黎元洪一起散步聊天，还让子女们常去黎元洪家拜访，造成总统和副总统两家人亲密无间之假象。
为了更好的控制黎元洪，袁世凯还提出两家换亲，即黎元洪的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袁世凯的儿子娶黎元洪的女儿。这个计划的前一部分由于黎元洪的夫人强烈反对而未果，而后一计划则顺利实施，可惜是个悲剧。黎元洪当时只有八岁的小女儿黎绍芳与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定亲后，后来终于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不幸福而郁郁寡欢，最终发展成精神病并死于精神病院。
尽管在表面上给予极高的尊崇与礼遇，但袁世凯对黎元洪仍旧不放心，因为以黎元洪的地位和名望，毕竟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而且当时想利用这点的人也不少。为了监视黎元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袁世凯特意派出总务厅长唐在礼对瀛台严加防范。
当时总统府本来就是警备森严，能进出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瀛台收到了特别的“优待”。对此，黎元洪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连他的湖北朋友来访，也都会有人监视并报告袁世凯。到后来，黎元洪也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干脆就深居简出，有钱就收，也不过问政治，袁世凯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去。在瀛台的日子里，黎副总统没有做成神仙，倒做成了菩萨---人称“黎菩萨”。
从1912年12月入住到1915年10月搬出南海瀛台，黎元洪总共在这个几同软禁之所待了近三年。正如黎元洪在《致鄂中父老》电文中说的，“遥望汉江，不禁泪下”，这个傀儡副总统，虽说是韬光养晦，但终究是有点心酸与不自在呢。
《民国往事》：连载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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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白狼传奇
在袁世凯将革命党、国会议员等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时候，突然中原闹起了白狼之患。当然，白狼不是狼，是人，他的名字叫白朗。
白朗是河南宝丰人，据说原是第六镇统制、革命党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遇刺后便愤然落草为寇，后来竟然声势日盛，白朗也被误呼为“白狼”；以至于原名倒不为人知。不过，这是传闻，当不得真；也有人说白狼本名白瞎子，其实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曾在清朝的巡防营中当过兵，据说枪法很准，他见清室衰亡，群雄并起，也就乘机拉杆起事，渐成规模，想做一番大事业，算得上是一个草莽英雄（这倒有几分真实）。民国嘛，本就是英雄辈出的时期，管他草莽不草莽，张作霖、张宗昌不也都是草莽出身？
说起白狼这事，要按正统说法的话，其实是民国后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要论起其兴起方式与战法的话，则与之前的捻军、幅军等颇为相似。一般来说，这种农民起义一般发源与各省交界、土地贫瘠、天灾频频的黄淮地区，如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而社会背景往往又是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之时。
由于黄淮平原一带地区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困苦，由此产生的民风十分强悍（非强悍无以为生），穷人一旦求生不得，往往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在天灾之年，经常会有大股匪徒（或称杆匪）成群结队的前去外地打家劫舍，甚至绑架人质，勒索财物。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匪徒多是在农闲之时由一些惯匪组织起来的，而农忙之时往往都是些本分的农民。
譬如太平军兴起时的幅军，最初被人称为幅党，兴起于苏北地区，后转入鲁南山区。幅党开始的时候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成员主要是些无地农民、被裁汰的兵勇、盐贩等，这些人昼散夜聚，常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有梁山好汉之遗风。幅军发起之初以索取金银财帛为目标，他们外出攻打地主围寨叫“做买卖”，称“出征”为“打粮”，被捉住的财主或者官员，均可以用钱赎回。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在出发前都要屠牲祭旗并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
捻军也是一样，最开始的时候被人称为捻党，所谓“捻”，便是“一伙人”的意思，民间也称之为“捻子”。捻子当时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小捻子十几或者几十个人，大捻子则有数百人不等。在太平军北伐后的大好形势下，捻党也就逐渐转变为捻军，开始攻城拔寨，流动作战，并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黄淮地区也有许多自发的地方武装来抵御这些流民杆匪的袭扰，譬如长枪会、大刀会等，他们往往在地主或者地方上有势力之人的组织下，守寨自卫，结团自保。在与这些流窜的杆匪斗争中，长枪会、大刀会之类的组织也会壮大，但他们一般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并不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流军。
白狼在最鼎盛的时候，一‘杆’也有万余人，来如急风，去如骤雨，一度横行五省，攻城而不守城，一如当年黄巢、捻军的战法。这种战法，虽然组织不是特别严密，武器也未必先进，但其来势极为可怕，如同潮水一般，驻守各地的少量官军往往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倘若城墙不够坚固，也只能暂行逃避，不然只能送死。而这些流军，往往也专拣软柿子捏，一般不会纠缠于围攻固守之城。流窜作战的好处在于，一旦得势，往往附和者蜂起，声势浩大；而一旦战败，又没有强人领袖的话，徒从者往往又星散而去。
民国初年，河南西部一带遭受天灾，流民甚众。据当时官方记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临汝一带便有杆首二十四人，这些人少的有二三十个，多是上百人，而且都有快枪几十把。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也“拉杆”起事，并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绿林头目，基地就在舞阳县母猪峡一带。据说，白朗曾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得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由此挖得第一桶金。民国元年后，白朗又打出“打富济贫”的旗号，并趁着清朝覆灭的时机广泛吸纳了那些被裁的士兵、游民、饥民等，势力大振，周围的一些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人也纷纷归附，听其指挥。
到1913年春的时候，白朗的人马已经达到二三千人，而且是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民，令官军十分头痛。由于队伍混杂，耳目众多，白朗的人马往往在官军派兵围剿之时散去，等到其收兵的时候却突然聚合，给予官军致命的打击。
最开始的时候，袁总统听说白狼不过是一杆悍匪，只需派出少量军队即可一鼓荡平，何必大做文章。但他那不争气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却接二连三地发来告急电，说这股悍匪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官军被他们引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本省兵力不足以追剿，要求袁世凯增兵协助。
不错，白狼军的战法的确是飘忽如风,有人说他们骑白马、着白衣，每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避实就虚, 一般不打攻坚战,所谓“兵来匪去、兵去匪来”, 令官军防不胜防。等到官军调集兵力的时候，白狼军却又不知去向。
二次革命爆发后，北洋军精锐南下镇压革命党人，中原一带十分空虚，这给了白狼军一个发展的好机会。据称，当时黄兴还曾写信给白朗，让他进攻湖北，以配合讨袁军作战，只可惜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送到。白朗对当时的形势也颇为了解，他当时也曾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俨然有北方讨袁之势。
《民国往事》：连载七十一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派赵倜增援河南，当时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在北洋军队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白朗并没有坐等挨打，而是迅速跳出包围圈，向官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进击。1913年12月下旬，白狼军急速南下，到泌阳附近后却又突然东进，并于1914年1月初越过京汉铁路，在1月中旬连续攻下光山、光州和商城三座县城，在劫掠了一番后又继续东进。进入安徽境内后，白狼军于1月24日攻陷六安，2月6日又攻克霍山。由于连战连胜，白狼军不仅缴获了大批枪械子弹、战斗力得到明显增强外；而且各地会党和游民也都纷纷投奔而来，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
除了常用的游击战、运动战，白狼军的战法也颇有精妙之处，令人不可小觑。譬如在官军跟踪追击时，白狼军往往故意诱敌深入，他们一边退却，一边将抢来的银元或财物等故意扔在路上，等到那些贪财的官军士兵拾取钱财时，埋伏好的白狼军便突然杀出，将官军杀得落花流水。在攻城的时候，白狼军也很有一套，他们往往先派人去刺探城内虚实，如城内空虚可攻的话，便派出小股人马装扮成小贩或乞丐等分批混入城中潜伏，或策动城中的会党及守城士兵作为内应；等到布置妥当，白狼军的主力便长途奔袭而来，猛然间便兵临城下，令守军猝不及防，最终一举拿下。
白狼军的一再胜利令袁世凯“龙颜大怒”，他随后便撤了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段祺瑞兼任。段祺瑞虽然看不起这些农民军，但也不敢怠慢，随后便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联席会议。在会议上，段祺瑞强调，不要急于将白狼军击散，而是要合围聚歼，消灭白狼军的有生力量，地点就放在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
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在北洋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随后调集了二万多精兵强将前来助剿：除赵倜所率领的毅军八营外，又有王占元的北洋陆军第二师一旅、王汝贤和陈文运两个混成旅、皖军十营，拱卫军一团等。为了给北洋军树立军威，安徽都督倪嗣冲还亲自下令将弃城逃跑的六安知县枪毙，并通令皖北各县一律戒严，倘再失城池，定按军法严惩不贷。
在北洋军四面包围之下，白狼军的活动范围日趋狭小，多次突围也都未能成功。2月下旬，白狼军与王占元部两次激战，这农民军毕竟干不过正规军，结果白狼军损失惨重。所幸白狼当机立断，他在将队伍化整为零、分为几股的同时，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其中一路偷袭光州。等到北洋军前去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则已经乘机跳出包围圈，并再次越过京汉铁路西进。可笑的是，当时设在信阳的豫南围剿司令部还在那里张灯置酒、大宴将士呢。
白朗军越过京汉铁路后，于3月7日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获得两门火炮。老河口当时号称湖北第三商埠，当地有不少外国洋行，譬如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等，另外还有教堂、教会医院，白狼军不管洋人不洋人，通通给予了国民待遇，加以大肆抢掠，令洋人损失惨重，还有一名挪威医生因拒绝为白狼军士兵作手术而被杀。老河口被占后，令列强极为不满，这给袁世凯带来了极大的外交压力。
白狼军在老河口休整三天，随后又打出了“公民讨贼军”的旗号（又称“扶汉军”），据说当时还有不少革命党人也加入了白狼的队伍。三天后，白狼军继续北上，3月14日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随后又接连攻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翙被打得狼狈不堪，唯有困守西安并向袁世凯连连告急，乞求派兵协剿。
张凤翙不属于北洋系统，袁世凯正好乘机派北洋军进入陕西。随后，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被任命为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第七师和毅军进驻西安，而其他各军这继续尾追堵截白狼军。
白狼军进入陕西后，并没有进攻西安的打算，而是折入渭南一带，连克武功、乾县等地，一路上势如破竹，直至在醴泉县附近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两日，这一仗白狼军吃了大亏，折损了上千人。所幸当地哥老会前来归附，白狼军暂时得到了补充，随后进入甘肃境内，并一度攻下秦州（天水）。正当白狼军想取道徽县南下时，遭到川军的一再堵截，最终只得西向占岷县，破洮州，可惜在这里又被回民（马家军）杀败，白狼军再度折返陕西。
屡受打击后，这时的白狼军兵员折损、士气低落，已经是今非昔比，而且北洋各军据守各口，严阵以待，白狼军陷入了困境。这次，白朗召集各首领开会，宋老年、李鸿宾等大首领居中，众谋士侍立左右，小头目散坐四周及门外。白朗扫了各位一眼，说：“我们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但又进退两难，各位兄弟说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谁的办法好，大家击掌为号。”
谋士徐某说：“前清端郡王载漪发配在甘肃，可将他请了来，立他为王，还打宣统的年号，可收拢民心。”徐某说毕，鼓掌者稀稀拉拉，看来忠君爱国派无甚市场。白朗说：“满人当皇帝的时候，他仁义也好，暴虐也罢，都和我等无甚干系，不过他坐他的朝，我赶我的车，如今他们倒台了，我们也不必拿他们来充门面”。
这时，大首领白瞎子高声叫道：“罢罢罢，请什么满人做什么王，还不如让大哥黄袍加身来得痛快！倘若事情搞成了，大哥便是洪武皇帝，哪怕搞不成，做个洪秀全也快活。”
白瞎子话音刚落，一大半的小头目都在鼓掌赞成，唯独谋士中却无人响应。白朗见后，也不以为然的说：“我看我家祖坟也无甚热气，还是不做此等妄想的好。”
这时，另一个谋士又献计道：“如今之计，莫过于入川。四川自古便是天险，易守难攻，可进可退，何不从长计议？”白朗听后，倒是颇为赞成，但那些小头目多是河南人，不愿远涉他乡，一个个都鼓噪起来，说：“去什么四川，去了还是要回来，倒不如现在就回家罢。”说罢，这些人起身便走，白朗连声呵斥，也没人肯听。这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5月末，白狼军返回河南，但一路上遭到赵倜等部北洋军的痛剿，损失惨重，等回到鲁山、宝丰一带时，队伍散为数股。8月初，白朗率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时被张敬尧部发现，结果白朗在战斗中负伤，数日后死去。其他各杆听说白朗已死，也都先后瓦解星散。
白狼军被剿灭后，袁世凯正好将失职的陕西都督张凤翙罢免，召入京中，改由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陕西的军队也被整顿裁减，北洋第七师则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为旅长），进驻陕西。由此，陕西也被纳入北洋系统。当年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封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白狼之役，蔓延鄂、豫、皖、陕、甘五省，五十余城被攻陷，狼军扰，官军追，只苦了那些老百姓，兵锋所到之处，地方一片糜烂。据不可靠的传闻，中原一带在建国前还称逃避乱兵乱匪为“跑白狼”，武装自卫则称“打白狼”，恐怕就是白狼之乱的记忆吧。
《民国往事》：连载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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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外患甚于内乱
白狼之乱将中原一带搞得一团糟，这不但让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也让袁大总统在列强面前很失面子，国际形象大打折扣。不过，白狼之乱毕竟是内忧，而且很快被剿灭，但自清帝退位、民国初立后的外患就不同了，应对稍有不慎，便是丧权辱国，地裂权分，留千古之骂名。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瓜分压榨最凶残的莫过于俄日两国，若是英美德法，还仅仅是争夺利权，而俄日二国则动辄要割裂我国疆土，置中华民族于亡国亡种之凶险境地，不可不万分警惕。早在1904年，这两个强盗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而大打出手，不料数年后却又握手言和，密谋共同瓜分我满蒙之地。
1907年7月，日俄签订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另外，又将我国东北划分为南满、北满（将吉林拦腰一刀，吉林以南归入日本势力范围，吉林以北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有其他列强想染指东北，则俄日持同一立场，彼此相助。1910年，俄日两国再度签订密约，反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在维持满洲现状上相互协助，最终使得美国的铁路大王知难而退。辛亥革命后，俄日于1912年7月第三次签订密约，密谋瓜分东蒙（呼和浩特以东，归日本）和西蒙（呼和浩特以西，归俄国）。
说起蒙古问题，事实上，早在明朝中期以来，蒙古便已经分裂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漠南蒙古，即如今的内蒙古；其二是漠北蒙古，即现在的外蒙古，也称喀尔喀蒙古；其三为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清军入关的时候，塞北的蒙族也被编成“蒙古八旗”，为清廷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当然，蒙族入关之后也和满人一样享有特权，譬如汉人的功臣曾国藩、李鸿章等，最高也只能封侯；而蒙古人则和满人一样，可以封王、封公，如僧格林沁就受封亲王。
在康熙年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率领下，非但控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三部（和硕特、杜尔伯特及土尔扈特），而且还试图吞并喀尔喀蒙古三部（即札萨克图、车臣和土谢图），颇有称霸蒙古、问鼎中原的企图，一时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所幸当时康熙皇帝年富力强，在数次亲率清军西征后，将噶尔丹部彻底击败，喀尔喀蒙古也由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早已归附清廷）。
当时的外蒙因为分为土谢图、车臣及札萨克图三部，清廷在行政上也分为三个中心，即库伦、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分别设置了两位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进行管辖。由于蒙古部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因此蒙族上层大多居住在京城，在嘉庆道光年后，沙俄便开始勾结蒙古部的活佛，试图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
庚子年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当时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此人乃蒙古正白旗人，汉姓张，字六桥，非演员许三多也）也在蒙古大力推行教育普及、移民实边、开放屯垦、编练新军等新政，由于行事过于操切，结果引发了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等僧俗封建领主的矛盾，并促使他们产生投靠沙俄的念头。
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之所以试图投靠沙俄，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认为清廷当时风雨飘摇，衰落至极，便想另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惟有沙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出逃印度并投奔英国人而被清廷革去封号，而哲布尊丹巴八世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侄子，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十三世达赖喇嘛被革去封号后，哲布尊丹巴也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这里稍微插一句。清朝的喇嘛教有四大活佛，即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前两者是藏区的最高精神领袖，后两者即为外蒙古和内蒙古的最高活佛。最开始的时候，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都在蒙古王公家族中寻找，后来清廷为了防止蒙古王公集僧俗大权于一身，乾隆年后便改在藏区中寻找，乾隆后来还定制了两个金奔巴瓶，一个存放在拉萨大昭寺，专门决定达赖、班禅和藏区寺庙活佛的灵童身份；另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门决定蒙古和内地大小活佛转世灵童的身份，由理藩院直接管理。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刻插手外蒙事务，策动喇嘛王公们“独立”。1911年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帮助下，称他们要建立“大蒙古国”，随后便将三多及其他文武官员驱逐出库伦。当时三多只有二百多士兵，而俄国当时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已派兵千余名进入外蒙，在这种情况下，三多等人也只能撤离。
由于辛亥战事正在进行当中，清廷当时既无心也无力去对付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只能派遣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去库伦宣抚，但哲布尊丹巴对此丝毫没有理会，而是随后自行宣布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皇帝，年号“共戴”。在俄国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的势力又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清廷官员及士兵驱逐。
《民国往事》：连载七十三
俄国人对哲布尊丹巴的“独立”表示大力支持，当时的“蒙军”便是由俄国提供武器并由俄国教官训练，俄国人还给哲布尊丹巴贷款两百万卢布，与之签订《俄蒙协定》、《俄蒙商务条约》，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俄国人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将外蒙古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譬如在以上协定中就规定，中国军队不准进入蒙古、汉人不准移民蒙境，俄国人在蒙古享有特权、不经俄国同意，蒙古不得与他国签订协约等等。总而言之，中国在外蒙古被扫地出门，原有的统治权全由沙俄取代，狼子野心，一目了然。当然，对于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和俄蒙之间的这些协定，清廷宣布概不承认。
1912年1月，在外蒙“独立”后，陈巴尔虎旗总管福胜在俄国的策动和俄军的帮助下，也悍然攻占了海拉尔和满洲里并宣布“独立”，成立所谓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后来，在俄国的唆使下，“大蒙古国”授予福胜参赞大臣和海拉尔总督之职，将呼伦贝尔并入“大蒙古国”。
民国成立后，俄国人对中国边疆的趁火打劫并未停止脚步，譬如策动蒙军开进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宣布“独立”，1914年6月沙俄就干脆派军队加以占领；1912年6月又策动于田冲突，并借机派兵一千五百多名侵入喀什噶尔，直到次年获赔七万两白银才退出。俄军退出后又心有不甘，随后有策动回部将领马福兴组织“独立回教国”，好在新疆都督杨增新处置得当并设计除掉了马福兴，这才稳定了喀什的局势。在“大蒙古国”占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后，蒙军又在俄国的支持下试图侵入阿尔泰地区，1913年8月，俄国借口一名领事被击伤，直接派兵一千三百多名强行进驻承化寺一带。
对于俄国的步步紧逼下，袁世凯在民国未定的情况下只能沿袭前清的老办法，那就是“忍辱负重，暂行拖延”，事关主权问题的一概不予承认，在经济利益上可以做出适当的让步。但是，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既没有钱，又无法出兵，当时外交总长梁如浩知道交涉困难，竟然弃职而去，最后由陆征祥继续与俄国艰苦交涉（由于谈判的草约未获得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后来也因此辞职）。
1913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并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承认外蒙古享有自治权，同意只派出办事大臣、属员及卫队进驻库伦，军队不进入外蒙。作为条件，俄国在《俄蒙商务专约》中攫取的特权得到承认。1915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谈判，中、蒙、俄三方签订《中蒙俄协约》，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和年号，俄国确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而俄国在蒙古的各项特权也再次被确认。
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库伦当局见沙皇政权已经倒台，便也自行宣布取消独立，民国政府随后派兵进驻库伦，收回全部主权。至于前面所提到的承化寺，俄军也在十月革命后被驱逐出镜，而呼伦贝尔的主权也被收回。可惜的是，后来的民国政府一直陷于内战和革命当中，未能及时巩固在蒙古的主权，以至于外蒙后来又在苏联的支持下再次宣布独立，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最令人气愤的是，前文所述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1914年被俄军强行占领后，至今都为俄国所据有。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蒙古西北部，约17万平方公里，那里虽然地广人稀，但资源丰富，金矿、森林都很多，而且也比较适合畜牧和渔猎。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谈时，中国代表曾经提出过唐努乌梁海问题，但被俄方代表拒绝讨论，问题就此搁置。苏联成立后，在唐努乌梁海地区成立所谓的“唐努图瓦共和国”，后来又改为“唐努图瓦省”并于1944年正式并入苏联版图。令人疑惑的是，苏联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一直未曾对外公布过，抑或是做贼心虚的缘故。对于这块被侵占近100年的领土，不仅当时袁世凯政府未予承认，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此事尚未结束，还待公论。
在俄国对中国边疆进行蚕食的时候，英国也加紧了对西藏地区的侵略。早在十九世纪，英国便开始以考察商务和矿产等借口，从印度、锡金、不丹等孔道向西藏不断渗透，试图将这片雪域高原纳入到其利益范围。1888年，英军向设卡防守隆吐山的藏军发然进攻，迫使清廷在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在条约中清廷不但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而且失去了热纳宗一带的大片土地和牧场。
1903年11月，在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下，英军三千多人以护送政务司荣赫鹏上校去和驻藏大臣谈判的名义，偷偷翻越则列拉山，一举占领亚东。由于藏军的武器非常落后，英军很快便击溃藏军并攻占了江孜宗，随后又向拉萨进军。在这紧急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逃离拉萨，翻越唐古拉山后经柴达木盆地到达外蒙古。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达赖喇嘛的名号“暂行革去”，直至1908年达赖进京觐见时才赐还。
《民国往事》：连载七十四
在英军两次侵入西藏后，清廷决定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遣川军人藏，这激发了与西藏僧俗上层人物的矛盾，也使得达赖喇嘛转而依靠英国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1910年2月，钟颖所率的川军到达拉萨后便与藏军发生冲突，达赖喇嘛率少数官员再次逃走，并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由此，清廷再次革去达赖的名号，而英国却尽力拉拢，为进一步侵略西藏做准备。
在此之前，英国在与清廷的谈判中便存心积虑的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所幸一直未能得逞。辛亥革命后，英国人以为时机已到，随后便在1912年6月武装护送达赖返回拉萨，并乘机驱逐驻藏大臣。随后，英国又利用民国初建、国内政局混乱之机，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一切道路。1913年，英国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还向藏军援助军火并提供保护，当然，条件就是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许英人自由行动等。
在英国的支持下，一些藏族上层分裂分子派出叛军侵扰川边，并先后攻陷江卡(今西藏芒康)、盐井、乡城、稻城和理塘等地，还包围了巴塘、昌都等重镇，进而东图河口(今四川雅江)，一时间烽烟四起，川藏交通因之断绝，举国大哗。
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入藏平叛，随后又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驰援。西征军当时拥有8个团的兵力，随后便兵分两路，沿着从成都进藏的驿道开赴前线，并陆续攻解除了巴塘和昌都之围。与此同时，云南蔡锷派出的滇军也收复了盐井等地，与川军会师于澜沧江畔。正当西征军与滇军打算进军拉萨的时候，英国大加干涉，中、英、藏三方随后展开谈判，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姆拉会议”。
1913年10月13日，中、英、藏三方在印度的西北小镇西姆拉召开会议，民国政府派出的首席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英国代表是英国印度总督外务秘书麦克马洪。在会议上，英方代表的态度极为强蛮，他们甚至早在会议之前便已经设计好议题并拟好条文，中方（含西藏当局）所做之事，竟然只是全部承诺而已。这等谈判，如何谈法？
1914年3月，麦克马洪抛出“内外藏”的论调，将他们心目中的西藏做了如此划分：所谓“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境，实行完全“自治”；“内藏”则深入川边，包括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族居住区，并称中国可以在“内藏”驻扎少量军队，但不得干涉“内藏”内政。
由于英国方面毫无诚意，袁世凯政府当时严令陈贻范不得在条约上签字。由此，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开始，谈判进行了9月后无疾而终。但在这场流产的会议后，麦克马洪竟然背着袁世凯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德里偷偷地私下换文，并在中印边界东段沿习惯线往北100公里划出了一条印藏东段边界线，这就是所谓的 “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的英文名为 McMahon ，其发音其实并非“麦克马洪”， 而是“密克曼”，类似于Mik-Man，这应该算是一个被沿用多年的不当翻译）。
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是在地图上将藏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之分水岭为界线，把喜马拉雅山南麓超过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边疆划入印度版图。这条想象中的分界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被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所承认，实际上毫无任何的法律意义和价值。
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在战争中疲于应付，战后则实力大减，而印度的独立运动也在一战后蓬勃发展，英国已经没有精力再干涉西藏问题。在此期间，西藏局势相对稳定，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也一直接受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并向拉萨缴纳税收，在之后的40余年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事实上仅仅存在于地图上，就连英国政府也都不再提及此事。
二战结束后，印度获得独立并分为印巴两国，分治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通商特权、关税协定权、领事裁判权等侵略权益，但当时也未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土地提出领土要求。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趁着新中国在西藏立足未稳，重新从泛黄的文件夹中找出那条“莫须有”的麦克马洪线，并在1951年至1954年间对西藏南部进行大肆侵吞（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
当时由于中国驻藏部队的兵力有限，大部分又是内地人，一时难以适应西藏的气候条件，加上西藏地域广大，因此边境防卫主要还是依赖当地藏军，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时人民解放军才控制全部边境。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中印开始出现边界摩擦，1962年扩大为边界战争。这个边界争端，事实上都是历史上的麦克马洪线所引发的。
《民国往事》：连载七十五
三十二、《二十一条》：卖国还是屈辱外交
俄英两国趁中国内乱的机会火中取栗、各有斩获的时候，在旁边虎视眈眈的日本也是十分着急却又使不上劲，原因是俄国在中国边境驻有重兵，随时可以采取行动；而英国也可以通过印度的渠道进行渗透，但日本是岛国，与中国领土并无交界，一旦要运送军队来华，未免兴师动众，会引起列强的不满。
日本虽然和和沙俄签有密约，准备在中国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国按密约中的满蒙境内分界线，一起出兵瓜分了满蒙。但没有想到的是，辛亥革命的时间非常短，且没有发展到两个强盗期盼的“严重程度”；这一踌躇，出兵的机会便已经错过了。
在清帝退位前，日本听说中国即将实行共和制，当时还是打算出兵帮助清廷扑灭革命的。原因很简单，日本是君主制国家，一旦中国实行了共和制，势必对天皇在日本国内的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一旦日本帮助清廷完成这一“功勋”，自然可以索取高额的回报，何乐而不为。
可惜的是，日本援助清廷的计划遭到了普遍的冷遇，其他列强对腐朽的清廷失望至极，已经不愿意在这艘破船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受命组建的袁世凯内阁对继续维持大清也无兴趣。令日本不快的是，英美等列强新选中的代理人袁世凯却是为他们极为忌讳和厌恶的，因为袁世凯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对日本的鬼蜮伎俩可谓是知根知底，而且袁世凯对日本人明显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日本人深知，袁世凯在外交上乃是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法的衣钵传人，其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他一旦上台，对日本的图谋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辛亥革命的机会错过了，但随后的机会接踵而至。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其中英、法、俄抱成团与另一团伙的德国及奥匈帝国捉对厮杀，欧洲大地刀光剑影，狼烟四起，而日本在一战前曾与英国结成同盟关系，它见欧洲列强此刻无暇顾及远东地区，当然不能错过这次扩张的机会。
日本当时看中的肥肉是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因为德国在中国是新来的暴发户，势力不大，根基尚浅，而此刻又被欧战缠身，日本这时对德国宣战并占领青岛绝对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好买卖。说干就干，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随即在德国胶州湾租界之外的龙口登陆，并向青岛发动进攻。
如果说俄英两国阴谋割裂中国边疆还算是“边患”的话，日本的入侵对中华民族则可谓是生死交关的“心腹之患”。袁世凯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当晚便在总统府召开会议，内阁各总长全部参加，可见事态严重。据参加会议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袁世凯问其他总长有什么意见，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袁世凯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的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事实上，中国在一战爆发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非但违反了国际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匪夷所思。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
当时德国在青岛的驻军数量十分有限，德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青岛便告失手，但日本并没有收手，反而借口胶济铁路是德国产业为名，出兵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进占济南火车站，将铁路和车站中的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出门外，由日本人全面接手，丝毫没有理会袁世凯政府发出的“中立”声明。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其不顾袁世凯政府的一再抗议，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说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南满）的侵略权益，这一次也不仅仅会局限在青岛一隅。
《民国往事》：连载七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