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
伏见宫在德国不是镀金，而是实打实的受教育。读完了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回来以后又在海上干，因为反正不是什么至亲，天皇也不希罕，别人当然就更不管了。日俄战争黄海海战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成了英雄。有了这样的学历，经历，资历再加上血统，流氓会了武术，谁还能挡得住？
（元帅海军大将伏见宫博恭王）
伏见宫和小加藤友是个什么关系呢？加藤宽治是福井人，伏见宫有一块离宫在福井，老伏见宫的贞爱亲王是陆军大将，但想把长子弄去当海军，夏天去离宫时就把福井县离得近的海兵学生加藤宽治找来陪小伏见宫玩，当时小伏见宫14岁，加藤宽治19岁。
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的少佐第三分队长。伏见宫受伤以后拒绝了军医的救治，让军医先去处理重伤员，是赶来的炮术长加藤宽治少佐把他楞抱下去的，战后加藤宽治出任驻英国武官，伏见宫正好也由军令部派驻英国，两人的关系比平常人想象的还要铁。
而姑爷财部亲王呢？在海军里没什么好评，这次去伦敦谈海军军备，这位姑爷居然把老婆一起带了去。这种在欧美可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接受的，海军的最长老东乡元帅就说了：“去谈判就是上战场，带了家主婆上战场是怎么回事？”
所以小加藤不怵什么财部彪，再加上财部彪的丈人，78岁的山本权兵卫现在也就是隐居在家，对任何问题都不发表公开意见，仅仅私下对上门拜访的外务次官吉田茂说了一句：“会谈一定要成功，大家一定要让步”。
3月17日，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在各报的晚刊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海军当局的声明》的文章，明确表示：“日美妥协案是对美的单方面让步，是美国想把日本束缚在60%上的阴谋，海军当局决不承认这个提案”。
全日本都傻了：海相签了字的方案，怎么又跑出来了一个“海军当局”不同意这个方案？这个海军当局到底是谁啊？
这个海军当局就是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末次信正和他们的后台，军事参议官东乡平八郎和伏见宫。
同一天，加藤宽治给财部彪发去这样的电报：“整体来说美国对日本的让步已经接近于七成，但是否定日本对潜水艇的要求就充分说明了美国的狡诈，日本没有接受美国方案的余地”。
4月23日，贵族院和众议院开始讨论这个伦敦条约。25日在野党政友会干事长鸠山一郎在众议院扔出了重磅炸弹：“国防立案是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政府置统帅权不顾，蹂躏和变更天皇辅弼机关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乱暴的政治冒险”，这就是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的由来。
这件事正好赶上日本全国军国主义化的好时机，一个本来是兵力准备数量的单纯技术问题，就这样给海军强硬派，陆军参谋们和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上纲上线，炒作成了一个有关尊不尊重宪法，忠不忠于天皇的政治问题。
笔者在《军国幕僚》中说明过日本军队的指挥权，也就是这个统帅权归天皇所有，天皇通过参谋本部指挥军队，参谋总长就是天皇的幕僚长，这是所谓军令系统。但实际上参谋总长管不到海军，海军的军令归军令部管。另一方面军队的组织则算军政系统，由天皇通过政府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进行管理，这就是日本军事组织上有名的军政军令二元化。通俗地说就是政府管招兵养兵，但管不到用兵，用兵归军令，归军队自己。陆军和海军之间当然是完全两元的，谁看谁都是生死仇人，陆军内部的军政军令是完全两元化的，但日本海军一开始却不是这样。
海军虽然有军令部，但是因为山本权兵卫这个海军最大的大佬长期担任海军大臣，军令部在山本老大面前抬不起头，所以长期以来和陆军不一样，海军的一切都是归海军省说了算，军令部就是制定个训练计划，作战计划什么的。陆军的三大衙门是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训练总监部，海军的三大衙门却是陆军省，联合舰队和军令部，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所表现的那样，具体作战由现场的联合舰队说了算，军令部就沦落到有点像陆军的训练总监部，只能管管练兵。
作为海军军令部门的军令部当然做梦都想变成参谋本部那样的衙门，好不容易的机会来了还能不赶快利用。5月15日财部彪从伦敦回到东京的当天下午，加藤宽治就向财部彪提出辞职，并向财部彪出示了《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和财部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来达到废弃伦敦条约的目的。
6月10日加藤趁向昭和天皇上奏的机会，向昭和天皇面呈了辞职书，在此之前的5日，末次也趁给天皇讲课的机会，贩卖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11条和第12条，就是这个统帅权问题，官司就一直打到了昭和天皇那儿。
因为天皇没作声，所以后来在西园寺公望，冈田启介的斡旋下，以财部彪也辞去海相的条件，众议院，贵族院和军事参议院还是通过了伦敦条约。这样这个“统帅权干犯”就暂时没人提了。海相和军令部长辞职，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被免职，海军人马大换班。海相换成了安保清种，军令部长换成了谷口尚真。
但事情还没有完。1930年11月14日，浜口首相在东京火车站被一个名叫佐乡屋留雄的右翼分子打了黑枪，由于伤重不治，九个月以后的1931年8月死亡。
谋刺一国首相的凶手没有受极刑。凶手的罪名居然只是“杀人未遂”！理由是据说浜口首相身上有一种一般人身上没有的细菌，是这种跑到伤口里去使得枪伤治不好，所以佐乡屋留雄的谋刺和浜口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合着浜口首相的死亡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七十二）
当时日本就变得这么怪里怪气，随便什么首相大臣都可以拿来随便杀着玩，而且不需要负责任，杀了高官就是英雄。行刺滨口的凶手没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十年前的1921年11月右翼恐怖分子行刺原敬首相，凶手也没事。法庭说凶手中冈艮一只有19岁，还没成年不懂事，长大了兴许就不乱杀人了，重在教育，给赦免了。赦免以后的中冈艮一去了哪儿？在满洲大连的关东军司令部做内卫。
这位谋刺浜口幸雄的佐乡屋留雄一直到战后还是著名的右翼人士，1954年和原来血盟团的中心人物井上日召一起组织右翼团体“护国团”并且担任团长，1959年又担任有大右翼儿玉誉士夫参加的“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简称“全爱会议”的首任议长。
军人看出便宜了，杀总理，杀大臣原来能成英雄。这一下连体制内的军人也跟着一起上了。1932年5月15日，四名对伦敦裁军条约不满的海军下级军官和五名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闯进首相官邸，暗杀了犬养毅首相。
无论从什么角度上来说，犬养毅都不是军国主义分子。在关东军发动9.18事变，挑起中日十五年战争的恶劣环境下，犬养毅还是在尽量压制陆军，同时在寻找中国的路子想和平解决满洲问题，甚至为了把被关东军查封了的张学良私人财务还给张学良而奔走，应该说他是个好人，起码不是坏人。
但是最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好人的坟墓是自己掘的！“统帅权干犯事件”中最早跳出来，跳得最欢就是他。他当时是政友会总裁，为了能够打倒执政的民政党，推翻浜口内阁而执政而不择手段，同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末次信正，结成反内阁的“神圣同盟”，终于在1931年12月坐上了首相的宝座。但是也必须指出，犬养毅的所作所为，最后埋葬了日本的政党政治，从而无意中在日本的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的进程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政治家经常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但是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所得到的后果往往也是自己都料想不到的。
日本海军就是这样围绕着这个“八八舰队”，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自身的军国主义化。
海军分裂成了两派：赞成军备条约的“条约派”和反对军备条约的“舰队派”，这次分裂的后果很严重，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的人事安排。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挑选福留繁担任联合舰队参谋长的原因就是要做出团结舰队派的姿势，而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长官南云中一的任命也有南云中一在那次口水仗中是铁杆舰队派的原因。
笔者是不是在无限上纲，是不是一定能以赞成或反对伦敦海军军备条约来划分是不是军国主义分子？
能，来看一下1934年3月1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末次信正中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的演说吧：
“眼下时局的中心是满洲问题，今后海军裁军问题也会和满洲问题一样成为时局的中心。满洲能有今天是日本陆军的功劳，但是陆军之所以能够不屈服于国联的抗议，无视美国的恫吓而无后顾之忧，是因为海军有着掌握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实力。
有关海军实力消长的裁军问题和满洲问题是决不可分而视之的互为因果表里的关系。”
末次信正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个海军军备问题就变得很清楚了。
和日本陆军不同，日本海军起码在一开始，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为止还不是那么军国主义的。怎么后来就一下子就会成了一支军国主义的队伍，肯定有原因。把责任推到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的大环境上去是一个方法，但是大环境也是一个个的活人创造出来的，在同样的国际大环境，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更不用说日本海军还有其本身的特殊原因了。
日本海军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原因，在日本海军基本上还是一支正常的军队时就已经种下了。只不过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原因被环境所诱发而已，一般来说公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的日本海军军国主义化的两大动力源一个是东乡平八郎，另一个则是伏见宫博恭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海军发生了日本海军史上最重要的人事变动，首先是1931年12月大角岑生接替安保清种出任海军大臣，后来是1932年2月伏见宫接任谷口尚真出任军令部长。
海兵24期吊床号第三位的大角岑生学习成绩不错，但其他方面就没人知道。日俄战争，他带着人去参加堵塞旅顺口，半路上机械出了故障，糊里糊涂地就回来了。他当时是老爷战舰桥立的航海长，连甲午战争都出不上力的桥立，到了日俄战争就更是条溜边的黄花鱼了，整个日俄战争，大角也就这么糊里糊涂混了过来。
就凭着他的吊床号和混功，大角就这样一直混成了海军大臣，甚至混成了贵族。9.18事变以后论功行赏，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南次郎都弄了个子爵当，成了华族。大家定睛一看，怎么这个大角岑生也成了子爵？据说叙爵位不光按战功，是按年次来，哪年有人立了功，天皇要赐爵位，那年的人全跟着沾光，别看大角岑生在1931年里只当了最后27天的海军大臣，只要是1931年就行。陆军的荒木贞夫虽然在9.18事变里出了力，但真正的赐爵位的理由也是当了最后27天的陆军大臣，日本这种荒唐事特别多。
这个华族可不是好玩的，比那个中看不中吃的大佐将军什么的要可口的多。将军退休战死了就没了，不会说你们家再出个人顶缺，华族是世袭的，子孙万代有的做。进帝国大学难不难？华族子弟白给，问题是人家还不想去呢，人家要进学习院，嫌和平民子弟一起混没了身份。华族最好的优点是能来钱，像公爵，侯爵满30岁就是贵族院的终身议员，其他伯子男爵七年一次互选，这不都是有俸禄的吗？有人可能不服气，说华族有钱怎么天皇老要去救济华族？那些要救济的都是些老公家下来的华族，土头土脑只知道要脸面而不去弄钱，可这帮新贵华族的字典里保管没有“穷”这个字。当然新贵华族们都在官位上，自然有钱，但是他们真要是不要了面到处借钱不还你还真没治，有条《华族财产保全令》就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扣压封存华族财产，借给华族钱就算你送的。
（七十三）
大角岑生一辈子在混，而且混得很好，因为他深知混的诀窍就是不要犯政治错误。
1932年初就是1.28淞沪抗战。上海公使馆陆军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受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委托，在国际大都市上海策划“袭击日本僧侣事件”，来转移国际视线。
板垣和田中都没有事先和海军打招呼。对海军来说这也算是一次突然袭击。对这次突然袭击的反应，大角海相和谷口军令部长截然不同。
日本在上海几乎没有陆军兵力，能指望上的就是海军。日本海军最早在华的舰队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编程的南清舰队，以上海为基地，包括新高，对马和和泉这三艘巡洋舰以及两艘在上海制造的炮艇隅田和伏见，司令官是寺垣猪三少将。辛亥革命以后日本想趁乱扩大在扬子江流域的权益，将南清舰队改名为第三舰队，增加了便于在长江内河行动的河防炮艇。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中国北洋政府宣布中立，由于交战国不能在中立国保持兵力，所以回得了日本的巡洋舰回了日本，其他河防炮艇在上海被解除武装，第三舰队解散。解散时的司令官就是姑爷亲王财部彪中将。
但随着北洋政府在1917年12月取消中立而加入协约国以后，日本舰队再度复活。这次编成的舰队基地还是在上海，但名字叫“第一遣支舰队”。直到10年后的1927年又日本海军又编成了一支基地在青岛的第二遣支舰队时人们才知道原来为什么有个“第一”。1932年“12.8”事变以后，这两支舰队统一起来又重新编成了第三舰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海军又编成了第四舰队派往中国，和原来的第三舰队统编成为“支那方面派遣舰队”，简称“遣支舰队”。
事变以后大角发表的谈话含含糊糊，但是强调了“上海有27000日本人”，你怎么解释都行。但军令部长谷口不同，在2月1日的有关上海局势的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坚决反对扩大事态，理由是事态的扩大很可能导致和英美发生战争。
谷口的态度使出席会议的东乡平八郎发了火，大骂军令部长。
年轻时是闷嘴葫芦的东乡平八郎以后也不太说话，退休了以后就更不多管闲事了。但是山本权并卫由于西门子事件被赶出海军以后东乡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以后更是以海军最长老自居，什么事都有了他的一份。
东乡对谷口一直深恶痛绝，原因起于9.18事变。9.18的时候，谷口明确表示反对，理由还是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肯定会导致和英美的全面战争，要和英美开战至少还需要35亿日元的军费，这笔钱上哪儿去找？老老实实呆着是正经。当时东乡拍了桌子：“军令部每年在制定对英美作战方案，怎么到了这个时候反而说不能和英美开战？”
谷口尚真大将的长子，海兵64期的谷口真少佐曾经回忆说前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大将在1960年曾经把他喊去说：“趁我还有力气说话的时候想过你说一句话：当年全部海军就你父亲一个人在反对打仗，如果当年听了你父亲的话，日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但当年的日本是容不下谷口的，当年的日本注定了要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从东乡开始的海军打定了主意，拿下谷口，代之以伏见宫，那是1932年2月2日的事情。
要拿下的不只是谷口大将，这时开始一连串人事更迭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大角人事”，因为这些人事更动全部是在大角当海相时进行的。和人事权掌握在参谋本部，到时候只要陆军省和训练总监部点个头的陆军不同，海军的人事权全部集中在海军省人事局，这点一直到最后战败海军省解体为止，所以虽然这些人事变更的主谋是加藤宽治和末次信正，后台是东乡平八郎和伏见宫博恭王，但恶名就是当着海军大臣的大角岑生给背了。这些人事变动的主要内容是条约派的财部彪大将，谷口尚真大将，山梨胜之进大将，9.18事变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寺岛健中将，伦敦会议时的军务局长堀悌吉中将，驻美武官坂野常善中将等十来名将官在从1933年到1934年不到一年之内全部被编入预备役，海军被舰队派彻底把持。条约派的将官几乎一个不剩。
后来的米内光政，井上成美等几个经常被人划到条约派中去的那几个人实际上当时并不是真的条约派，米内光政当时是镇海湾要塞中将司令官，不在中央机关，在重要政治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井上成美还仅仅是海军大学校大佐教官，属于小巴腊子，而山本五十六少将则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这点以后再详细说。
伏见宫当上军令部长以后的动作，首先就是通过1933年9月的《军令部令》和《陆军省军令部业务互涉规程》把“海军军令部”这个从1893年开始用了40年的称呼去掉了“海军”这两个字，改成了“军令部”，“军令部长”的称呼也变成了“军令总长”。日本人喜欢玩文字游戏，比如在战败无条件投降时为了“降伏”这个字参谋本部和外务省还在扯皮，但这一次不是一般的文字游戏，而是有具体内容，新的军令部在海军业务上相当于和参谋本部在陆军业务中期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参谋本部同等了。
长大了的军令部首先干的就是搅黄第二次伦敦军备谈判和撕毁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
1935年，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开幕，日本人这次是主动出击。提出的条件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所以要撤销比例限制。大家要讲和平，尽量裁减军备，干脆把战列舰，航空母舰全部裁了，留点巡洋舰看看海岸线就行了。
意思就是，把西太平洋给日本。因为真要是合了日本的意，英美就再也打不到远东来了，日本人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
当然是不可能滴，于是这个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从一开始就已经夭折，在预备会议的时候就宣布休会了。至于那个讨厌的华盛顿条约则在前一年的1934年12月29日，由驻美大使斋藤博照会赫尔国务卿，按照条约规定，在满期两年之前宣布不继续延长。
1934年12月22日，舰队派的最强硬人物加藤宽治大将在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废弃华盛顿条约以后，参拜了位于多摩墓地的5月30日刚刚去世的元帅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墓地，向他报告东乡晚年的两大心愿，统帅权独立和废除军备条约已经胜利完成，大将可以安息了。
日本海军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完成了军国主义化，正在准备再赌一场。
可是物理硬件上的准备怎么样了呢？
（七十四）
二十.昭和海军三大事件
大概有时候确实是不能随便胡说八道的。日本海军用来忽悠预算而制造出来的假想敌美国经过日本陆海军三十年的惨淡经营以后，终于快成为认真的敌人了。
和美国开战，不用说又是一场赌博，规模只会比以往的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更加大。
可是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日本海军也在成长，比如面对着这么大的赌局，心情忐忑不安的已经很少了。当然可能谷口尚真大将的下场让大家都聪明了起来，就是忐忑不安也不说，不流露出来，反正皇国永存，天照大神肯定到时候会给点照顾，现在只要再检点一下赌本赌具就行了。
还是和甲午，日俄战争时一样，一检点赌本赌具日本人就开始有点心虚了。那个八八舰队一直没弄起来，现在拥有的扶桑，山城，伊势，日向，长门，陆奥，榛名，雾岛，比叡，金刚再加上1937年动工的大和和武藏，总算在数字上达到了“8+4”了。
除了还在建造，没下水的大和和武藏之外，剩下的10艘战列舰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打？
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发生日本人准备了三十几年的大舰巨炮之间的舰队决战。所以日本海军败在了用兵思想上，这似乎是一种定论。但是如果假定一下美日之间发生了主力舰队之间的决战。日本是不是就一定能赢？恐怕也未必，这是因为日本人军舰的性能很可疑。
比如说，普通的船在海上因为某种原因而翻了过来这种现象不很常见但还是能耳闻目睹。可是又没有人听说过军舰在海上翻白肚皮的？军舰会被击沉，但决不会被风浪什么的给颠覆了是一条常识，不管怎么落后的国家，只要他自己制造军舰，就决不能翻船，但日本人就能破除这条常识，1934年3月12日凌晨四点左右，日本海军第21水雷战队的友鹤号鱼雷艇却在佐世保军港外面的海面上晾着个白肚皮好不显眼。
日语中的水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鱼雷”，中文中的水雷日语叫“机雷”，日本海军的“水雷队”就是鱼雷艇队的意思，第21水雷队共有四艘鱼雷艇，旗舰龙田及友鹤，千鸟和真鹤，这天凌晨一点钟开始三舰对旗舰的夜袭训练，凌晨三点训练结束回港，在佐世保港外大立岛南方7海里海面上遇到风速20米，浪高4米的恶劣气象，友鹤号在40度的摇摆中颠覆。
本来军舰应该经受得住50度以上的摇摆，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日本海军最牛皮的就是鱼雷艇或者驱逐舰的夜袭，现在看来夜袭还得选个风平浪静的黄道吉日，听起来就太滑稽了。这种天下奇观出现的责任还是在军令部，伦敦条约规定600吨以下的舰艇完全自由，喜欢玩小聪明的日本人以为有空子可钻了，曾经用100吨的鱼雷艇和380吨的驱逐舰在日本海大海战时夜间大显神通的日本人怎么会放过这一条，军令部开始大造鱼雷艇，并且提出了这样变态的要求：速度30节，续航力三千海里，3门5英寸（12.7公分）炮和4根鱼雷发射管。
这是和若竹型驱逐舰“夕颜”，“朝颜”同样的火力装备，甚至比夕颜朝颜还要强，因为友鹤采用了炮塔，不要忘记夕颜的排水量是一千吨，而友鹤不到600吨，这样甲板上堆积的大量火器使舰艇的重心G增高，最后几乎和浮力中心M重合，而一般军舰对GM距离的要求是一米到两米，这样的舰艇，如何不翻。其实友鹤是这类鱼雷艇中的第二艘，第一艘是千鸟，千鸟在测试时才摇摆15度就已经不稳定了，后来在两侧加蒙铁块才通过测试，但是老天的测试还是通不过。
日本海军的舰艇都有这个毛病，像吹雪型一级驱逐舰矶波号的排水量是1，700吨，装备的武装重量是排水量17.7%的302吨，一般这个比例在12%以下。600吨的鱼雷艇友鹤的武装重量居然达到了30%的176吨，这种世界上其他地方看不到，空前绝后的大头娃娃军舰遇上风浪怎能不翻？
日本人的记性时好时坏，凡是能长脸的事记得特别清楚，凡是丢脸的事全部忘光。这回造舰还是这样，甲午战争期间愣凑钱赶了个“三景舰”来壮胆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可是那三条怪里怪气的军舰在大半天的大东沟海战中一共只打出了三炮还是四炮这件事又忘记了，这件事其实就是当年三景舰的重版，当年要三景舰是为了壮胆，现在就不知道是准备干什么了，用东条英机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正好：“军人的责任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
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海军就开始自行设计所有的舰艇，从整体说来，日本的军舰设计基本上还是属于高水平的，其中也有像日本首屈一指的军舰设计师，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平贺让博士设计的名作，重型巡洋舰“古鹰号”那样的优秀作品。
1925年下水的重型巡洋舰古鹰排水量只有7，100吨，装备了六门八英寸大炮和12枚鱼雷发射管，船舷防御采用了三英寸钢板，最高速度达到35节，而当时英美的七千吨级巡洋舰一般都是装备八门八英寸炮，速度只有30节的，所以古鹰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英美的重视，头号海军大国的英国人甚至正式向日本人接洽购买古鹰号的设计。
莱特海战的那艘大炮轰飞机炸就是沉不了，最后因为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由日本驱逐舰“曙”自己发射的鱼雷击沉的的重型巡洋舰“最上”也是平贺博士的杰作。作为装备六英寸炮的轻型巡洋舰设计的最上号，动工时因为华盛顿条约失效而又改成装备六门八英寸大炮的重型巡洋舰。最上号在中途岛曾经让美军侦察机大吃一惊：“那家伙上面堆满了八英寸大炮”。
顺便扯一句,日本人有时候很有点阿Q精神的，比如能够听到日本人很自豪地在说：“战舰武藏在沉没的最后时机还是保持了前后主炮和海面平行，而英国人的威尔士亲王号，哼，斜翘着就沉下去了，英国人的战舰设计和操舰水平还是比日本人差”，是不是有点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
但是伦敦军备会议以后，日本的军舰设计慢慢地走上了一条邪路，无视科学，无视技术，相信“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种奇怪理论。因为日本人需要战列舰似的巡洋舰，巡洋舰似的驱逐舰和驱逐舰似的鱼雷艇。
军舰的设计思想出了问题，制造呢，也有问题。1935年9月26日，日本海军在岩手县以东250海里的太平洋进行训练时，第四舰队遇到台风，这台风刮过去以后大家一看认不出在海面上漂着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了。
航空母舰“龙骧”桅杆被刮倒，“凤翔”前甲板被巨浪击垮，重巡“最上”舰首钢板开裂，“妙高”舰首铆钉松动，驱逐舰“菊月”，“睦月”，“三日月”，“朝风”是连舰桥都倒了，最惨的是驱逐舰“初学”和“夕雾”，从舰桥再往前就没有了，舰首被台风不知道刮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就是死亡54人的所谓“第四舰队事件”。
（七十五）
海军和陆军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海军更受自然规律的左右，海军应该比陆军更加知道人无法战胜大自然这一铁则，再强的军舰遇到了强台风也没治。被台风袭击过的不仅仅是日本海军，名将哈尔西指挥的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在太平洋战争中也两次被台风袭击，一次是莱特海战以后的1944年12月18日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500海里的海面，东经129度57分，北纬14度50分第38特遣队，1，500吨的摩纳汉，2，050吨的史本斯和1，395吨的赫尔这三艘驱逐舰颠覆沉没，航空母舰黄蜂号受损，五艘轻型航母蒙特雷，圣加辛德，卡博特，兰利和考本斯，两艘重型巡洋舰迈阿密和巴尔蒂摩，两艘护卫航母埃斯帕恩斯角，奥塔马哈和八艘驱逐舰需要大修，哈尔西说：“这是第一次珊瑚海海战以来第三舰队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损害”，这次本来是叫“科波拉”（Cobra）的台风也就因此得名“哈尔西台风”。
哈尔西和台风有缘，冲绳战役以后的1945年6月5日，第三舰队又一次遇上了台风路易斯号，这次比上次还要厉害，受损的有航母大黄蜂和本宁顿，轻型航母圣加辛德和贝劳伍德，护卫航母阿图，布干维尔，萨拉摩瓦和温丹湾，战列舰马萨诸塞，阿拉巴马，印第安那和密苏里，重型巡洋舰匹茨堡，巴尔蒂摩，昆西，轻型巡洋舰底特律，亚特兰大，达拉斯和圣胡安以及十四艘驱逐舰和其他12艘舰艇。其中13，600吨的重型巡洋舰匹茨堡号的舰首被台风掀掉。接连两次的事故，要不是用人之际，哈尔西差点上军事法庭。
日美两国对事故都进行了详细调查，日本的第四舰队和美国的第三舰队所遭遇到的环境差不多，都是最大风速达到每秒50米以上，早超出了12级，相当于十六级左右。除了自然界的因素，双方都有人为原因。美国第三舰队的人为原因主要是胜利带来的松懈，而日本海军又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日本的军舰本身质量就有问题，日本工人做事情不偷懒，挺认真，所以舰艇的工艺质量本身倒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其他地方，前面讲的头重脚轻是一个设计上的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出在材料上。日本当时的冶金技术在世界上也就是三流，和德国这种金属材料的先进国家当然不能比，就是比起英国人起来也差了一大截。
比如华盛顿条约以后日本在改造金刚号战列舰时，发现日本制造的钻头就无法在金刚号的炮塔上钻孔，只好到英国专门进口钻头。金刚号是最后一艘购自英国的军舰，同样的金刚级战列舰日本使用同样图纸制造的比叡，榛名和雾岛就没有这个问题，当时日本的冶金水平和欧洲的相比，差的就是这么远。
英国威克斯（vickers）造船厂制造的金刚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14英寸（360毫米）的VC装甲钢板的战列舰。英国向日本转让了VC装甲钢板技术，但日本无法掌握，不仅如此，一直到后来开工制造大和号战列舰时还是无法装备所需最厚650毫米的装甲钢板，后来是在德国人的帮助下采用了省略表面渗碳技术的VH技术，但是战后美国人对信浓号航空母舰装甲钢板的研究表明日本的装甲钢板的防弹能力只有英美的90%左右。
日本海军在和平时期出现的“第四舰队事件”是由于钢材问题造成的，被海浪反复冲击的船身钢板出现了疲劳裂纹。
和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处在战场不同，日本的事故出在和平时期，而且更为奇特的是，日本的事故已经有了先兆！演习前的7月份已经在“初雪”级驱逐舰上发现了疲劳裂纹，那天并没有风浪，驱逐舰在以38节速度行驶时被激起的海浪拍击产生了疲劳裂纹，舰首也就在断裂前夕，当时在横须贺调查的牧野造船少佐认为这是舰体强度不足，建议停止同类舰艇参加演习，可是负责海军舰艇制造的舰政本部认为军令部不会同意这个建议，而且使用时注意点兴许也能混过去，就否定了牧野少佐的建议，从而发生了这个事件。
和“友鹤事件”，“第四舰队事件”并列为“昭和海军三大事件”的是1927年8月24日的“美保关事件”。在一次夜间训练中，轻巡洋舰神通号，那珂号和驱逐舰蕨号和苇号相撞，其中5，200吨的神通号巡洋舰把蕨号驱逐舰给来了开膛，从当中一切为二，四条船上总共死了119人。
长期昼夜部分的训练使官兵极度疲劳，集中力的涣散，判断力的下降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事故的原因不奇怪，奇怪的是事故的事后处理方式，神通号舰长水城圭次大佐被控业务过失，舰船颠覆，过失杀人等三项罪名送交军法审判，在正式判决的前一天水城大佐切腹自杀算作谢罪，但海军省根据天皇特旨，追晋水城大佐少将军衔。追晋是战死者的荣誉，而虽然是过失，但水城圭次大佐也还只是一个待罪侯判的犯人。就是说虽然水城在名义上是犯人，但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所以自杀了还能享受战死的荣誉。
夜袭是一种很有效的作战方式，日本军队也有夜袭的传统，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有很成功的作战战例。所以日本军队非常注重夜战，步兵有野战，装甲兵有野战，航空兵有野战，海军也有野战。野战不是坏事，但是日本莫名其妙地相信除了日本军队之外都不会野战就是个笑话了。这个笑话的起源不祥，反正战前日本人相信欧美鬼畜的绿眼睛在晚上看不见东西，只有日本人的黑眼睛才行。这种有关人种的古怪偏见不单单是日本人有，美国人也一样，美国人一直很固执地不相信日本人能开飞机，因为美国人认为黄种人的母亲把孩子背在背后，孩子的脑袋没有支撑，老是晃来晃去的，耳朵里面的平衡神经被晃坏了，所以无法驾驶飞机，在珍珠港被袭击了以后还有人坚持认为那是日本人雇佣的德国飞行员干的。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海军对巡洋舰，驱逐舰，甚至鱼雷艇这些辅助舰也这么上劲呢？如果说“舰队派”一定要战列舰的想法还是可以理解的话，可是这些辅助舰为什么也要如此疯狂就有点不可理解了。其实这些辅助舰是日本海军所谓“对美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里出现的“战略”和一般所理解的“国家战略”或者“战争哲学”有点不同。这是日本海军特有的战略定义，要记住这么一点：日本军队，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其实不懂战争，也没有研究过战争，所以不存在战争哲学这个名词，这个缺陷要以后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但在现在日本海军所采用的“战略定义”就是一个古怪的东西。
这个定义是秋山真之在日俄战争前从美国回到日本在海军大学校任教官的时候在《海军基本战术》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的。秋山在这篇论文中定义了三个名词：战略，战术和战务。秋山认为，凡是和敌人接触上了以后的行动叫战术，接触距离之外的行动叫战略，为了实现这些行动所作的工作叫做战务。这个定义里面除了战术之外其他都很难理解，起码那个战略和战务到底怎么区别没人说得清楚，正好日本人又有繁琐的事务习惯，所以到了后来，海军高级军官们是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些个东西，这个对美战略就是一个例子。
（七十六）
这个对美战略是那位最坚定的“舰队派”加藤宽正大将鼓捣出来的。加藤宽正是海兵16期首席。是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在当三笠号炮术长时就先于英国人而提出了“BROADSIDES FIRING”的集中控制炮火的方案，是个牛人。但这位牛人的运气不是很好，在黄海海战中受了伤向安保清种交了岗而没有参加有名的日本海大海战，没有亲眼看到俄国军舰被他发明的集中式炮火击沉，对于加藤宽治来说是毕生遗憾。要说这种遗憾就是他弄出这个对美战略的动力也不为过。
这个对美战略又叫“渐减战略”，说美国人要来打日本肯定从夏威夷经中途岛方面来，日本就在南太平洋到处设伏，用潜水艇，驱逐舰和鱼雷艇加上夜袭，弄得美国人不得安宁，抽冷子就打沉他艘把战列舰什么的，这样美国人到了小笠原群岛附近也就只剩下撑死七成了。
日本海军天下无敌这一点据说是已经规定了，不可怀疑的，以弱胜强都没有问题，现在是实力相当，更不要说美国舰队长途跋涉，一路上已经给日本打得气息奄奄了。
这样的话日本怎么能不胜？所以为了取得胜利，一个是要保持对美国的七成兵力。再有就是加强驱逐舰以下这些英美大八嘎们没看见的小型辅助舰的建设。这就是日本拼命要搞驱逐舰和潜水艇的由来，日本人指望这些家什能弄掉三成美国人的舰队呢。
指望小型舰并不是说不搞巨舰，最后的决战日本人还指望巨舰呢。巨舰是所有海军军人的梦，更不要说日本海军了。现在华盛顿条约规定了不能建35，000吨以上的战列舰，这点是最让日本人郁闷的，日本人最想造的就是五万吨以上的大舰，除了海军都喜欢巨舰这个原因以外，日本海军们还有个稀罕原因。那就是巴拿马运河船闸的宽度只有110英尺，而美国海军和日本的长门级战列舰同级，32，600吨的“马里兰号”舰宽是108英尺，两边都只有一英尺的空余，出于这个原因，美国的军舰都是细长的，连45，000吨的密苏里号的舰宽都是108英尺。当然细长有个限制，不能把战列舰造的像一条黄鳝，如果日本有五万吨以上战列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是白给，就算当时造船厂主要集中在东海岸的美国人也开始造大舰，他要打日本人也要绕过麦哲伦海峡跑个近两万海里来和日本人切磋，这样一来，谦虚地说一句：日本人就是想输都难。
但是，这个方案是不是很面熟？这不就是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大海战嘛。日本人奇迹般地赢了日俄战争，从此再也不忘记了。在日本人看来，所有的外国都是俄国，所有的海军都一定要像俄国海军一样。这种从七成军力到渐减战法的奇谈怪论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为什么美国非得走日本人规定好的路线？为什么美国舰队就非得有三成被日本人给吃掉？这些都没有任何依据事实所给出的说明，也没有人发出疑问，仅仅是“日本海军的战术战斗质量天下第一”这种来历不明的狂信在起作用罢了。有趣的是，这种荒诞的白日梦就硬是萦绕着“大日本海军”三十几年，一直到马利亚纳之后才算弄明白知道那种七成战力，渐减战法纯属扯淡，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但是话要说回来，日本海军中最精良的部分也就是驱逐舰队了。训练是一个因素，日本海军的训练是很繁重的，伊集院五郎提出的口号“月月火水木金金”就是一个证明，但伊集院的口号还只是从“当兵的闲着就会生事，不能让他们闲着”这种军营管理的观点出发的，把训练和作战联系起来的是东乡平八郎。东乡有句貌似有理，其实误事的名言：“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抵得上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为了使所有的大炮都成为这种“百发百中”的大炮，就只有训练。东乡在最后接受伦敦条约的时候加了一句：“训练没有限制吧”。
还有一点就是日本海军驱逐舰的舰长们本身的素质也是最优秀的，这是山本权兵卫推行起来的吊床号制度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很奇怪。吊床号制度旨在排除出身，宗派的干扰选拔人才，问题是“人才”怎么定义法。一般人才就是能往上爬，但无论什么地方总少不了些“不求上进”的家伙。日本海军的驱逐舰长们就是一帮这样不求上进的家伙，或者说只有不求上进的家伙才去当驱逐舰长。
驱逐舰长是一些以职业航海军人自命的怪人，在驱逐舰长们看来，上海军大学校，进中央机关当参谋，当舰队司令是很可笑的事情。是当海军来了还是当官来了？当海军就得当驱逐舰舰长。这些驱逐舰舰长的出身很有趣，大部分都是渔民船家出身，可能是带有航海的遗传因子的缘故，他们生来就喜欢航海，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航海，从这个观点来看，具备了先进操舵装置的巡洋舰，战列舰是不能算“船”的，要玩就得玩驱逐舰这种装备简陋，得靠自己的手艺来开动的东西。鱼雷艇的装备更简陋，但鱼雷艇上的海兵毕业生当不了艇长——日本海军的人才还没有丰富到连鱼雷艇艇长都是海兵毕业生。
巡洋舰，战列舰还有一点不合这帮船家出身的海军胃口的就是不自由。巡洋舰战列舰很可能被什么舰队弄去作了什么旗舰，舰上会莫名其妙地来一个舰队司令和一大帮参谋什么的混蛋管着你，受拘束。但驱逐舰被哪位舰队司令看上拿去做旗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起码驱逐舰上就容纳不了司令部那些闲人。
鱼雷艇不能单独行动也是不受人欢迎的一个理由。海军出海是有按航海距离计算的出海津贴，这是海军们的一笔大收入，当然大家都会在这上面动脑筋。那时候没有雷达人造卫星，单舰出海鬼才知道你到底去了哪儿，只要和舰上计算工资的主计军官串通好，回来怎么报假账都没事，要不然哪来钱去喝花酒？鱼雷艇干不了这个，巡洋舰以上目标太大也干不了，就驱逐舰黑起钱起来没良心。整个舰上舰长最牛，一出了海就是龙王爷老大他老二。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说驱逐舰舰长都是真喜欢航海的那类人，哪怕单纯为了捞钱也得玩了命训练。
“友鹤事件”，“第四舰队事件”和“美保关事件”已经鲜明地勾勒出来了一幅野心勃勃而又家底有限还老是在使用甲午，日俄战争时期的老皇历的日本海军的形象。
当然，日本海军也不完全是在瞎胡闹。日本在飞机起步落后欧美十几年以后发展出了一支优秀的海军航空兵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日本人的潜水艇技术也得到过公认，潜水艇放到以后再说，这里先说一说日本的海军航空兵。
（七十七）
二十一.空军不是光靠飞出来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发生过一件通过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药害艾滋病事件”，后来在清算这次事件时，人们发现这件事的主犯是一个叫“绿十字”的制药公司，而这个公司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那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出身的。也就是因为那次事件，本来几乎不为人知的731部队被再次曝光了出来，在那以前森村诚一的描写731部队的《恶魔的盛宴》出版时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反而因为森村先生的日共背景使人对其信用性有所怀疑。药害艾滋病事件才使得731部队这件事大白于天下。罪孽深重的731部队有关人员之所以在战后的日本还能混，而且混得不错，当然首先是因为受到了麦克阿瑟的保护，再其次就是他们还真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们那高超的医术的来源：那是在无数中国人的身体上通过活体解剖练出来的。
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舰载飞机和陆基飞机在珍珠港和马来沿海的表演让全世界大开眼界，赞不绝口。日本海军在使用航空力量方便很有创意，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斗方法，改写了海军和海战的存在方式，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首创。
但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技能和经验是在无数次的活体解剖中所训练出来的，被解剖的对象还是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子民。空军不是光有硬件就行的，空军比海军更要求训练，要求实战训练。诺门罕一战，一开始苏联空军根本就不是关东军飞行集团对手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通过“活体解剖”的实习才能出现高质量的士兵。
事实上出现了一支强大的航空兵力只是日本海军的歪打正着。因为日本海军建设航空兵力本来并不是准备用来对付美国，而是用来对付中国的。
和其它交通工具不同，飞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战争而出现的，美国人赖特兄弟的动力飞行是在1903年，1909年飞机才刚刚飞越英吉利海峡，而1912年保加利亚就已经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使用飞机了，虽然只是执行侦察任务，但毕竟是在军事上使用。
海军飞行的先驱倒是一位美国民间飞行员伊利（Eugene Burton Ely），他在1910年10月14日驾驶柯蒂斯式(Curtiss Model D)双翼机从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港内的“伯明翰号”巡洋舰甲板上搭建的木制平台上起飞成功。次年1月18日，又驾驶柯蒂斯式双翼机降落到停泊在旧金山湾内的“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的甲板平台上。
日本陆军的首次飞行时是在1910年，日本海军是在1912年11月在横滨的观舰式上由后来的佐世保航空队少将司令，海兵30期的金子养三大尉进行首次公开飞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日本海军之外，英国海军在日德兰海战中也使用了由母舰携带的水上飞机。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飞机当然有问题，没有合适的对地攻击武器也是问题，这些问题是属于“改良”的范畴，而那个母舰的问题就必须“革命”才行了。
使用水上飞机的一个问题就是准备起飞花时间，把飞机从母舰上推下水时还很容易不小心损坏飞机，再有就是当时的母舰都是用旧商船改造的，速度太慢，像若宫丸的速度就只有七节。不管飞机到底在未来的战争到底中有没有用，起码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让飞机能够从舰上直接起飞及其让母舰能和舰队共同行动，飞机就绝对没有用，解决的方法就是采用完全的航空母舰。
海军航空兵的精髓就在那个“浮动的航空平台”——航空母舰上，日本从第一次大战的青岛战斗中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在制造专用航空母舰上的热情丝毫不落于人，航空母舰“凤翔”的开工是1919年，虽然晚于1918年开工的英国的竞技神号，但是却在早于英国的1921年11月下水，成了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
这艘所谓“世界上第一艘航母”在一开始也就是个泡在海里的铁盒子，因为没人能在那上面起飞降落。飞机在舰上起飞容易降落难，起飞没花多少时候，但没人能在舰上降落，起飞了就在陆地机场降落，然后再把飞机搬回航空母舰上来重新起飞。这样做也实在太繁，海军就出了一个榜悬赏，谁能第一个在航母上降落就给谁五万日元，要知道那可是大将的月工资只有500日元的时代。
一直到1923年2月，才有英国人拿到了这笔悬赏，三菱内燃机株式会社的英国人工程师乔丹上尉拿去了这五万日元巨款。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的“三菱内燃机株式会社”后来改名为“三菱航空机株式会社”，再后来和三菱造船合并成了现在日本首屈一指的三菱重工。能降落了，起飞又再一次成了问题。美国人已经不在航母上滑行起飞了，直接用弹射器，但美国人不卖弹射器技术给日本，说是军工技术，要保密。日本人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原来遇到想要的技术只要价钱合适肯定有人肯卖，但这次不一样，这次除了军方没有任何民间企业会研究那个邪门技术，日本人只好自己来研究。
日本人所谓做研究一般就是做实验，各种方法，各种配方什么都试一试看什么合适。你别笑话这样做有点冒傻气的嫌疑，可是他要是成功了以后你要超过他还不容易，因为其他方法他都已经试过了。日本人最后采用的是火药弹射器，做得了以后能不能用，驾驶员是不是受得了得做实验，于是就找了只猴子绑在驾驶座上往外弹。本来是用根弹簧控制在升空以后就断开油路，让飞机落到海里去。谁知道弹簧出了问题油门断不开，赶上还挂南风，一只被绑在驾驶椅上的猴子和一架飞机就直朝着横须贺市中心冲了过去，忽上忽下地在天上乱转。
这一下就大家手忙脚乱，成了一锅粥。消防夫全体出动，乱打防火钟来疏散居民的时候，风向变了，耗尽了燃油的飞机总算又被风吹到了海里。
弹射机是成功了，可是从航母弹射起飞很危险也就成了常识，所以海军舰载飞机飞行员一直被人称为“PONROKU”，就是“嘭六”的意思。说他们被“嘭”的一声弹了一下就能拿到六分钱日元的津贴。
顺便说一下，日本海军的工资计算是很烦琐的。陆军就是基本工资，出去打仗再加上战地津贴，而海军有基本工资，还有这种按劳取酬的岗位工资，还有根据出航距离不等的航海津贴，当然打仗了还有战地津贴。所以日本海军有一所“海军经理学校”来专门培养这种海军用的会计人才，但后来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海军急速泡沫，会计不够用了，连工资都算不出来。
结果就采用了一种“短现士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短现士官”就是“短期现役士官”的简称，已经有了工作的大学生们可以去海军（后来陆军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经过半年培训以后就去部队当会计，军衔为中尉，任期两年，两年过后回原来的地方。这样大家有好处：海军省下了培养费，赖掉了军官退职金，也不需要为退伍军官找工作头疼，本人也算当了回军官。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到处抓壮丁，当个会计军官总比当大头兵或者前线军官活下来的可能性大一些。所以这些短现士官们大部分是帝国大学毕业的，虽然海军无法遵守当初两年的约定而是不断延长期限一直到战败，但是会计军官比别人活下来的几率确实大一些。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是短现士官，他当首相时最有趣的就是政府各省的事务次官居然全干过海军短现士官。
（七十八）
言归正传，那些飞行作战还是有点像业余爱好，没有认真作为一种兵力来使用的程度，日本人也没有牛到能够独创一门作战方法的地步，要打仗还是要向人家学。当时日英同盟关系还存在，日本人首先就是向英国人求援，仗义的英国人在1921年派了个子爵叫森比尔上校的带了三十多个中少校级军官和十来架飞机到日本来化了一年半时间手把手教日本人，从编队飞行开始到空中作战，俯冲轰炸，就不知道森比尔上校会不会想到这些学生过些年用了他教的手艺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给炸哭了。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让人想不通的问题：既然日本人对航空母舰和飞机有着这么大的兴趣，但在后来山本五十六提出使用航空母舰奇袭珍珠港时又被军令部坚决反对呢？这是因为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和作战飞机原本不是准备用来对付美国人的。
那是准备用来杀中国人的。
和现在某种程度上的航空母舰拜物教不同，当时没有人确切知道航空母舰的作用。航空母舰只是一种辅助军舰，集中提供一个飞机的搭载平台。那时日本不少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都已经配备了用来进行侦察搜索和观测弹着点的舰载飞机，为什么还要装载如此多飞机的航空母舰？这些在当时看来在海战中不起作用的飞机是用来攻击地面目标的。
那些年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立下了赫赫战功，加官进爵的不少。海军当然没有吮着手指头在一边傻看的道理，可是海军怎么参与到侵华战争中去就是个问题了。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就没有了海军，当然就没有了海防，甚至连江防都没有了，1931年第一次淞沪抗战开始的时候，由盐泽幸一少将指挥的“第一遣支舰队”总共拥有21艘各种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艇。这支舰队说是在上海，其实这21艘军舰分别驻在宜昌，大冶，芜湖等11个地方，要知道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开战！
这是洗刷不去的耻辱。长江，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内河。
所以在中日开战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制海权”这么一说。后来武汉会战的时候，日本海军就能够溯长江而上，直接向安庆，九江投放陆军兵力，而不必担心有可能遭到中国军队的打击。反过来说，这时的海军也就是个运输队，没什么作用。
那能不能直接用海军陆战队？也用不了，日本海军在创建初期学英国人有战斗队伍，叫“海军兵科”，但那个的“兵科”不是用来上陆打仗，而是用来“跳帮”，就是海战时和敌人接了舷以后跳到敌人船上去直接对杀的，后来因为现代海战已经没有了跳帮战，所以这个“兵科”就于1876年被取消了，就剩了一个“军乐队”作为残迹。
十年后的1886年，日本海军又制定了一个《海军陆战队概则》，但这个“海军陆战队”不但不是和美国的Marine Corps那样是支单独的军种，连单独的编制都没有，一旦有事，舰上的水兵扛了枪到陆地上去打仗就是那个“陆战队”了，这种状况一直到最后“大日本帝国海军”最后消亡，虽然到最后“海军陆战队”有了10万人之众，但那都是被美国人把军舰弄没了，只能上陆来混事的。
顺便说一句，一直不知道是谁把美国的“Marine Corps”翻成了“海军陆战队”，这大概是翻译的最失败的一个军用名词了。因为“海军陆战队”很自然地会使人以为是隶属于海军，但是是在陆地上作战的部队，实际上不是这样，Marine Corps是专门的军种，不归海军管，从这个角度来看，日语把“Marine Corps”翻成“海兵”要比中文确切。
言归正传，没有专门的陆战队就决定了海军无法参加大规模的路上作战。“1.28事变”时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向人解释他拼命要陆军增援的理由就是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水兵要花三四年”，现在蔡廷锴的十九路军那么狠，打起皇军来不带手软的，有多少水兵都没有用，你陆军再不出炮灰的话，海军可耗不起了。
不是舰艇部队，也不是陆战队，日本海军参加侵华战争的方法是使用航空兵。
日本在“1.28事变”时已经有了三艘航空母舰，凤翔，赤城和加贺。事变当时虽然航母都不在中国，但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在，从第一天开始日本人就使用了飞机。凤翔和加贺随后开赴上海。从舰上起飞的飞机把轰炸的目标从上海扩大到了杭州等地，这是日本海军的正规航空兵力的首次正式使用，也是航空母舰的首次使用。
“1.28事变”时的日本海军航空兵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国军队造成的压力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但增强了日本海军使用航空兵力去积极参加侵华战争的信心和决心。
似乎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海军内部存在一个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这三驾马车为中心的“正面人物集团”，反战，热爱和平。后来是陆军硬要拉海军下水，而海军内部后来也是以岛田繁太郎为首的主张和陆军协调的派别占了上风，所以海军犯了错误。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也是也不是，所谓三驾马车反对对美开战确实是有不少白纸黑字的铁证。但是不是就能推出这三驾马车就是“反战”的和平天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几位确实反战，但反的仅仅是对美开战，至于对华作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仅支持而且很积极，再者就仅仅只谈日本如何走上对美开战之路这个话题，这几位恐怕也逃不了干系。
据笔者的观察，这种说法似乎出自于日本一位名叫伊藤正德的人。此人战前是《时事新报》的记者，长期采访海军。真正旧海军军人战后的回忆录里一开始倒还没有那么为三驾马车唱赞歌的，要么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要么骂陆军，要么不分青红皂白地陆军海军一起骂。而伊藤正德在1953年出版的两本书《回忆大海军》和《联合舰队的末日》把日本海军以1942年12月8日袭击珍珠港分界，在此之前是好的，从那以后是坏的，此后“海军好，陆军坏”就成了主流定论。虽然有不少人指出这种说法的片面性，比如连最起码的为什么从“好”变成了“坏”都没有回答，但都成为不了主流意见，主流意见就是“陆军坏，海军好”。
在9.18事变这件具体事情上，海军确实没有支持关东军，但要知道9.18事变只是关东军几个参谋的下可上行为，连关东军司令部都不知道的，当时的日本政府，甚至参谋本部都没有支持，只是事后默认，因此海军的这种举动并不奇怪，也不是什么很高尚的行为。
再有一点，日本海军对华北，就是他们说的北支并没有兴趣。因为日本陆海军对中国大陆的航空作战有过协定，陆军负责北支，海军负责南支，也就是华南地区。剩下的地区被称为“中支”由陆军和海军共管。兵力分配是陆军两中队侦察机（十八架），两中队战斗机（三十六架），轻型轰炸机两中队（十五架），而海军是三队舰载战斗机（三十六架），一队舰载攻击机（十二架），两队中型陆上攻击机（二十四架）。
即使在海陆军共管区域，海军的轰炸机也还是远远地超过了陆军。
（七十九）
那个被人尊为“不战海相”，曾经担任第一遣支舰队司令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的米内光政，确实反对对美开战，在七七事变刚开始时也主张不扩大事态，作为海相在特别国会回答议员质问时自作主张地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的连线”，把坐在边上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气得满脸发白。但那只是出自海陆不和，决非什么其他原因，要知道就在1933年8月，作为新编成的第三舰队中将司令长官的米内光政中将亲自在保津号炮艇上插上将旗，带了另一艘炮艇二见号在1933年8月居然溯江而上到过重庆。
现在被人们传为美谈的米内光政在“2.26事变”时的表现其实也是这样，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首相冈田启介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陆军在出事以后一直稀里糊涂的不表明立场。陆军发表的公报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中将和参谋长井上成美少将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直扑东京湾，战列舰长门号的炮口指向了叛乱军，与此同时，第二舰队也封锁了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还是护犊子。有三位海军大将被卷了进去。内大臣斋藤实已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重伤，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当他们知道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而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由陆军自己去处理。
现在还是这样，因为华北和海军没有关系，出什么事情海军都是事不关己。但在8.13淞沪抗战爆发以后，米内光政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强硬派，坚决主张陆军及时增兵。在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中支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一起在东京车站送他赴任。松井对杉山元说：“我要打到南京去，请把全体陆军团结起来”。对近卫文麿说：“我想去南京，请总理理解”。
近卫问杉山元：“陆军真的要一直打到南京去？”
杉山元打了个哈哈：“松井也就是那么说，他到不了南京，撑死打到蕉湖。”
在一边的米内光政一言不发，因为要说的话他已经说了。8月14日晚上的内阁会议上米内已经公开声称了：“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
现在他要拿出来的是实际行动。
当时的日本海军有一支庞大得奇怪的编制，就是陆基航空兵。海军陆基航空兵本身并不奇怪，但编制本身庞大到向日本海军那种地步的军队是没有的。这是因为华盛顿条约限制了航空母舰的数量和吨位，但对航空兵力本身却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日本海军准备了大量的陆基航空兵，准备在发生对美战争时前进到由日本控制的南洋诸岛，和潜水艇，鱼雷艇等共同完成消灭30%美国舰队的宏伟任务。
现在，他们在中国动用了这支兵力。
1936年，海军以国土防空的名义成立了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岛航空队，分别负责东日本和西日本的国土防空。可是这两支“国土防空队伍”，从一开始就配备了大量的陆上攻击机。卢沟桥事变以后的7月11日，这两支航空队的陆上攻击机就改编为“第一联合航空队”，战斗机则改编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简称“一联空”和“二联空”。分别进驻到长崎的木村基地，朝鲜的济州岛和台北等地待命。
从八一三的第二天8月14日开始，从木村，济州岛和台北基地起飞的陆攻机对中国各地开始了接连两星期的狂轰滥炸，15日轰炸了南京，16日苏州，17日汉口，南昌，为陆军的进攻开路。9月份开始“二联空”也配备了陆上攻击机，在担任为“一联空”的护航之外，自己也开始执行单独轰炸任务。
起码在长江流域和中国的华南，西南地区，没有被日军飞机轰炸过的县城是几乎没有的，执行这些轰炸任务几乎全是日本海军飞机。轰炸珍珠港的精湛技术就是这样用中华的鲜血和生命财产训练出来的。
这种对平民集中的大城市的狂轰滥炸是日本人的发明，叫做“越洋爆击”，后来从1939年开始了轰炸重庆的“101号作战”，海军飞机先后对重庆进行了218次轰炸，重庆市区几为废墟。这个“101号作战”的方案起草人和现场指挥官就是当时担任支那方面舰队参谋长兼第三舰队参谋长的井上成美中将。这种对中国内地的轰炸只有海军才能进行，因为陆军飞机是靠地形导航，无法轰炸地形不熟的区域，而日本海军飞机的导航一直是采用和航海一样的六分仪定位，不需要地形地图，只需要太阳的方位角。
井上成美本人对“101号作战”的评价是：“这是能和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大海战匹敌的作战，一定要坚持到底”。
“101号作战”就是由一联空和二联空进行的，一联空司令官是山口多闻少将，二联空司令官是大西泷治郎少将。山口多闻在中途岛被美军埋进了海底，而那个“神风特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在战败后自杀。
日本海军的高级军官们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具有理性，和陆军将领一样，他们基本上是一些疯狂的赌徒。弄出“神风特攻”的大西泷治郎当然不是正常人，但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呢？他在奇袭珍珠港成功的1942年2月20日向军令部提出的作战设想意见书，甚至把参谋本部那些已经够疯狂了的陆军参谋都给吓呆了。
山口的方案是：5月份进攻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加尔各达和孟买，7月份进攻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和澳大利亚，8月份到9份进攻阿留申，11月到12月进攻中途岛，约翰斯顿环礁和巴尔米拉环礁，12月到1943年1月，进攻夏威夷。
然后和德国人一起切断南北美洲，有必要的话破坏巴拿马运河。第一舰队和第八舰队对美国西海岸展开攻击，占领加州的油田地区，陆基航空兵力进驻加州，对全美的大城市和军事设施展开攻击。
后来他们受到了惩罚，但那不是中华对他们的惩罚。
至于这些从活体解剖中国人中练出一手精湛的飞行和战斗技艺的飞行员和在反复攻击中华中得到性能改善的飞机的由来，山本五十六功不可没。
（八十）
日本的海军将领最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东乡平八郎和山本五十六，确实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代表了日本海军曾经有过的荣光，虽然后者的荣光为时是那么的短。但作为日本海军代表人物的这两位人物的性格和下场是如此不同，也正好揭示了日本海军的无法解脱的自身矛盾，从某种意思上来说，这两位反差是如此之大的人物能并列为日本海军的代表本身就说明了日本海军覆灭的原因。
东乡平八郎除了晚年忘记了自己已经是83岁的高龄，对当时世界海军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无所知而对海军政策，海军人事妄自开口，被人评为“晚节不保”之外，作为一个海军军人，可以指责的地方确实不多。而山本五十六则经常被人们描写成一个悲剧的英雄，出于责任心而去构划和指挥一场自己反对而又确切知道结果的战争。不少美国人甚至真心相信山本五十六的死亡原因并不是被美军破译密码而组织的暗杀，他们相信山本出乎异常地从拉包儿出发去往更前线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因为看不见出路而自寻死路的自杀行为。
其实如果仔细观看山本五十六的足迹，就会发现日本军部中把日本国家引向那场他确实反对过的战争的无数人中间，也有山本五十六自己，而且排名不在很后面。人们在看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时山本的反战，而往往忽视山本也是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制造者之一。
东乡平八郎对波罗的海舰队来路方向的判断是一次赌博，但从东乡本人木呐的性格来看，不如说是反应迟钝更为合理，所以与其说东乡平八郎赌中了还不如说东乡平八郎就是个瞎猫逮了个死耗子更接近事实。
但山本五十六不同，从物理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赌徒。
山本五十六在赌博上究竟有多少斩获也是众说纷纭，无法确认。但1929年作为参加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的随员从日本出发之前和家乡的父老们半开玩笑打招呼说：“谁现在给我一万日元，回来能还给他10万”这句话倒是事实，起码山本五十六对自己的手腕还是很有自信的。
东乡平八郎在英国接受了海军教育和训练以后除了短期出访以外就再没有踏出过国门，对国际海军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几乎没有兴趣，而山本五十六则有一个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海军高级军官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纪录：从中佐开始到中将这四次晋升时本人全不在国内。1919年底晋升中佐时，山本在波士顿的哈佛留学。1923年底晋升大佐时，在欧洲出差，1929年底晋升少将时，在伦敦参加海军军备会议，而1934年底晋升中将时，还是在伦敦参加海军军备会议，最后1940年底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任上晋升海军大将时总算在了日本国内。
这种古怪的经历，使山本五十六能够及时把握世界局势，对海军军事科学和技术的最新进展。海军又是一个更加重视科学的军种，这样同样在对美国的看法上，山本五十六就和同样长期驻美的陆军武官，后来的甲级战犯佐藤贤了所持看法根本不同。在佐藤贤了看来，被富裕的生活宠坏了的美国人连正步走都走不齐，如何能和威风堂堂的皇军打仗？而山本五十六不是这样看的。
首次赴美对山本五十六的文化冲击实在太大，非女权主义者而热爱女性的山本少佐很自然地在写给国内亲友的信中话题集中到美国的女性话题。美国的女孩子都能收到大学教育而且能够工作自立，使得除了欢乐街的女子之外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女性的山本少佐目瞪口呆，美国的砂糖居然不要配给更是教会了山本少佐什么是“国力的差异”，后来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德克萨斯的油田才真正告诉了山本少佐美国的真正力量。
即使同样地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当初华盛顿会议时候的加藤友三郎在给海军次官井出谦治的备忘录中指出：“日本只有同美国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日俄战争似的花费不可能支持对美战争，所以即使日本能够整备和美国同等的军备，也无法筹集对美的战费，使用外交手段避开和美开战是日本现在唯一的选择。”
加藤是日本海军中最后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人，他的这番话一直到他那些贸然与美开战的后辈们把日本给弄没了以后再被人回想起来。而山本五十六只是一个军人，他不理解加藤的思想。山本不认为和美国开战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但并不认为和美开战是一个禁忌。山本五十六是一个赌徒，具有赌徒特有的短视心理，在考虑对美战略时山本从来不是从战争角度出发，而是从战斗或者战略的角度出发。两次伦敦会议，山本五十六都是积极地站在舰队派一边，反对对美妥协。第二次伦敦会议时大藏省派出来的代表就是后来的大藏大臣，甲级战犯贺屋兴宣，贺屋从财政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应该接受英美方案，山本五十六恶狠狠地对贺屋说：“闭嘴，再不闭嘴当心我揍你”。
但让山本感到屈辱的是：让贺屋闭嘴以后日本人在英美面前也必须闭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山本提出的方法是航空作战。1930年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时，山本五十六对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提出的建议是：“被迫接受劣势比例的帝国海军在同优势的美国海军作战一开始就只能以空袭的方式给与敌人一记痛击。”，在给部下的信中说：“和英美开战的日子不会太远，在开战之前如何做到航空上的跃进是最紧要的要务”。
如何做到航空上的跃进？
日本海军在实现除了潜水艇以外的舰艇国产化的时候得到了英国人的巨大帮助，但在航空兵器的发展上却是得到了德国人的大力支持。日美关系的恶化是日本无法从英国继续得到军事技术的支援，连一直接受日本造船留学生的格林尼治大学从1923年以后都停止了接收日本留学生，但这点难不到日本人。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由加藤宽治带领的赴德国调查团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在军事工业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而一次大战以后旧国联对德国的军备限制使得德国人采取了把军事技术转移到日本和苏俄进行技术储备的方法来和英美偷偷地对着干，这样做的结果是后来的希特勒在上台后重整军备时并没有遇上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反而使苏俄和日本叨光有了一支强大的空军。
在日德航空工业合作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斐力德里希·哈克（Friedrich Hack）。此人本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青岛时被作为战俘关到福冈的战俘营的，后来因为查清哈克战前曾经担任过满铁的顾问而被释放并且给与了在日本的居留权。战后此人成立了一个“舒茨因·哈克商会”（ Schinzinger & Hack Co），专门负责向日本转让德国技术，日本海军驻柏林办事处的设立过程中也得到了他的帮助。
哈克除了做买卖以外，对政治也卷入很深。后来一直导致签订日德联合防共协定的里宾特洛甫——大岛浩谈判一开始就是哈克牵的线，然而后来这个协定里存在着秘密的军事合作条款也是他在无意中泄露给苏联间谍左尔格的。
但是哈克在整个日德合作过程中最早接触的却是山本五十六。山本因为其哈佛的学历和驻美武官的经历以及反对和美国开战而有时被误认为“亲美”，其实山本五十六首先是一个日本海军军人，对美国社会的一些好感并不会影响到他对整个日本海军发展战略及寻求支持这种发展战略的力量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