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宝宝寒

　二 同气相残

　　75

　　话头转回来，且说高煦先听说朝廷以薛禄为将，统兵来伐，不禁攘臂大喜，以为薛禄好对付，活脱脱就是他爹燕王在听说朝廷来征大军的主将是李景隆后的那副神情。然而，随即传来天子亲征的消息，高煦登时惊诧无措乎手足，一如宣宗之所卜知者。

　　惊愕之余，高煦收到宣宗的来信，信中说：“今六师压境，王即出倡谋者，朕与王除过，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以王为奇货，缚以来献，悔无及矣。”信的内容还是索要“左右奸人”，宣宗说，只要汉王你肯献出“倡（逆）谋者”，不仅释汝之罪，还保证像从前一样，对皇叔你恩礼有加；不然，皇叔你若打不过，被我在战场擒来，抑或下人以王为奇货，捆缚来献，您到时可别后悔哟！

　　这封信属于宣宗展开的“心理特种作战”，其预期效果，不在于劝降，而在挑拨离间，让高煦与部下互生猜嫌，好乘隙而破之。

　　奇怪的是，从八月初一日“高煦反”，到二十日宣宗亲率大军至乐安城下，大半个月里，朱高煦一直困守在乐安城中，没有任何主动出击的动作。据薛禄奏报，前锋部队进抵城下，即与高煦约定次日出战，似乎也无开战的记录。

　　当宣宗车驾抵达乐安城北时，天已擦黑，只见城中黑气黯黪如死灰，一副惨景，突然有一道青气，在城的东南天空升起，就像一个人在叉手揖拜。宣宗认为这是祥瑞，第二天即移跸城南以应之。

　　朝廷大军分兵守住四门，连发神机铳、箭（明代称火器为神机铳炮）示威，一时烈焰轰天，震如雷霆，对城内守军造成极大的精神震慑。

　　小小的乐安城已被铁桶合围，捉拿叛贼，直如瓮中捉鳖，诸将请立刻攻城。可宣宗不许，他说恐怕矢石之下，祸及无辜百姓，于是再次写信给高煦，责他不来朝见，令其速速出降；午间，又写一封，反复劝谕——我都记不清宣宗写过几封信了，真是“仁至义尽”！可是不识相的高煦“皆不答”。

　　他是准备鱼死网破了吗？非也。官史说：宣宗屡谕高煦不听，就书写一敕，射入城中，“谕逆党以祸福”。敕书中肯定有鼓动城中军民擒献高煦免罪封赏的内容，“城中人多欲执高煦出献”，高煦没办法，不得已秘密遣人出城，诣行幄（天子的行帐），请求宽假一天，待与妻子诀别，明日一早即赴军门归罪。宣宗同意了，可晚间再看那城中，火光烛天，这是高煦在连夜紧急销毁谋反证据——“高煦尽焚兵器及通逆谋书”。
　　第二天，高煦将出城授首，他的“太师”王斌劝他：“宁一战死，无为人擒。”此真乃豪杰之言！可高煦假意同意回宫，却觑个空儿，从“间道”溜出城，还是到宣宗大营投降乞命去了。

宝宝寒

　　老鼠进了笼子，还有命好活？如果是一只老鼠，立刻会被烫死、剁死、踩死、摔死，可汉王爷进了笼子，朝廷还要请他配合演一出戏，然后取他性命。

　　当高煦跪在御幄之外觳觫时，群臣请求将他立正典刑，这是戏的开幕。宣宗说：“彼固不义，然祖训待亲藩自有成法。”宣宗举的是《皇明祖训》，称祖训对亲藩宽大，即便犯了谋反大罪，也无加诛之刑。而群臣举起更厉害的“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大义灭亲，请皇上绝私恩，从公理。宣宗仍不准，止令人把群臣劾章拿给高煦看，使其知罪。高煦顿首道：“臣罪万死，生杀惟皇上命。”这是戏的高潮部分，尽显凛凛君威与朝廷的“道德战胜”，而敌人只有匍匐乞怜的份儿。

　　宣宗遂命高煦写信，召他的儿子们来降。此时，造反的主子没了，城中乱贼早作鸟兽散。宣宗下诏，只罪同谋者，胁从者不问，于是“余党悉就擒”。

　　高煦的造反伟业，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套用一句现代的流行语，他到底是反啊反啊还是反啊？作为一个造反经历丰富的王子，他难道不知道，以他微弱的兵力、不利的形势，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弃绝困兽之斗，积极主动进取。弱者只有不断地向强大者挑战，才有存活，乃至发展壮大，最终改变态势的机会。这已为无数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就说他父亲吧，起兵之初，兵力很弱，环境也非常不利，他正是在不断的主动进攻中，碾压、撞击、粉碎了朝廷征伐的企图，逐渐使实力与命运的天平向己方倾斜；建文四年，突发奇兵，直袭长江，为靖难之役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落幕。

　　而高煦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以致宣宗群臣对他行动的猜测（北进、南下，攻打省会）全部落了空，只中了宣宗称他将束手就擒的预言。这太不像一位在20多年里，从未停止过谋朝篡位活动的剽悍王子的举动了。无怪乎有人怀疑，汉王朱高煦是被人“黑”了，他是“被谋反”的。真相是否如此，从现有史料很难做出判断，但从赵王高燧差一点也遭到与高煦同样的命运，高煦之事，可能真的有点冤情。

宝宝寒

　　上接75

　　宣宗在平定高煦后，为炫耀其“武功”，改乐安州为武定州，还亲笔写了一篇《东征记》，发给臣子们阅读学习。然而这一场实力悬殊的“东征”，叛逆者是自己投降的，往好听了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武定”二字，多少有点名不副实。但在事平后擒拿“余党”的过程中，却很有些动刀动枪的阵势，除了逆党有名的王斌、朱恒等60余人（主要是汉府僚属和乐安州及所属诸县受伪官伪职之人）在京被诛外，还进行了广泛的追究，牵涉到山西、天津、青州、河间、德州等地都督、都指挥、指挥、镇抚等官640多人，全部被处死。可见，高煦之变中受牵连的主要是世职武臣，他们被指控与高煦有“献城”之约。其他以知而故纵、藏匿叛人等罪名，应死而改戍边者1500多人，在边为民者727人。

　　以上还只是正犯，其家属亦多随戍边，而发京卫为匠、给官家为奴者更多，这就没有统计了。直到宣德二年八月，即乱平之后整整一年，朝廷还在“申严反逆家属在逃之令”，大规模地追捕逆犯亲属。在这场昙花一现的叛乱中，数千个家庭遭遇了不幸和飞来横祸。

　　宣宗亲帅十数万大军，兴师动众，赴乐安平定叛乱，只放了几响礼花，并没有打一两场大仗硬仗，好供史官泼墨渲染，山呼万岁。

　　捉住高煦后，遂高奏凯歌还朝，一路行到今河北献县单家桥，忽有户部侍郎陈山在路边迎谒。此人偷偷从京里跑出来，荷包里夹了一条毒计，要献给皇上。他说：汉、赵二王实为同心，请皇上挟战胜之威，袭取彰德府，抓住赵王，并除二害。

　　宣宗不免心动，就咨问扈从的阁臣。可是阁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杨荣一力赞成，而杨士奇坚决反对，他说：“事当有实，赵王并无谋反实据，难道天地鬼神是可以欺蒙的吗？”

　　明初阁臣有著名的“三杨”之说，头两位就是杨荣与杨士奇，他们的府邸，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又称东杨与西杨。东、西二杨本来不合，意见亦常南辕北辙。这回，在是否顺带手把赵王也灭了的问题上，他们所见又生牴牾。

　　杨荣厉声道：“汝欲阻挠朝廷大计吗？今逆党供称与赵府有谋，何谓无辞？”

　　杨士奇道：“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无罪者就应厚待之，疑则防之，使之无虞而已，何可遽然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

　　西杨之见，要在不可伤德，毕竟赵王反形未著，骤然加兵，天下后世不可欺。“三杨”中的另一杨，名杨溥，是个温雅的儒者，与西杨一样，也是东宫出身，他赞同杨士奇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那时不兴投票表决，只好请皇帝来仲裁。东杨先跑到御幄里，游说皇帝，等到西杨再去请见时，宦官就不让他进去了。显然宣宗已经采纳了杨荣的意见，不容他再置喙了。

　　杨士奇不甘心，就跑到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那里，请他们代为转奏。蹇、夏两人就在宣宗召见时，把杨士奇的意见说给皇上听了。据《明史?高燧传》载，陈山也曾邀蹇、夏二人共请，似乎他们也同意陈山的动议。这两位重臣到底是何态度？宣宗曾对夏原吉说：“往者卿等言赵王事，朕皆拒却。昨又有数人密奏斯事”云云，可见夏原吉是赞同陈山、杨荣的主张的，但他们在削藩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敢过多表明态度，他们也不愿驳了正炙手可热的杨士奇的面子，给自己惹来麻烦。夏原吉刚当了一回朝廷“奸臣之首”，还心有余悸呢！

　　宣宗最终接受了杨士奇的意见，决定不对三皇叔高燧用兵。但朝中要求对赵王有所处分的呼声很高，因为高煦到京后，承认曾派人与赵王通谋，就算赵王没有参与谋反，他知情不举之罪，也是跑不了的。户部主事李仪还旧事重提，说赵王尝有异谋（指永乐二十一年五月宫廷政变的那件旧事），今虽屈伏，并非心死，而是其力有所不能，请求削除赵府护卫。尚书张本也说，往年孟指挥造逆谋，赵王未必不知，今与高煦合谋举事，俱有明验，陛下忍而不发，是养痈长疽，未见其可。夏原吉也平缓地说：“人言不可不思，但在处之得宜”。宣宗咨问杨士奇，士奇说：“赵王最亲，陛下当保全他，毋惑于群言。”建议宣宗将群臣的劾章封示给赵王看，令其自处。

　　宣宗觉此计较为妥当，遂遣驸马广平侯袁容携带玺书及群臣劾词，到彰德拿给赵王看。一直以来惶恐不安的赵王大喜道：“吾生矣！”立即上表称谢。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光表态是不够的，必须把怀中之璧献出来，方能免主上生忌。高燧在洪熙元年之国时，已经辞还常山左、右二护卫，只剩一个常山中护卫，他便将该护卫连同王府所辖群牧所、仪卫司官校一并奏还朝廷。宣宗很欢喜，同意收回护卫（将王府护卫改为普通的军卫，由都司管辖），但仍将仪卫司还给赵府。高燧至此躲过一场大难。

　　官史关于赵王高燧的这段记载，要在说明宣宗的仁德与善谏，但从当时朝廷的舆论来看，多数人都是赞同处置赵王的，一报前仇，二不留后患。要不是杨士奇等人努力劝阻，赵王以与高煦同谋的罪名被废，几乎成了定局。

　　在古代，谋反与杀人放火等刑事案件不同，当事者反与不反，常常不是靠确凿的证据说话，而在“谋反者”是否对当政者构成现实的威胁。在汉王高煦锄灭后，赵王高燧只是一只剪去爪牙的病虎，已不可能为朝廷之害，但宣宗念旧仇，必欲拔之，他不反也反了。然而宣宗听杨士奇等人劝说，以为在汉王的事上已然树威，在赵王身上不妨树德，如此威、德并生，岂不两全其美？宣宗为此意打动，于是赵王即便有反迹，反亦不反了。故此，在中国古代的“十大罪”中，于反、逆的罪名上都加一个“谋”字，所谓谋反、谋大逆，单是论心，就足以诛杀了。假若皇帝心思一转，又不想杀人了，天大一个侥幸，也是有的！

　　史书多书宣宗为此非常感念杨士奇，对他说：“赵王所以得全，全赖爱卿之力！”其实倒是宣宗不为己甚，违众之言，宽以待之，才是高燧免遭削除的关键。

　　陈山在献计后，得到宣宗的宠爱，第二年就奉命入阁。但在阁只一年，宣德三年十月“辍机务”，不再“直阁”（直通值，指在内阁办公，参与机务之意），史书多将这次人事变动解释为宣宗因他首发征赵之意，故此厌嫌他。其实这是对史料进行选择性解读得出的片面结论，因为论者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陈山是如何进入内阁的？陈山本只是一名户部侍郎，在向宣宗献计后，才得到皇帝属意，第二年二月被特擢进入内阁，以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此时离他发起征赵之议，已经过去半年了，宣宗没有忘记他，对他的献计之功做出奖赏。至于他在入阁近2年后失宠，那是别有其故，与他谋算赵王，毫无关系。如果宣宗仅仅因为陈山倡议顺手干掉赵王就厌嫌他，那么于杨荣又如何？杨荣可是此议最为积极的支持者，可是宣宗对杨荣的信任，终身不变。后世史家将陈山出阁与他当年的建议混为一谈，要么是于史实失察，要么是故意借陈山的“偏狭凉薄”，以烘托宣宗的仁德。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76

　　其实，自永乐二十一年未遂的宫廷政变后，赵王高燧早已噤若寒蝉。他父兄在位时，总还是照应他的，可他侄子宣宗即位后，高燧自存尚且不能无忧，哪里还敢存丝毫的非分之想！

　　然而他就是保持最大程度的低调，把头卑微地埋在尘埃里，也难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宣德元年初（还在他二哥高煦“造反”之前），一个名叫刁二的定州籍男子，身背黄色包袱，到他府上来求见。打开包袱一看，里面裹着素色黄纸、白纸各2幅，一个画花，一个画人。这个叫刁二的，应该就是那种能飞会遁、捉鬼招魂，上观天象，下察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一千年的术士，官府称之为“妖人”，今天我们称之为“大师”。恕我无学，刁二在黄、白素纸上画花画人，不晓得是何把戏，有何说道？但肯定是某种隐含“天机”的秘语或谶言。

　　“王爷，”刁二向赵王爷展示了图画后，对他说，“你是命中有大福分的人，岂止拘拘于彰德？”比王子还大的福分，不言自明，那就是帝王命格了。

　　谁知赵王高燧并无汉王高燧的胆量，他此时最怕这种“好事”招惹上自己，一听刁二之言，几乎吓得昏倒，急令左右将刁二拿下。他不敢隐瞒，将此事奏闻朝廷，自称“此妖妄也，不敢隐”。高燧深知四下密布朝廷眼线，若不赶紧奏明，被人抢先揭发了，一个“包蓄祸心，招诱无赖，左道惑众”的帽儿掼下来，那真要冤死人的！

　　“赵叔不得不言。”宣宗览奏后，似乎很体谅赵皇叔的心事，对侍臣说，“他若不主动举发，小人就会拿此事借题做文章，造为离间之词。往年告王府谋逆事多类此。”

　　“赖陛下日月之明，小人之计不行，宗室之福也！”侍臣奉承道。

　　宣宗说的倒是大实话。我粗粗估一下，古代的谋逆大案，至少九成都是如此。不过，如果宣宗心中真的如此坦荡光明，大可命地方官或刑部官员按大明律例中有关“妖言”的律条处置即可，可他却下令锦衣卫严鞫（下到诏狱，就变成“钦案”了），把刁二抓到牢里，一顿死打，还不知揪出咋样的主谋和同党呢！当时在北方数省，民间秘密宗教传播非常广，信众也比较多，像刁二这样通过妄造妖言希图富贵的神棍多如牛毛，幸亏高燧及时揭发，摆脱了干系，否则祸患真不在小。

　　刁二事刚了，高燧的奏疏又来了，称本府已经就藩，但在北京广有仓里还存有未支禄米850石，请归之于北京户部。这份奏章，看似高燧在表忠心，其实他是在耍滑头：他明里说京仓这些粮食不要了，可那都是赵府的禄米，是他该得的，区区之数，朝廷若照单全收了，未免显得朝廷贪图小利——他的本意是向朝廷催要这些粮食。

　　宣宗应该洞穿了他的肺腑，让户部收了赵府的禄米，同时令平江伯陈瑄从漕运粮米里如数匀出一部分，送到彰德赵王府，补偿赵王。宣宗这么做，表面看起来，是重赵王之请，里子里却是照章办事，一报还一报。一般这种情形，朝廷首先应该降敕表彰，对王府的“无私精神”予以肯定，然后给予一些赏赐，但宣宗对高燧的做法无一句评语，一分一毫算得清清楚楚，互不亏欠，温情的面纱下分明透出了宣宗与至亲的赵王之间深深的疏离与隔膜。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高燧是个重利、好使权术，而乏大体的人。这些毛病，对于一位从小娇惯的王子，其实是一种“职业病”。所以，尽管高燧之国后，刻意显示低调，但其“表演”愈令人察觉到他的不安分。故此，当汉王事发时，他几乎惹火烧身，差一点就遭到爵除国灭的下场。

宝宝寒

　　高燧的事还没了呢！对于这等令皇帝不放心的人物，就是要时刻琢磨他，令其有后顾之忧，无法安卧枕席，这样皇帝才睡得着。高燧在封国彰德府过得一点都不安心，他和掌彰德卫事都指挥王友就闹得很僵。

　　王友大概是受了密旨来监视高燧的，又或许他见高燧浑身湿哒哒的，宛如一只落水狗，便乐得帮忙来打。总之他处处与赵府为难，让高燧既恼火，又拿他没有办法，只好不停地向朝廷奏诉委屈，说王友出入盛陈兵卫，日夜以兵封围王府，不令护卫军校出入，就像本王造反，王友奉旨拿问一般，闹得阖府上下惊恐不宁。王府一个养马的小厮叫得受的，因为其他的事情从府中潜遁，却被王友拿住，送上京去。这更令高燧恐惧，害怕得受屈打成招，说出对王府不利的话来。他慌忙上奏，泣诉王友的悖慢。宣宗复书，安慰了他一番，说皇叔是国家至亲，小人之言，决不能间，表示已降敕切责王友，令其改过，否则必处之重法。

　　像王友这样欺负亲王的事情，在洪武朝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在《太祖皇帝钦录》里就记载有地方守臣“欺王”，被处以剥皮之刑的例子。但自建文帝削藩、永乐帝钳制亲藩，地方官与王府作对的事，已经屡见不鲜，尤其是像赵王这等朝廷重点“关照”的对象，地方文武守臣与其势成水火，更是习以为常。宣宗不处分王友，也不调动他，只空言“切责”（严厉的批评），高燧毫无办法。他这个王爷做的憋屈，只要无事，度一日算一日罢！

　　可偏偏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友刚刚和赵王互相奏讦了一回，余温未尽，又抓住了赵王的把柄，这回更厉害，是告赵王谋逆，并且握有实据。

宝宝寒

　　事情的起因是：王友于彰德城外查获一矢，上面系着一封书信（这支箭是如何发现的，没有记载），打开来看，竟是周藩祥符王朱有爝 写给赵王高燧，同谋为逆的信，书末加盖了祥符王的图书（印），其内容“皆忿怨朝廷，指斥乘舆，且约连兵犯阙，以复高煦之仇”。原来赵王还寻思替汉庶人高煦复仇咧！王友如获至宝，急忙张大其事，向朝廷报告。

　　看官，你是否觉得此信来的可疑？串谋大逆的书信，怎么会遗失？它不密密地封在蜡丸里，系在箭杆上何为？不单您生疑，宣宗看到信，也生出疑心。他怀疑这封信出自王友的伪造，因为赵王刚刚奏他暴慢无礼，这封赵王谋大逆的信就出现了，是不是太巧？于是将王友与其左右亲信逮到京城来鞫问，又致书周王朱有燉，令他密察此事，同时召逆书的发信人祥符王朱有爝上京面讯。

　　这个消息传得飞快，赵王高燧很快就知道了，他听到后几乎晕厥过去，预感到大事不妙。

　　这封大逆不道的信件，到底是汉王高燧与祥符王有爝通谋作逆，还是出于王友的报复陷害？王友等人被下在锦衣卫狱里，反复鞫讯，没有异词，坚不承认是他伪造了这封信件。祥符王朱有爝到案了，他一看信，马上说：“这不是外人做的，为臣愚昧，不能友爱臣弟新安王有熹，使他深恶于臣，这或是他府中下人所为。”

　　案子出现新的人物，宣宗要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便敕召新安王朱有熹上京。这时周王有燉密访也有结果了，他驰奏说，新安王有熹曾经派人去过彰德，很快就回来了，考其日月，与信中日期正好相合。新安王的疑点顿时上升。

　　宣宗心中大概有数了，立刻差宦官带领锦衣卫官校赶赴河南，密捕新安王有熹派到彰德府办事的差人。朝廷的特务行事效率倒高，他们在周王的配合下，同时抓获了受新安王指使私造伪书、伪印之人，一并拿到京城。等新安王到案，见人证物证俱在，无话可说，只好承认，此事确实是他所为，但他吐露说，其实他是受了汝南王朱有勋的指使。

　　宣宗于是又召汝南王来京，命在京亲王及皇亲、文武大臣共同讯问。新安、汝南二王为了推卸责任，互相揭发对方的恶事：汝南王奏新安王杀人，喜生食人的肝脑，新安王亦奏发汝南王谋害周王数十事。

　　这位汝南王朱有勋是周定王朱橚的嫡次子，但他父子不合，当年建文帝削藩，第一个拿朱橚下手，便因为朱有勋首告其父有不轨的行为，才导致朱橚被削夺囚系。朱棣即位后，朱橚复爵，遂奏乞诛杀此逆子。朱棣饶了朱有勋一命，将他发遣到云南大理居住。过了一些年，才回到河南。此人恶念不衰，又起了夺嗣的心。因为他哥哥，也就是现任周王朱有燉没有儿子，早年由周定王朱橚做主，将有勋的庶长子朱子墐过继给有燉为子。朱橚死后，有燉嗣位，有勋为了争嗣，遂千方百计要有勋把过继子子墐还给自己，周王被他闹得没法子，只好令已经成年的子墐归宗。

　　看官或不解了，有勋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儿子是周王之嗣，等周王百年后，他亲生之子不就能继承亲王之位吗？原来，朱有勋是自己要做亲王！他的打算是，假如周王无嗣，待周王薨后，他便可依“兄终弟及”之义，自己来嗣封，何必便宜儿子？他让己子归宗后，周王没有了子嗣，他完成夺位的第一步。

　　但周王比他大不了几岁，搞不好活得比他还久，亲王之位仍是无望。第二步就是要尽早将周王从王位上驱逐出去。为此，他日夜谋害周王，经常上疏奏讦周王的过失。只可惜还未得逞，先因嫁祸祥符王而落网。新安与汝南这两位王子性情凶暴，臭味相投，他们都厌恶兄弟祥符王，遂合谋私刻祥符王图书，伪作了一封祥符王寄给赵王高燧的书信，故意弃置于彰德城外道旁，让与赵王有隙的王友查获。他们估计，朝廷正疑赵王，祥符王被牵连进谋逆大案，必然削爵，不料自作孽不可活，反而引火烧身，他两位狗咬狗一嘴毛，结果一起倒台，都被废为庶人，连其家属，全被监禁在北京。

　　赵王高燧在这个案子中完全是无辜的，只是因他树大，别人作浪，便拿他来招风。事白后，宣宗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事情已经搞清楚了，请皇叔不必介意，并特别说明“叔与予心腹相照，明于皎日，岂彼奸凶小人之所能间”。

　　此事发生在宣德三年初，打这以后，始终萦绕在高燧头上的那团乌云，才渐渐远去了。高燧从此安心做了几年王爷，到宣德六年，在彰德封地安静地去世——在永乐之后，对于尊贵的亲王们，安静便是福了！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77

　　在“高煦之变”后，凡与他亲近的人，都遭到怀疑和牵连。赵王高燧是他的亲弟弟，又“素有异心”，自不必说，赵王爷在宣德朝所受的那些磨难，全是在还旧账。上文那位汝南王朱有勋，也是被“索债者”断了指的，《宣宗实录》就揭发他“自少与高煦善”。

　　另外还有一位巨头，乃现任晋王朱济熿，朝廷也给他记着账，终是在劫难逃。当法司以高煦之狱，词连晋王济熿，要求“并治之”时，宣宗答复道：“晋王自洪武中实（与高煦）相好，其谋有无，未可知，亦不必问。”宣宗说“其谋有无，未可知”，其实已给晋王的命运盖了戳，“不必问”，只是暂时不必，终还是要问的。

　　济熿是周恭王朱?的第三子，是第二代晋王济熺之弟，也是第三代晋王。官史说他“自幼以狠戾失爱于父”。太祖朱元璋曾召秦、晋、燕、周四府世子及诸王庶子之年长者，教于京师。此事前文在讲方孝孺使离间计，致书收买燕王世子朱高炽时，已经提到。当时上京的还有燕府二郡王朱高煦、周府二郡王朱有勋与晋府三郡王朱济熿，“三人以邪谲相比，又不为太祖所爱”。这是否是事实的全部，今已无法考证，但三人结局相同，都是嗣位之争的失败者，却是确然无疑的事实。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晋恭王朱?去世，由世子朱济熺嗣王位。济熿作为庶子，受封平阳王，本与晋王之位无缘。但晋王济熺为人寡德暴戾，在他嗣位8年的时间里，不断被人告发其罪过，且“月积岁累，言人人同”。这些告讦者中，既有宗室庆成等王，也有府中官校军士匠技，唯独平阳王济熿上告较少，给朝廷留下良好的印象。有人认为这些针对晋王济熺的告讦，都是济熿隐在背后挑拨诱导。不管事实是否如此，济熿是最终的受益者。济熺在长年累月的攻讦中终于垮台了，永乐皇帝朱棣因为他过犯太多，将他和世子美圭都废为庶人，而封济熿为晋王。看起来，济熿夺嫡成功了。但济熿嗣封后，骄恣暴横的本态暴露，他睚眦必报，一府之人受其毒害，积累了很深的怨怼。

　　永乐末年，有晋恭王宫中老媪入诉朝廷，朱棣知道了废晋王济熺父子被济熿囚禁虐待10年的情况，在北征途中亲自召见了济熺父子，因可怜侄子美圭困顿累年，遂封其为平阳王——这是晋王济熿晋封前的王号——使之奉父居于平阳府。

　　美圭封王后，仁宗即位，他与济熿开始了长时间的互相攻讦，经常劳烦朝廷出面调停。对于权势者，最可怕的是出现一个竞争者，所以拥有权势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将对手摧毁，或将任何潜在的对手扼杀于萌芽之中，并尽可能地斩草除根，这是最好的自保之术。济熿在王位上安安稳稳坐了10多年，突然冒出个死对头美圭，他的好运也到头了。

　　朱美圭本是晋府世子，如果不是受父亲连累，现在做晋王的应该是他。美圭的遭遇本来就令人同情，晋王济熿捡了便宜，抢了人家的宝位，竟还小气，为了几块滩地与美圭累诉不休，连仁宗都看不过，责怪济熿不重同气，无矜恻之心。济熿还没意识到，这个倒霉侄儿是多么可怕的对手。美圭向朝廷投诉，说他父子被废，是被叔叔济熿“诬构”的。仁宗没有替他平反复位，只是劝说他：“兄弟叔侄本同一气，侄于事叔，但尽诚恭爱，当必见念，一切往事不足追”。济熿便以为美圭不足恤、不足虑，对他毫无警觉，而对朝廷主持公道，在裁决时稍优于美圭，颇怀不满，因为忿怨，经常口出悖逆之语。他又好巫蛊，府中招来一些术士，画符作法，日夜不辍。这些情报都被美圭暗中刺探到，只待时机，上演一出明代版的“王子复仇记”。

宝宝寒

　　机会很快就到了。汉王高煦谋叛遭到剿灭之后，赵王高燧、晋王济熿均被视作其同谋，受到朝臣严厉的纠弹。与叛贼同谋，这样的罪名，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无法幸免的。济熿的地位岌岌可危，周围的人开始背叛他。十余年后，济熿终于亲身体验了他哥哥废晋王济熺同样的命运。

　　从宣德元年冬天到二年的春间，宁化王朱济焕以及府中下人数十人，接踵上京首告晋王不法，晋王的劣行接连不断地曝光，如他毒死嫡母谢氏，与晋恭王侍儿私通、虐待废晋王父子等，这是宫闱失德；更有人直指他潜蓄逆谋，与高煦同心造乱，意在谋危宗社，高煦事败后，深怀忿恨，遣人招致四方妖术之人，以皇上生辰八字潜行魇咒，甚乃诬毁先帝，訾詈百端，且私造兵器，操练军马，将图犯阙云云。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大魔头，比高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以为，这许多罪状其实都是落井下石，众人推墙，未必都是“指陈实迹，具有证验”。晋府人员的告发，立马得到朝中群臣的呼应，廷臣交章劾奏，要求严处晋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舆论的炮火挟着呼啸，一齐向晋王宫轰来。

　　济熿内外交困，害怕极了，遂以退为进，主动上疏辞爵。宣宗在复信中不说别的，只讲汉王高煦“造逆”之事，但对济熿与高煦“交通为谋”，“约举兵策应，共图大事”等罪状，并无一句明示，仅仅说：“叔何嫌何疑，遽有辞爵之言？”没有像对赵王一样，明确表示不信，加以安抚。济熿不知道，宣宗不准他辞，并不是“杜绝小人之谗，以全亲亲之美”，而是已经决定公布他的罪行，并削除其爵位，只是稍缓其事，以待最好的时机。

　　宣德二年四月，就在宣宗前信发出不到一个月，朝廷便下敕符召济熿上京，将其废为庶人，送往凤阳看守皇陵，家属一同居住。但平阳王美圭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王位，宣宗只是下令，命他将晋恭王妃从晋府迎到平阳奉养，并没有让他承袭王位。晋王之位，从此空置了8年，直到英宗（宣宗之子）即位后的第二月，才正式进封美圭为晋王，还居太原。美圭从晋王世子的宝座上跌落红尘，苦苦等了20多年，终于咸鱼翻身，登上本该属于他的晋王之位。

宝宝寒

　　朱高煦倒台了，这个可怜虫将许多人带进了坟墓。

　　宣德元年八月，初平高煦，在给诸王的敕谕中，宣宗宣布了对叔父的处置：“以亲亲之故，不忍弃绝，令同宫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终之恩。”高煦父子被废为庶人，囚禁在皇城西安门内专为他一家人所建的囚室里（实录记为“命行在工部新作馆室于西安门内，处高煦夫妇男女”），凄惨地等待死神的召唤。

　　各位看官，讲到这里，容我买个关子，试问一句：若依了官史所言，宣宗是那样明明德、宽仁慈圣的一位皇帝，他的“高煦叔”将如何收场？大概在大圣人的感召下，高煦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得到侄皇帝的宽宥，再获得一次新生的机会吧。然而，这样的神话，只在听说过却未领教过的上古三代才有的哩！

　　《宣宗实录》没有记载高煦是如何死的，一般这种情况，多数都是当事人未得善终，而官方又欲加以隐晦，不愿提及，故此采取这种隐蔽战术。《明史?高煦传》则谓：“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

　　野史留下一个骇人的说法。《菽园杂记》的作者陆容，是成化二年（1466）进士，曾与一位太监“谈汉府事”，因问起汉庶人高煦所终。那太监讲得绘声绘色，如同亲见：

　　“初，庶人（高煦）被执，锁絷逍遥城。一日，宣庙（宣宗）欲往观，左右止之，不听。及至，熟视久之。”

　　由“锁絷”、“欲往观”等词来看，高煦在“逍遥城”（未知是否即西内新馆的别名）的日子一点也不逍遥。宣宗来看他，犹如观猴，不仅道德战胜，更欲精神战胜。他来了，把锁项上镣的皇叔，上上下下打量，可能“熟视”之外，还有言语相讥。

　　宣宗绝未料到，庶人趁其不备，出其不意，伸出一足，将他勾倒，登时来个狗啃泥。左右急忙将皇帝扶起，宣宗经这一跌一吓，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

　　各位可想起昔日朱家兄弟谒陵时，高煦讥笑皇太子高炽腿脚不便，戏言“前人蹉跌，后人知警”，宣宗随在后高喝一声“更有后人知警也”！何等机警豪迈。宣宗那时绝对想不到，今日会有此一跌。耍猴的却被猴儿耍，熬鹰的被鹰啄，还不气急败坏？宣宗恼羞成怒，肚皮里顿时生出一条毒计，要惨毙二叔之命。

　　他命人抬来一口铜缸，将高煦覆在下面。各位看官不要以为便是故宫内贮水的那种大铜缸。紫禁城里的铜缸，每个约重2吨，不是一般壮士所能移动的。然而覆高煦之缸，也在300斤以上。可是高煦被罩在里面，居然犹能顶负而动。宣宗命人取宫中好炭来，堆在缸上，发起山大一盆炭火，愈烧愈烈，连铜都烧化了，待到火灭，再看那骄傲的高煦，已“不知其处矣”，莫说骨头，连个人形都没留下。——这是陆容听太监说的，我又从陆容那里听来，稍为加工，附录于此。但此说未可尽信，兴许在太监那里已经有十足的创意和加工了。

宝宝寒

　　上接77

　　嘉靖中在刑部任过官的张合，说国家重刑有不载于律例者有三，分别叫夜刑、火刑和炼刑，其中火刑与炼刑都是用来惩罚叛逆之宗室的。处死朱高煦的即是火刑。据张合说，火刑置人铜缸下，四旁燃起炭火，炽烈镕铜，人亦随化。他举的受刑而死的例子，正是汉庶人高煦，但我猜他仍是从陆容那里听来，因为陆容提供的是独家材料，其他凡言高煦之死者，皆为其分店。

　　至于炼刑，则谓宗室谋逆，俾令悬帛屋梁，投缳自经，简单说就是上吊。它的名堂是在人死之后。罪人既死，乃置尸于柳筐，内置黑豆二石，杂以麻饼，上不积薪，焚之，少顷，尸皆为粒如芥为末如尘，取而扬之。这大概就是常说的焚尸扬灰。因为此刑有点像煎炼，故以“炼”名之。张合说，宁庶人（宁王朱宸濠）与同叛诸宗室，在失败被擒后，俱受此刑于通州（今北京通州）。

　　张合还说：“三刑之中，夜刑尤惨，独以加之外臣焉。”所谓夜刑，就是将罪人衣服褫尽，用板子夹紧，死死捆起来，直挺挺令人想到一只热狗。可下面一开“吃”，就不好玩了。用刑时从脚到头，一寸寸将肉锯去，锯掉的肉当即喂给狗吃——一群狗把活生生一个人像热狗一样吃掉。那么为什么叫夜刑呢？原来此刑只于深夜进行，以此得名。据说正统间被太监王振害死的官员刘球，就是被夜刑处死的，事后刘球的子孙到锦衣卫狱里寻找刘球的遗体，只得到血裙一幅而已。

　　张合这位“法官”（刑部是法司，在该部任职者可称法官，其意不今日不同），与许多明人一样，好记奇闻异事，“国家重刑”本是法官职司之事，可这三种刑罚，全属法外之刑，不载于律例，它们对于张法官，便属异闻。但张合所据，却不是法司的成案，多为当时流行的笔记或传说，他所著《宙载》一书，里面有许多破天荒的奇闻，未必皆为可信。好比所谓火刑，就明代而言，仅周颠与汉王高煦两例，都是皇帝一时兴起，法外施刑，未必有此专刑，专门来对付有异心的宗室成员。

　　闲篇扯远了，仍回头来说宣宗，这位老“寡人”杀叔的手法亦够惨毒的。但他这招，并非原创，也是学来的。宣宗的师傅，正是他祖父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曾亲笔写过一篇《周颠仙人传》，文中主人公姓周，人称周颠。颠同癫，周颠说白了就是周疯子。洪武皇帝当然不能为疯子作传，他避开癫，而用颠，谓其行事颠颠倒倒，人不能测，实是称其为一位异人。

　　周颠如何颠呢？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作丞相时，他动不动跑到朱元璋驾前，反复说三个字：“告太平”。朱元璋起初不晓得他的好处，当他是个托钵乞食的。现在商铺门口经常碰到这样的人，说几句吉祥话，讨个彩头，好求老板打赏几个。可朱元璋这位大老板不是和气生财的商人，你惹他的毛，他一准儿想辙弄死你。而朱洪武杀人，不毒不行，没有创意也不行。他先用烧酒猛灌周颠，让他来个醉死梦生，可周颠偏偏醉而不死，酒喝高了，愈加疯癫，“日颠不已”。

　　朱元璋被他颠得几乎要抓狂，就下个狠手，“命蒸之”。他可不是拿周颠当馒头来蒸，其法如何？他用一口巨缸将周颠子覆在其内，以五尺围芦薪缘缸煅之（就是用芦苇和柴火堆在缸的四周来烧）。这就是张合说的火刑了。好大一棚火燎起来，可是待薪尽火消，揭缸看时，周颠却俨然如故，没事人儿一样。

　　朱元璋不信邪，下令：“加火，再蒸！”——不蒸馒头争口气，蒸不死你！

　　于是又添柴火又拉风箱，烧了又烧，想来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也化了，再揭缸来看，只见烟凝于缸底若张棉状，周颠以头轻轻碰击，竟微微渗水，他随即就醒来了，又蹦又跳，浑然无恙。

　　原来缸里大烧活人，是朱家祖传的手艺。可惜朱高煦没有周颠的手段，他虽然膂力超强，筋骨如铸，到底只是个血肉之躯，一“蒸”即毙。

　　话说高煦有异志，亦好异人。有一个姓王的，梦中有人授他一部书，交代他说：“读吾书可衣绯，不读吾书止衣绿。”（按：红与绿的官服代表了不同的官品）王某非常奇怪，不料数日之后果然在路上捡到一部书，打开一看，还就是梦中得到的那本。这事被高煦知道了，派人来购求，并邀请王某去作幕宾。王某说：“欲得予，非诏旨不可。”高煦就把他的大名禀奏父皇。那时朱棣正在营建陵寝，听说王某之异后，就征召他上京，据说长陵的基址就是此人所定。

　　这是关于高煦好异术的绝少记载，见于好谈古怪的《王文恪公笔记》，事不甚可信，大概把高煦请出来，也就是做个传递手，由他将异人王某引荐给朱棣，要在说明陵寝的择址。想来宣宗不会以为这位皇叔真得了道，当升仙了，遂拿这一把猛火来炼他！

　　在史上有贤德之名的宣宗，用残忍的方式对称为“国家至亲”的亲叔叔实施了人身毁灭，其实被他杀害的亲戚不止高煦一人，各位可还记得齐王朱榑？这位朱元璋的第七个儿子、宣宗的亲叔祖，也是死在宣宗手中。

　　朱榑父子在建文帝时被废为庶人，燕王登基后复王位，不久又被废，禁锢于西内（大内之西，皇城西安门内，应该与囚禁高煦的地方很近），失去自由已经10余年。到宣德三年时，不知什么缘故，突然福建建阳有一男子，诡称“七府小齐王”，自制亲王冠服，自立护卫，欲谋不轨。事情很快败露，该男子被械系上京。据他供称，本名楼濂，他所行之事纯属自为，与废齐王父子并不相干。楼濂及其党徒数百人一起被诛，不久以后，朱榑连同他三个儿子也一起“暴卒”。一家人同时暴毙，显非善死，他们应被宣宗以“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下手铲除了。

　　幸亏宣德宣德，宣宗年号里还有一个“德”字，稍存恕道，饶了老叔祖最小的儿子贤爀一命，将其安置于庐州（今安徽安庆）。景泰五年，为加强对废宗的控制，将齐、谷二府庶人都迁到南京，由南京守备太监集中看管。到嘉靖中，谷王一系已绝，齐王遗裔才获解锢，可以自由婚嫁出入了。当时的齐庶人，已是朱榑的曾孙。

　　可叹祖先失德，奈何令子孙世世做囹圄之活鬼？无论建庶人、齐庶人、谷庶人，都是朱氏子孙，皆无辜被锢数十上百年，皇家所谓“亲亲之义”，不过是一幕人伦惨剧中的空口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