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起-----关河五十州

宝宝寒

　　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

　　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

　　住是住下来了，但是没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地烂地？

　　日本农民（或者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帐，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

　　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

　　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

　　说起来，万宝山并不靠近满洲铁路，跟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横竖不搭界。这里属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

　　事情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开始。

　　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其实权限大得很，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就是当之无愧的土皇帝。

　　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这位县令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从头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90）

宝宝寒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都不肯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

　　东北政府的反应非常窝囊，一边像中苏战后处理那样，我行我素，由地方政府出面，与日本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一边仍然对万宝山民间冲突纠纷采取坐视回避态度，结果听任朝鲜农民在武装保护下将坝修成通水。

　　坐镇北京的张学良最先想到的不是要替治下的小老百姓们伸张正义，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害怕因此触怒日本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宜亟力避冲突。”）。

　　保护治下百姓，本为统治者之神圣职责，任何地方任何政府都是如此。你怎么知道这样就会引起“冲突”，乃至“日本开战”，还“必败”了呢？

　　为了所谓的“力避冲突”，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眼巴巴看着稻田被淹而无可奈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就这样被中日双方共同“牺牲”了。

　　至于他们来年还有无能力继续承担苛捐杂税，则根本不是各级官吏们所关心的。

　　老百姓出钱养活的政府，却不肯花半点力气帮老百姓说话办事，这也算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奇观。

　　日本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嚣张跋扈。

　　万宝山事件本来是日方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国民政府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

　　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党政友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兴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软弱无能的。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91）

宝宝寒

　　凭心而论，事情发展到现在，不能怪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不作为，因为他的上司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也不作为。

　　不能怪张作相不作为，因为他的上司东北军主帅张学良更不作为。

　　堂堂一县之长，老百姓的父母官，却做起了县里面的第一官商，事前无人过问，事后也无人追查。

　　面对突发事件，对下敷衍塞责，不敢为民作主，对上拒绝中央插手，自己却又无能力把事情摆平。

　　见一斑而窥全豹。

　　东北吏治，譬如朽木，早已不堪。

　　年轻的少帅似乎已经忘记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东北危机四伏，他听不见，也看不到。

　　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

　　在小张家大门口没混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

　　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

　　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

　　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

　　朋友者，党内元老胡汉民是也。

　　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

　　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咬着牙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

　　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剌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投桃报李，关键时刻帮了老蒋大忙。

　　说句实在话，那时候要没这个胡老撑撑门面，南京政府这新起的炉灶还真是要多寒蹭有寒蹭。

　　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党政军内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

　　两人自此就有了矛盾。

　　其实，看着老蒋发达，胡老也没真失趣到想挡他道的程度。以他这种年纪和身份，其实也就好个面子而已，无奈后者属于人一阔脸就变的主，而且变得委实过快，一来二去，连面子这个起码的东东也不想丢给可怜的老头子了。

　　弄到最后，大约老蒋自己也赚烦了，脑子一热，索性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了起来。

　　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

　　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和过瘾，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永远。

　　（92）

宝宝寒

　　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汪精卫东山再起，来到广州，重新主持成立国民政府，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

　　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不负少年头”的豪迈好有一比。

　　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要推翻“非法”的南京国民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

　　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

　　只要听到谁手上有枪，基本上是不管素质，不管成份，见人就拉，结果一拉，就拉到了那个只要有诱饵就一准会上钩的石友三。

　　作为军人，石友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

　　刚刚入伍的时候，他才不过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马夫而已。十多年后，便做到了西北军中最精锐部队的军长，与韩复榘齐名，并称“韩石”，是冯玉祥打仗时最为倚重的哼哈二将。

　　他本人在军事素质上无可挑剔，无论是投弹，还是枪法，均为军中第一。

　　带兵方面，在以治军极严著称的西北军中也堪称翘楚，所部曾是外国公使参观的指定部队，多次接受各国要人检阅。

　　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队，那就是标准的国家仪仗队。

　　中国有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照理说，石友三去当个特种兵或者单纯指挥打仗都还不错，可他偏偏喜欢玩政治。

　　在当年的各种混战乱战大战中，究竟投在谁门下，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

　　韩复榘也倒戈。但他看准了老蒋是个好东家后，就死心踏地跟着后者干了，从此再无反复。

　　石友三则不同。或许是当初做马夫得到了人生启迪，认为谁给的夜草最肥，做马儿的就应该为谁效力。到他自己，变脸俨然就是家常便饭，到后来更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纯生理反应和习惯。

　　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后，那待遇不可谓不优，不可谓不厚。

　　六个师的编制，每月军饷70万，无论是跟最早的西北军系统，还是和后来的老蒋系统（这个系统里面，中央军和杂牌待遇大相径庭）比，都超出远矣。要知道，阎老西为了拉他进“反蒋联盟”，也不过开出了一次性80万的价码，最后还赖皮没舍得给，到手的连对折都不到。

　　汪精卫这次派人过来拉拢，“酬金”是多少呢？

　　50万。比张学良给他的每月军饷还差着20万。

　　而石友三竟然就满口答应了。

　　这人脑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收人钱财，替人消财。这点职业道德，“反戈专家”石友三还是有的。他收到钱后，很快就替广州方面出头，起兵华北，并迅速占领了河北石家庄。

　　听到石友三反了，蒋张联手，四面围攻，没几下就把石部给干灭了。

　　没了部队，无大脑的石友三从此再也没有能翻过身来。

　　但是他做的这件“损人不利己”的事，却为东北沦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为了打击石友三，张学良抽调主力入关，8万人马进入河北。在平息石友三叛乱后，这些部队并非返回东三省。

　　少帅似乎又可以坐拥八省而高枕无忧了。

　　其实他决不应该忘记五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93）

宝宝寒

　　1931年5月28日，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

　　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东北军一个代理团长擅自作主，将以一名日军大尉为首的四名外国情报人员全部处决了！

　　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

　　最直接后果的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和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

　　要说开了去，画地图搞情报这事，从土肥原的祖师爷青木开始就干了，可谓源远流长，有着光荣的传统。

　　反过来，我还就没听说哪位中国留日学生兼职干过这事。鲁迅先生他老人家描绘再怎么仔细，也没想起来要把仙台的地形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中国军队登陆使用。

　　虽然不爽，可你还就真得佩服一下小日本那种把绘图艺术进行到底的耐心和认真劲儿。

　　这次艺术活动的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

　　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

　　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

　　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算是客串。

　　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

　　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

　　由于太过敬业，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毕竟人家屯垦军不是一根根兴安岭的木头，任你们贼头贼脑打量就不生疑。

　　于是人赃俱获。

　　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四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

　　抓他们的连长不敢自己做主，就把四个人带到团部。

　　团长去了沈阳，由一名团副代理团长。

　　这位团副让人一直审到天黑，却毫无进展。四个哥们谁也不肯交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目的，都说自己是蒙古人，进入禁区纯属误打误撞。

　　团副亲自跑到审讯室一看，乐了。

　　原来这个中村大尉他认识。早在日本留学时，两人还是士官学校的同学。

　　团副便用日文喊他名字，并想与他握手寒暄。

　　不曾想中村迎接老同学的不是一张笑脸，而是一记老拳。

　　毕竟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出来的专业人士，没准出来前还易了一把容，突然被人当众叫出名字，就跟被人当众扒光衣服一样，没面子啊。

　　真相大白之后，一般都是凶相毕露。

　　自然被众人打翻在地，并重新捆绑。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处置这四个家伙。

　　毫无疑问，四个人就是偷偷入境搞情报来的。

　　我以为，如果是处理间谍，最巧妙的就是把他们先扣押起来，其它不论。

　　既然这帮小子是偷偷进来的，那我悄悄地把他们关起来，想来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日本陆军省肯定不会自己跳出来说，我们刚刚往你们兴安岭派了四个间谍，你们得把他们放出来。

　　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是谁也不会做的傻事。

　　当然，关着他们，不等于我要白白地花钱养着这四个小子。

　　养猪是为了杀猪，反正证据都在手上揣着，前面有一个“万宝山事件”搁着，后面还不知道日本人会造出什么事端，四个宝贝在手上，就是四个活人质啊！讨价还价那有的跟小日本玩了。

　　就算再想不出辙，起码得向上报告吧。等上级决定再处理，也不失为一个稳妥之举。

　　不幸是这位团副采用了大家都想像不到的最弱智举动。

　　（94）

宝宝寒

　　大概是间谍大尉真把他给打疼了，他竟然命人把四人带到后山秘密处决了。

　　我真怀疑我们的东北军干部在日本留学的成色。

　　是不是没考得及格，就中途辍学并买了张假文凭跑回来混事的？不是跟《围城》里的方鸿渐一个德行吧？

　　也难怪中村同学要看不起他了。在这场遭遇战中，我个人觉得，中村的表现要比他强得多。

　　看看中村大尉，侦察时胆大心细，被捕时沉着冷静，“不幸”被认出时愤然一击，如果置换一个身份，当他是一个到关东军驻地进行侦察的我方间谍的话，我一定会对他说，中村同志，作为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你完全合格！！

　　所以说，大家各为其主，又都是同学，何必非要了断他的性命。要知道，国家处理间谍，除非是危害到本国根本利益的大间谍，一般也罪不至死，顶多驱逐了事。

　　更何况，那四个人里面，还包括两个客串的向导，属于拿钱办事的主，为了一点钱，把脑袋都弄丢了，也真够冤大发的。

　　事后处理者的解释，很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如果把中村等人放了（为什么一定要放了？），关东军不仅会要求赔礼道歉，还会把中村等人弄出的所有情报、资料等全部要回，并会继续派间谍过来侦察。而且按照规定，屯垦军在异常情况下完全可以行使紧急处置权。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弄到赔礼道歉的程度，也比事情闹大强（不是说因为怕战败，要力避冲突吗）。

　　至于情报、资料，你白痴啊，不会说弄丢了，或者在上面涂涂改改，也搞一下行为艺术吗？

　　再者说，以东北军在“九一八”时的应变水平和防卫措施来讲，很遗憾，我以为并无什么太大的保密必要。就算人家没这些情报资料，照样攻得进来。

　　你没见处理“中村事件”时，堂堂团长都串岗，跑沈阳去了吗。我开始还以为这是偶然，后来才发现，在“九一八”前后，主事的官员大都不在岗，在岗也的心不在焉，一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样子。

　　怪也就怪日本人做事太精细，非要搞什么情报侦察，一家伙捣过去不就可以照盘全收了吗？别提多省事了。

　　至于什么防止再派间谍，就更可笑了。你兴安岭地区又不是什么百慕大，丢了个把人，日本就不敢再往这里派间谍了？

　　紧急处置权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规定，但即使有，它也不适用于外交法规和国际公法，因为你已经把人抓到了，有充裕的时间向上汇报，并由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交涉。

　　紧急在什么地方？“九一八”还没发生呢。

　　三天后，这位办事不过大脑的副团长大概是想到此事干系重大，毕竟怕担责任，就带着物证去向上汇报了。

　　当天，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就接到了这份快电。

　　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四个字：灭迹保密。

　　（95）

宝宝寒

　　小偷被抓住，在公安到来之前就把人打死了。小偷固然该死，但这样草率就置其于死地，毕竟太过了一些，要知道，这小偷后面的家属可不是一般的人，闹起来事情就大了。

　　反正别人不知道，那就不如来个毁尸灭迹吧。

　　公正地说，中村事件的“灭迹保密”和前面万宝山事件的“力避冲突”，都反映了我们在做事方面的一个丑陋之处，那就是正大光明可以跟别人争的，我们不争，选择忍气吞声；而不那么光明正大，做事不是很符合规范的，我们却往往会选择得过且过，蒙混过关。

　　自然，这两个事件都和其它东北事务一样，没南京中央政府什么事，外交部就更插不上什么手。

　　混，不是不可以，但一定得看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这不，再怎样“保密”，纸糊的纱窗还是会给捅破的，而且直接捅到日本人那里去了。

　　最初是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说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名雇员的老婆。

　　所以我前面早就说过了，对于东北屯垦军而言，你根本就用不着费尽心力地派什么情报人员去侦察。那多费事啊，直接找这个军官的日本情妇不就什么都搞定了吗？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中村兄弟死得挺冤。他称得上是一个勤奋而无畏的谍报人员，但绝不是一个侦察天才，有时甚至还不如一个——

　　直说了吧。不如一个日本女人。

　　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关东军得信后，立即要求驻沈阳总领事对此提出赔偿和道歉。

　　领事先生毕竟是正规外交人员，关东军提供的这一信息他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而且从这件事的内容上来看，又是暗杀，又是灭迹，又是保密的，蒙太奇的味道实在太浓，所以也没真放在心上，当然更未贸然向东北方面提出交涉。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在对东三省的军事侦察结束后，他和板垣便在关东军甚至军部内各搭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

　　时间地点也都确定好了。

　　时间初定于1931年9月28日。

　　最初石原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石原把这个爆破点选在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因为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部，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只不过六七百米。

　　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点，铁轨爆破后，关东军几个冲剌就能杀到北大营。

　　为了助他成事，有人还特地给石原送来了大炮。

　　（96）

宝宝寒

　　作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石原也是如此。

　　但是欣赏他的人倒也不少。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永田铁山，当年可算是一个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温泉的“四人帮”里面，这位仁兄是和冈村宁次、东条英机肩并肩挨在一起吹过老牛的。

　　在先前樱会策动的那个“三月事件”里面，永田铁山也“重在参与”了一把。计划流产后，他便把希望放在了石原等关东军的“有为军人”身上。

　　1931年春天，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发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一旦攻城还得用上重炮。

　　回去后就批了个条子，从国内支援两门大炮给关东军。

　　这两门大炮口径都达到24公分，块头不小，如果堂而皇之运过来，那挑衅打架的姿态就太露骨了。

　　所以得保密。

　　大炮首先被拆卸开来，炮身被放进一个好象棺材的大木箱里，然后再搬上船。

　　为了隐蔽身份，这只装炮的船既不是军舰，也不是货轮，而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客船。连负责装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运行李的苦力。

　　就这么累死累活，神神秘秘地拖到沈阳附近，却发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雷人问题——装不起来。

　　这时的关东军主要就是负责看守铁路的，并没有炮兵这一军种。大炮运过来后，大家都傻了眼，因为光会拆，不会装。

　　想从国内调专家过来帮忙吧，又觉得实在丢脸，只好摸索着自己干。但干也没法好好地干，得偷偷摸摸地干。

　　说出来很搞笑，关东军把装大炮这门活整得像个地下工作一样，主要还不是为了避中国人，而是躲自己人先。

　　尽管运炮的路上小心了又小心，但日本外务省可不是吃素的，探子到处都是，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风声。

　　外务省帮军人擦屁股擦怕了。一听关东军有异动就两眼直冒金花，不知道这帮小子又准备惹什么麻烦出来了。

　　没有确凿证据又不敢跟军部说，他们只好找借口，三天两头派沈阳领事馆的人去关东军驻地附近转悠，就想从中发现一点关东军的秘密所在。

　　这下好了，白天就别想把大炮搬出来装了。

　　“临时技师们”最佳的工作时段是深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一个个都熬得眼睛通红。

　　一帮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总得有个理由吧。

　　正式理由是：打井。

　　就这样，紧赶慢赶，等两门大炮装到好，也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看到地上一个螺丝都不剩了，大家伙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巨晕的事情又发生了——没人会操作。

　　你别看《集合号》里的“谷子地”连长想冒充炮兵似乎很容易，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炮兵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立兵种，那可绝对是一个纯技术活。普通步兵上去填个炮弹可能没问题，但要瞄准就一准得抓瞎。

　　再一查这两门看似威风凛凛的大炮，出厂日期竟然能一直追溯到日俄战争年代。

　　性能那不是一般的差，是非常非常之差。

　　（97）

宝宝寒

　　你还不能怪参谋本部推销伪劣产品，告诉你，这货色在日本国内就算好的了。

　　一般人都以为日军武器装备好，其实那得看跟谁比。

　　海军还算可以，因为你有几艘航母，几只驱逐，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加上日本就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当年天皇都捐钱出来买军舰，所以家当称得上丰厚，与海洋霸主老美都有得一拼。

　　陆军就不行了。

　　中国的土枪实在太寒蹭，所以都羡慕小日本的三八大盖。

　　你以为三八大盖真是什么高级货，现代产品？

　　错，大错特错。

　　三八大盖可不是1938年制，那是明治38年，也就是1905年，武器专家南部麟次郎的作品！

　　快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拿着老祖宗的破玩艺在到处现宝。

　　后来向老美和老毛子的阵地发起冲锋时，人家端着冲锋枪，就日本兵手里拿着这些擀面杖瞎冲乱撞，结果一个个都被打成了筛子。

　　日本人要搞新武器，按说既不缺钱，也不缺技术，问题是他们不想搞。

　　这也是他们最看不起老美的地方。有什么啊。不就有点物质吗。老子们地方小，没物质，但是有精神。

　　精神万能论。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才会放这种卫星，一衣带水的日本人也会，而且更早更狠。

　　于是从东京兵工厂拖出来的，就只有这种玩意儿了。因为物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精神来使用它。

　　石原本人是主张武器先进论的。据说早在一战前，他就预言过军用飞机在战争中将起到的巨大作用，后来甚至还提到过原子弹的威力。

　　看着这两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石原啼笑皆非。

　　但既然是领导特意关照给送来的，又费尽周折地装了起来，怎么着也不能提出来退货，只好自我解嘲地对部下说：反正离得很近，也用不着瞄得太准，只要起到吓人的目的就万事大吉了。

　　真正对石原的惊天行动起到强有力后援作用的，是他的老前辈、“光荣退休”的河本大作。

　　“皇姑屯事件”结果不圆满，把事情搞砸了的河本很不甘心，退出现役后，这老小子靠山吃山，傍水喝水，到满洲铁路上去混了。

　　眼看着石原等一帮“后起之秀”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他也心痒难耐，自己不能亲身参与，就出钱赞助。石原“满洲行动”的活动经费几乎都是河本一个人掏的腰包。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石原拿了老前辈的钱，却也没忘记吸取老前辈的教训。那就是坏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这回可不是杀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得把东北军统统干灭，由日本人独霸满洲。

　　为此，他也给自己和关东军投了一个保险，那就是想方设法把日军驻朝鲜军队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

　　地点选好了，人马配好了，就等东北出事。

　　“中村事件”一出，石原认为机会来了。

　　他见外务省没什么动静，就自己起草了一个要求搜寻中村大尉的通知，以关东军名义发至满洲铁路管理局，要求他们进行调查。

　　事已至此，外务省不敢怠慢，也赶紧作出反应，第二天就命令沈阳领事馆对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提出试探性抗议。

　　之所以是试探性，是因为到现在为止，领事馆仍然找不出半点有力的真凭实据。

　　过了两天，石原又想起了那个对他颇为欣赏、还送过来两门重炮的永田长官。于是又急不可耐地给永田铁山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事件的原委，并主张关东军要以“中村事件”为口实，直接武装占领东北。

　　在信中，他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永哥，咱们动手吧。

　　天赐良机，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98）

宝宝寒

　　几天后，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

　　当然，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都被隐瞒了。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四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给暗害了。

　　这次日本国内的反响比“万宝山事件”还要来得剧烈。

　　不光是内阁、陆军省要表态，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上演起了爱国秀

　　此时的东北大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想不出点事都难了。

　　进入9月，东北方面的外交压力越来越大。

　　在沈阳担任留守之责的参谋长荣臻，急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如何处理“中村事件”。

　　少帅给出了如下处理办法：“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简单说来，就是这事既然赖不过去，那就这样拖着，反正别真打起来就行。

　　第二天，他想想还是不放心，又赶紧给已赶回家处理事件的荣臻发了个急电，要求“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

　　离9月28日越来越近了。

　　其实从参谋本部到陆军省，都知道关东军有这么一个在满蒙行动的意向，但并不清楚他们的具体计划。

　　和当年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有所不同，这个赌局实在太大，因为关系到要吞下整个东北四省区，关系到要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乃至中国政府公开为敌。

　　石原胆子再壮，也不敢一个人偷偷地干。在军内，他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和武装解决满蒙的主张是公开的。

　　参谋本部到陆军省一方面是支持，一方面是担心。

　　主要还是担心关东军在和东北军的这关键一战中，难以稳操胜券。

　　要知道，彼时的关东军可不是后来的关东军。

　　这时的关东军，正规部队不过1万多。如果再加上在乡军人（退伍兵）和警察等杂七杂八的辅助部队，满打满算也超不过3万。

　　而它的对手东北军却拥有40万之众，其中正规军接近26万，部分主力入关后，留在东北的正规军仍有16万、地方军4万，总计有20万，其中驻守沈阳的就有6万。

　　光看数量，仅沈阳一地，东北军和关东军的比例就是二比一。

　　武器配备上，东北军也并不比关东军差，有些方面甚至还要超过后者。

　　沈阳兵工厂在“东北版孔明”杨宇霆的多年经营下，其规模和技术已达到了日本大阪兵工厂的同类标准，向有远东“克虏勃”之称。

　　别说造些普通枪支弹药了，连大口径火炮都能成批量生产。

　　在冲进北大营之前，石原们大概无论如何想不到，就他们费尽心力安装起来，并当成宝贝的那两门24公分口径的重炮，沈阳兵工厂里有的是！

　　尤其关键的是，如果一旦战争爆发，关东军又不能迅速取胜，两军呈胶着状态的话，不仅东北其它地方的10多万部队会蜂拥而至，平津一带展开的那另外10多万人马也能迅速出关回援。

　　此时，进退两难的关东军面对的将不是二比一，而是十比一。

　　再加上当年张作霖老头子提出来的关门打狗战略，把旅大这两个口子一扎，铁路一掀，内无出路、外无援兵的关东军就彻底陷入了绝境。

　　说句难听的，到那时，关东军有可能连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正因如此，当时日本国内认为关东军有必赢把握的人很少，包括军部。

　　虽然没多少信心，但小朋友的勇气还是值得鼓励的，目标也是一定要努力争取的，所以他们也都利用各种机会不断给关东军追加用于赌博的资本。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