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宝宝寒

　　
　　【正文】
　　
　　
　　善政咱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再犯世祖时代的过失，可算“惩前”，但很多根本问题未能触及，没有做到“毖后”。而弊政却是开了先河，使得后世诸帝竞相效仿，流毒长远。
　　成宗的弊政主要和财政有关，也就是说国库缺钱。而缺钱的原因，则并非因为战争、宫殿建设之类史上常见的花钱项目——其一，赏赐宗王皇亲耗费无度；其二喜爱珍贵宝石，不惜巨资从海外采买。
　　先来看滥赏。
　　打开《元史•成宗本纪》，粗略翻一下，便会看到一次又一次赏赐宗王皇亲的记载，而且每次出手阔绰。这里随便拿出几个例子，可见成宗不拿钱当钱之一斑：
　　“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
　　“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合迷里的斤帖林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
　　“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诸王伯答罕、末察合而部贫乏者三千锭，伯牙兀真、赤里、由柔伯牙伯剌麻、阔怯伦、忙哥真各金五十两，银、钞、币有差。”
　　“赐诸王不颜铁木而、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其幼王减五分之一。”
　　“赐诸王合班妃钞千二百锭、杂币帛千匹，驸马塔海铁木而钞三千锭。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 物，赐钞千三百余锭。”
　　……
　　
　　这样的赏赐分开来看，还不算惊人，但成宗几乎是大赏三六九，小赏月月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加起来可就向天文数字迈进。世祖时代，财政危机往往是战争打出来的，到了成宗朝，基本是赏赐赏出来的。成宗刚一登基，赏赐就没完没了，中书省大臣不得不建言皇帝花钱注意点，量力而行：“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 到了第二年，中书省官员更进一步建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 成宗表面“从之”，可依然我行我素。
　　成宗给块银子当土块的性格，并不像遗传与父亲、祖父一系，倒和他的曾伯祖父窝阔台汗很相似。当然，成宗这么大手大脚赏赐宗王皇亲，也并不是如窝阔台汗一般视钱财如无物，而是有着不得以的苦衷：毕竟自己并没有无可辩驳的继承人名位，爷爷忽必烈始终没有正式册封自己为“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而在确定地位的“库里台大会”上，自己是仗着重臣的威慑才压服了大哥及其支持者。可想而知，登上九五之尊的成宗并不像自己在即位诏书中所说的那么理直气壮。皇帝既是一国之主，也是一家之主，亲人们的支持和大臣们的支持一样重要。大臣的支持可以靠加官进爵来回报，而皇亲们地位已经极为尊贵，能回报他们支持的只能是超过惯例额度和次数的赏赐了。
　　这样的情况就如魔咒一般，成宗之后皇位的传承，几乎每一代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成宗开始的这种贿赂型赏赐似乎是避免同室操戈而巩固皇位合法性的最佳方法。于是，“滥赐”成为元代痼疾。
　　
　　帝国时代，皇位是否稳固关乎国本，也关乎万千百姓的生存，能用钱解决的事情的确比流血解决要好，为了稳固皇位而拼命花钱虽说透着呆，也还有情可原。可成宗另一宗花钱大项目，就只能看作是奢侈和虚荣了。
　　这便是“中买宝物”的花销。
　　所谓中买宝物，就是从海外购买的珍惜珠宝用来上供给皇帝。皇帝是天下最有钱的财主，买些奢侈的宝石之类装饰自己的服饰，按说并不过分。但中买宝物的对象，是盛产宝石的中亚、波斯、印度等地，那么常年以经商为生，掌握与这些地区贸易路线的色目商人自然就会成为承包商。色目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便勾结朝中的色目大臣，以向皇帝呈献海外宝货的形式，而从政府那里取得数倍、百倍的赏值，而色目大臣用权力入股，自然要从中分取大利。
　　世祖忽必烈在打仗方面很舍得花钱，但在私生活上比较简朴，对于中买宝物并不重视，在位期间，一些色目商人经常拿些宝石珍珠之类在皇帝面前“促销”，总是被“帝以无用却之” 。而到了成宗朝，不但对促销的来者不拒，还经常组织采买。
　　皇帝喜欢稀罕宝物，也就不会问价钱，商人、权要又从中哄抬物价，这么一来，为买宝物而花销的银钱自然以骇人的速度从国库中流走。
　　这里只举一例，成宗曾经从“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用来装嵌帽顶，竟然估价中统钞14万锭。光一个帽子的装饰就如此昂贵，皇帝、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每人的帽服何止千套，需要装饰的宝物要花多少钱，也就可想而知。在伊朗史家拉施特的《史集》中，也记载了成宗买宝石的巨额费用及其中的贪污情状：“有一次，商人们带来了许多宝石和装饰品，并把它们卖给了合罕（指成宗）。异密们、宰相们和旧货商人来了，给珍宝定价为六十万巴里失，并从国库中取了钱。从这笔钱之中，商人大约用了十五万于异密和丞相们身上。”
　　成宗自己喜欢宝物，而因为他的影响，“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其对于国家财政的危害，也就一直贯穿元朝始终。
　　张弘范之子张珪曾对成宗开“中买宝物”的恶例有过切要的评价：“中买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锚株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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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珪的话切中时弊，不但说出了“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的奢靡浪费，更指出在买卖中隐藏的“蚕蠹国财，暗行分用”的贪贿行为。成宗朝腐败案时有发生，虽然也有官员在掌管税赋时中饱私囊，比如大德三年（1299年）发生平章教化、的里不花，行台中丞张闾在领财赋时盗钞数十万锭的案件。可更多的贪贿则是存在于中买宝物的贸易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便是朱清、张瑄之案。
　　朱清、张瑄都是海盗出身，在南宋时受招安，宋亡后降元。二人因长年在海上谋生，极为熟悉海路运输。至元十九年向元廷建议以海运代替漕运作为南粮北调的运输方式，经试航成功后，每年海运北上粮米达三百万石，全然解决了南粮北运不畅的问题。他们开辟的开洋港刘家港（今今江苏太仓市刘河镇）也很快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的“六国码头” 。二人因功得到卓拔，朱清升至海道中万户、大司户、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二人身居高位，又掌管海运，“得以与诸番贸易” ，自然也在中买宝物中获得不少好处。大德六年，二人因被告发有谋逆情事遭到诛杀。
　　朱、张的败亡虽然看似是因为谋逆，但却牵扯到经济问题。对此案的调查中，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多名高官行贿，数额巨大。成宗盛怒之下，将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梁德珪、段真、阿里浑萨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全部撤职。并派遣官员查办国内贪腐情况，审理冤案五千一百七十六件，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获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
　　可这种一日之间宰辅一空，一时之间天下反腐的情况在成宗一朝仅出现了这一次，大多数腐败案件到了成宗手上通常都是“俱敕不问” ，皇帝态度如此，各级官员也就纷纷养痈遗患。
　　
　　滥赏和中买宝物已经使国库不堪重负，贪腐使得大量财赋被吞没，而国家日常开支如官员俸禄、赈灾、修河等等也不能减少。终于，原本就不富裕的国库，出问题了。
　　元贞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在成宗询问财政状况时便提出：“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 到元贞三年，更是到了“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支” 的地步。每年的收入，都是不到半年便花完了，那剩下的用度该怎么打发？这里再次展现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好心办坏事——前文说过，成宗朝非常注意减轻群众负担，不肯增加税额，那么国用不足的部分便只能动用“钞本”，也就是发行纸币的储备金。如此一来，纸币的贬值就难以遏制。虽然看似不敛财于民，但通货膨胀的单还是要百姓来埋，政府金融信誉也每况愈下，这是典型的剜肉补疮。
　　剜肉补疮是很危险的事，往往都是疮没补好，肉也烂完了。成宗这么做可说最大的弊政，而他的幸运之处是在于经济问题最终的爆发需要积累，世祖时代遗留下来的较为健康的钞票发行制度和雄厚的钞本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破坏殆尽的，于是成宗朝的经济状况就在这看似无事实有忧患当中勉强维持着。
　　
　　朝政以守成好静为重，经济问题也看不出马上有大麻烦。对外战争除了对付西北的察合台、窝阔台汗国外，也基本停了下来。大元王朝一片晏然的景象。元成宗铁穆耳这个龙颈似乎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岂料，上天却硬生生将一件大礼硬塞给了他。
　　这份大礼来自于西北。
　　前文说过，大德五年（1301年），窝阔台汗国之汗海都、察合台汗国之汗笃哇统领大军越过阿尔泰山，猛攻元朝戎北大本营按台山，与元军爆发了“帖坚古山会战”。会战的结果虽然元军打得窝囊，捞了个不胜不败之局，却有了个意外之喜——让世祖忽必烈都头疼不已的中亚枭雄海都在战后殒命。海都是反元朝的急先锋和旗帜，他的死使得中亚局势急速变化。很快，原本被迫听命于海都的笃哇依仗自己的实力控制了窝阔台汗国。并于大德七年（1303年）与窝阔台之汗察八儿派使臣出使元朝，表示恭顺罢兵之意。
　　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元成宗大喜过望，不但厚赐两国使臣以金币，并派出使臣和窝、察两国使臣一起前往西方面见伊儿汗和金帐汗，希望各国全部罢兵修好。随着使臣们的往来，到大德八年（1304年），金帐汗脱脱、伊儿汗完者都、察合台汗笃哇、窝阔台汗察八儿全部盟誓罢兵，并奉元成宗铁穆耳为合法“合罕”，众汗国之宗主。
　　当年爷爷忽必烈费尽心机也没能完成的功业，自己竟然轻易得到。成宗似乎有理由自豪，如古波斯的国王大流士一般向全世界自我标榜：“我，铁穆耳，伟大的王, 万王之王,蒙古之王，诸国之王” 。虽然这个称号的取得靠得不是努力而是运气，可一分运气足可抵消九十九分的努力，在成功面前，谁还能说个不字呢？
　　内政没费什么心思却也国泰民安，现在外患竟然没费什么心思竟然也一举消除，扬威海外。要是成宗就此不兴干戈，安然守成，即使有那么些弊政，也足以被说成瑕不掩瑜，后世的评价一定会高出很多，就以笔者而言，绝不会只给他七十分。可他偏偏静极思动，发动了一场如爷爷征日本、安南和爪哇那样的净赔不赚的战争，使得身后品评再次被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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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成宗交手的国家，有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名字“八百媳妇国”。
　　这八百媳妇为傣族的一部，兴起于泰国北部边陲的夜柿河地区，原本只是个小部落，“东似乎是到湄公河，南与夫尧（泰国北部地区）接壤，北不到今日缅甸的景栋，而西与西南只能在红河东边，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似乎不过数十公里，其幅员还不及我国的一个县” 臣服于泰国北部哈利奔猜王国（中国史册称为女王国）。元朝时期，其国王孟莱勇武有为，联合泰国南方的素可泰王朝（暹国），于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吞并了哈利奔猜王国，之后又向西征服了帕尧王国，定都清迈，从此称雄泰国北部。
　　所谓“八百媳妇”的国名，是中国所起，原因是传说其国王世世有八百个妻子，她们各领一寨，故此得名。想想中国皇帝不过“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世祖时期的权臣阿合马有四百四十个妻妾都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国王有八百个妻子，岂不让人羡煞？不过，当时的泰国妇女都是“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鬓。衣文锦文，联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俗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 ，属于超级贤内助，绝非娇声嗲气、弱不禁风的佳人。泰国自古保存母系社会残余较多，被八百媳妇国所灭的哈利奔猜王国被称为“女王国”便可看出其妇女至少能顶半边天。以中国的观念。女人各领一寨，必定要与国王有夫妻关系才行，其实大非如此。泰国人称这个国家为兰那泰王国，意为百万稻田国，虽然有吹嘘成分，倒也更像个正经国名。
　　
　　这八百媳妇国原本和元朝八竿子打不着，世祖时期对东南亚各国用兵，安南、缅甸、占城都没能幸免，泰国南部的暹国、罗斛国虽没挨打，但也早早称臣纳贡。可能是灯下黑的原因，躲在泰国北部的八百媳妇国反倒太平无事，元朝也一直没想起来让他朝贡，更没有动兵。
　　可元朝强盛时期，周边的小国并不是安分守己就可独善其身，八百媳妇国在成宗朝平白因为缅甸的内乱，走向了元朝的对立面。
　　世祖时代，元朝攻伐缅甸蒲甘王朝，缅王那罗提鈳波帝虽积极抗战却是屡战屡败，最后自己反被儿子所杀，辉煌一时的蒲甘王朝遂四分五裂，形成阿瓦，白古、东吁、木邦、孟养、孟密、阿拉干等国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蒲甘王朝的王族虽然已经和地方政权区别不大，却还是名义上的缅甸主宰。成宗继位后，封那罗提鈳波帝另外一子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国王，其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赐以银印、虎符，并“戒饬云南等处边将，毋擅兴兵甲”，希望缅甸能够“尔国官民，各宜安业”。 但自己的爷爷把人家从地区大国打成了小割据政权，自己靠着敕封和印信就能够让人家安居乐业吗？
　　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虽然有缅王的称号，而实权却掌握在掸族首领阿散哥也兄弟手中。缅王得到元廷册封，便想借此重新恢复旁落的王权。可元廷那么遥远，皇帝的诏书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缅王的作为遭到强有力反弹。大德二年（1298年），阿散哥也兄弟等人攻陷蒲甘，杀害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并恶人先告状，奉贡入元朝，向成宗报告说缅王有不奉元朝圣旨，擅自攻伐其他部落的罪行，自己为大皇帝废黜缅王，是为了维护大元的权威。但幸存的缅王另一王子窟麻剌哥撒八逃到云南，向行省诉冤，指出阿散哥也兄弟向来藐视大元，在叛乱中，不但缅王父子、妻妾、臣仆遇害，连元朝派驻蒲甘的国信使随员、商人百余人也被杀害。之后，又陆续有忠于蒲甘王朝的官员逃到云南向元朝哭诉。成宗不禁大怒，自己刚刚册封的国王，转眼就被杀了，自己的面子往哪搁？于是于大德四年（1300年），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为统帅，宗王阔阔为监军，出兵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入缅作战。
　　阿散哥也兄弟自然不是元军对手，首府木连城被围困，“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眼看大势已去，阿散哥也却使出一招在官场常见，而在战场罕闻的计策——重贿元朝统兵官。正副统帅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以及随军将领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竟然都是贪财之辈，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后，便以“天热瘴发”为由撤围班师 。
　　阿散哥也用金钱退兵之后，立即于是年秋天赴阙请罪，希望求得原谅。成宗出兵缅甸，只是履行宗主国对藩属的责任，但见蒲甘王族实在扶不起来，阿散哥也兄弟对自己也算恭顺，便顺水推舟承认了其在缅甸北部的统治权，只是杀掉了受贿并率先退兵的高阿康、察罕不花，稍稍舒缓了自己的愤怒情绪。
　　
　　事情到这里，成宗仍然没有放弃“守成”、“惟和”的方针，没有酿成大错。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个个人在这时站了出来，对成宗一顿撺掇，终于使得元朝西南边陲兵连祸结。
　　这人便是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这位刘左丞属于很会揣摩领导心思的下属，征讨缅甸的战事弄了个无果而终，成宗没有体会到爷爷灭大理、南宋时的酣畅淋漓，有点有劲没使出来的感觉。于是，刘深以八百媳妇国帮助过阿散哥也兄弟作为借口，上奏成宗，提出：“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为陛下征之。”
　　这个上奏既是撺掇，也是激将——先帝“混壹海内”，而陛下你继位这么多年了，却“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不觉得丢人吗？八百媳妇国落后弱小，又帮助过陛下的敌人，臣愿意灭了他给陛下增光。
　　虽然比较慵懒，虽然喜欢“惟和”，可成宗毕竟是成吉思汗一脉相传的嫡孙，也曾经久镇边关，亲临战阵。这样的激将那里承受得住？接到奏疏，成宗立即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资，命刘深率军二万前去征讨八百媳妇国。
　　出征诏书一下，朝廷内部顿时乱了起来。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请求罢兵，可他们仍同劝说忽必烈不要征伐日本的赵良弼一样，光拿实际利益收益来说事，却忽略了成宗的面子问题，所以上奏完全没有得到回应。反倒是一向为政平和的丞相完泽看出了成宗的意图，支持这一建议，但却从此背上了“逢君之恶”的骂名——这场战争不但使得成宗的历史评价下降，也使得原本被称为贤相的完泽有了无法洗刷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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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五年(1301)四月盛夏，刘深率军取道顺元侵入八百媳妇国。刘深原本以为可以如前朝征讨安南、缅甸一般，遇到对方的军事抵抗，自己可以战场杀敌，立功封爵。岂料，八百媳妇国的自然环境比之缅甸、安南还要恶劣，烟瘴遍地。刘深的大军冒着烟瘴前行，还没有作战，士兵死亡便已有十之七八。八百媳妇国根本没动一兵一卒，元军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非但如此，为保障吃饭问题，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丛林溪谷之中，以接济军需，每运送一次便要几十天才能到达，民夫死亡率更是远超作战部队，“死者亦数十万人”，而又因“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所以“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 耗费钱粮无以数计。
　　到了这步田地，战争已经失败，刘深若是识时务，就该马上退兵，虽然也免不了罢官丢职，但也许还能保住性命。可他不但不退，反而向云南各地土司征调民夫勒索赠品，并发出了“身死行阵，妻子为虏”的威胁。其中，顺原路总管、彝族女首领蛇节被要求缴纳黄金三千两，马三千匹。
　　说起这位蛇节，是前顺原路总管阿那之妻，阿那去世后承袭夫位。其人素有艳名，矫健多力，且有权略。是个类似于“二征夫人”的女强人。刘深的勒索使她愤怒不已。而此时，雍真葛蛮土司宋隆济在遭到勒索后一怒之下起兵反元，蛇节遂与之联合，一起掀起反旗。
　　宋隆济、蛇节等军都是本地少数民族，熟悉地理，彪悍善战。很快就攻陷杨黄寨，接着又进攻贵州，知州张怀德力战身亡。刘深的作为早已在云南遍地撒满了干柴，宋隆济、蛇节如同火星一般，立即使得大火燎原。不但是彝族，车里白衣族、江头江尾和尼族、傣族金齿等也相继起兵，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地一片刀光剑影。刘深迅速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被围困在绝谷之中。所幸宗王阔阔相救，才逃出生天，但经此一战，再加上先前的损失，“士卒伤殆尽”，“ 将士存者才十一二”。
　　
　　没能攻灭他国开疆扩土，自己的辖区内却被弄得动荡不宁。成宗深恨刘深无能，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大将刘国杰率军平叛。
　　刘国杰，字国宝，女真人，是世祖时代与张弘范齐名的大将，在灭宋、平定漠北宗王叛乱等战役中屡立大功，被赐为“霸都”称号，人称“刘二霸都”。成宗继位时，世祖时代的名将已经凋零殆尽，刘国杰可说是硕果仅存，此时已经六十八岁了。
　　虽然年老，但毕竟是百战良将，刘国杰一出手果然一个顶俩。面对不利形势，刘国杰诱敌深入，大小四十余战，终将蛇节击败。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将蛇节俘虏。宋隆济虽然逃走，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随着两个领袖被俘杀，各地叛军群龙无首，渐次被平定下去。
　　战事虽然平定了，可原本安宁的云南经此战乱，一片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的景象，经多年才稳定下来。成宗悔怒交加，将刘深处死。
　　
　　想当年，世祖忽必烈启用名臣赛典赤•瞻思丁治理云南，“心滇之心，事滇之事”，安抚各族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良田，“为市井以通贸易、薄征税以广行商”，使得各族杂处的边远之地一片生平。岂料赛典赤去世才二十余年，便因为刘深的胡作非为闹的干戈遍地。时人不仅赋诗慨叹：
　　雨中夜过金沙江，五月渡泸即此地。
　　两岸峻极若登天，下视此江如井底。
　　三月头，九月尾，烟瘴拍天如雾起。
　　我行适当六月末，王事役人安敢避。
　　来从滇池至越嶲，畏途一千三百里。
　　干戈浩荡豺虎穴，昼不惶宁夜不寐。
　　忆昔先帝征南日，箪食壶浆竞臣妾。
　　抚之以宽来以德，五十余年为乐国。
　　一朝贼臣肆胸臆，生事邀功作边隙。
　　可怜三十七部民，鱼肉岂能分玉石。
　　君不见，南诏安危在一人，莫道今无赛典赤。
　　
　　至于八百媳妇国，原本只是帮了缅甸一些忙对抗元军。这样的小事，只需派一国信使诏谕便可以解决，完全不用兵威相加。日后，在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该国主动开始遣使入贡象及方物。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八百媳妇国国王又两次遣使朝觐，希望得到册封。于是，元朝在其地设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其国王任宣慰司都元帅，后又将其名改为八百宣慰司都元帅府。八百媳妇国在有元一代多次朝贡，成为元朝相当恭顺的藩属之国。
　　结合前因后果，成宗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但是净赔不赚，而且毫无必要，白白浪费无数生命。成宗原本平和的执政期，被他自己的一时冲动，平添了荒唐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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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即守成安民，又抱残守缺；即平息战火，又无端兴兵；即有爱民之心，又奢靡浪费。大元王朝的臣民们就在这样一位皇帝的统治下度过了十三年的光阴。这不是最好的时代，却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三百九十多位皇帝的统治期中，这样的时代不算盛世，却可算是治世，赋税没有加重，秩序也算稳定。对于只要有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会满足的百姓来说，这样的皇帝已经足以让他们满意。至于这位皇帝没有革除的弊政日后会带来什么，并不是他们所能担心的。
　　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朝秉政时间最长的中书右丞相完泽病逝，完泽有辅助成宗惟和安民的功劳，却也是抱残守缺、效率低下的主要责任人。在他之后，哈剌哈孙继之为中书右丞相，这位谙熟儒学的勋臣之后，虽然“以节用爱民为务”，但却并不满完泽一味守成的执政理念，在江浙行省任左丞相时，便在莅职短短的七十日内革弊兴利七十余项，是个很有手腕的改革派。成为中枢宰辅之后，立即对官吏遴选制度进行修订，使官吏所用非人的情况获得好转，同时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和山泽之利。一时间，“选庶官，齐百度，罢斜封，汰冗员，绝宝货，约滥支，节淫费，量入制出。择民牧，屏世守，定贓律，刚正目举，有中统、至元之风” ，似乎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暮气沉沉的朝廷，时人称为“朝廷更正”。
　　可以想见，如果成宗能够给哈剌哈孙足够的时间施展拳脚，大元王朝的国运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安定”的层面上。
　　可惜，成宗少年时的恶习终于在他中年时结出恶果，虽然他凭着坚强的毅力戒除了酒瘾，但常年酗酒的习惯仍给他的身体埋下了隐患。从大德六年开始，成宗便大病不断，原本就较为慵懒的他，从此更加减少视朝，理政之事也基本委托给了自己的皇后卜鲁罕。卜鲁罕皇后原本是哈剌哈孙的支持者，哈剌哈孙入相，与其大有关系。可是，看似强势的皇后却是个夫唱妇随的女人，丈夫主张“惟和”，她就提倡“平允” ，并不主张进行改革。
　　皇帝病休，皇后不支持，哈剌哈孙的“朝廷更正”也不得不流于有始无终。《元史》对卜鲁罕皇后较为敌视，说其秉政是“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其实是儒家对于女人主政的不满，同样是在《元史》中，也承认在这位皇后治下“大德之政，人称平允”。至于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 ，并非是因为皇后的倒行逆施，要由他挺身匡正，不过是诸多弊政不能革除，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频于应付而已。
　　哈剌哈孙在成宗朝不能施展抱负，只能寄希望于来者。成宗于大德九年（1305）六月在病中册立嫡长子德寿为皇太子，这是坚持了世祖时代改用汉法立储的制度。国本即定，成宗之后的权力交接会较为平稳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似乎天意偏不叫大元皇室消停一般，年轻的德寿太子在被册封半年后就一病而亡。也已经病入膏肓的成宗经此打击，更加缠绵病榻，有生之年没有再册立太子。无论是卜鲁罕皇后还是哈剌哈孙都明白，成宗之后的帝国政局，必然要因为皇位承袭的晦暗不明而出现动荡。
　　这一后一相，都在暗自做着准备。
　　
　　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元王朝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驾崩于大都玉德殿，终年四十二岁。王朝的路之后该怎么走，他没有能给出计划，但他留给后人的任务，无疑应该是兴利除弊。
　　因为，不思变革以求稳定，有十三年已经足够了。
　　
　　
　　【下一章：元中都的背影——元王朝的“武、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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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元中都的背影——元王朝的“武、仁时代”
　　
　　在河北省张北县城北五十公里处，有一处古城遗址，城墙虽然久经风雨侵蚀，仍然高大宏伟。附近的居民管这里叫做“白城子”。
　　白城子四周水草丰美，并非不毛之地，但却并没有居民在其中居住。传说中，这里夜间常闻马蹄声，白日也偶见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身处其中，让人惊魂难定，视之为“鬼城”。于是该地被长久废弃，落得个城墙与荒草同悲，宫阙与黄土一色。但这座城市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却无人知晓，甚至连年代都无法确定。
　　直到公元1997年，历史专家们在综合多次考古发掘的资料，经过多方考证，这座城市原本的名字才终于大白于天下——这里是大元王朝曾经的都城，与元上都、元大都并列的“元中都”，是元朝第三任皇帝元武宗海山执意修建的都城，而如果不是因为他在位短暂，这里甚至可能会取代大都和上都，成为元朝唯一的政治中心。
　　
　　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皇帝们在夏天到上都避暑，秋凉后再回到大都理政。若说要避暑游玩，木兰秋狝，上都是绝好的处所；若说居天下之中，掌控南北，大都更是绝佳之地。元武宗为什么要舍弃这两座都城，在它们之间重新修建一座都城呢？
　　历史上不乏一意孤行，做事荒诞的皇帝，他们做事也确实既无因由，又无道理。但中都城的修建却绝非“任性”、“瞎折腾”便可解释，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中都城的兴废则可摸索出元王朝第三、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的时代脉络。
　　一座中都城，映衬着大元王朝的“武（宗）、仁（宗）时代”。
　　
　　元大德十一年正月，元成宗驾崩，太子德寿先于他一年病死，而成宗虽有其他三个儿子，却并非正宫皇后卜鲁罕所生，很快就被执掌权力的卜鲁罕否决了。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呢？
　　成宗末年，执掌朝政的于内是皇后卜鲁罕，于外是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如果这二人能够态度一致，任何动荡都不会有。但偏偏他们在由谁来继承皇位上完全是背道而驰，并引发了激烈的政争，使得两人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既然排除了成宗在世的儿子们，那么以血缘来论，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是成宗兄弟的儿子们。真金太子有三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便是成宗。甘麻剌有子松山、也孙铁木儿等，答剌麻八剌早逝，但留下三个儿子，长子阿木哥、次子海山、三子爱育黎拔力八达。
　　皇位似乎应该从这这些年轻的亲王中选出，不过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 ，可说自动放弃了皇位继承权。而答剌麻八剌的长子阿木哥是侍女所生，也没有继位资格。那么，只剩下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两人了。
　　这两位亲王一文一武，都属于元帝国第四代亲王中的佼佼者。
　　海山十七岁时便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的战争中战功卓著，受封怀宁王。在“帖坚古山会战”中，表现卓越，多次突破敌方阵营，并亲手射伤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大德十年七月，海山更是在老臣月赤察儿的协助下，趁窝阔台、察合台两国交兵之机，发动突袭，一举摧毁了窝阔台汗国之汗察八儿的根据地，俘虏军民十余万人。经此一战，完全摧毁了窝阔台汗国立国的基础。在他的身边，不但有十数万精锐之师，还有世祖老臣、成宗继位之初便是“三公”的月赤察儿，以及久镇边关的大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等众多将领的的鼎力支持。
　　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却是自幼受儒家教育，“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在他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汉人儒士如李孟、陈颢、王结、王毅、王约等，即使是蒙古、色目侍臣，也大都倾心儒学，其名声在众多儒士的宣传下广为人知，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士大夫都将他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
　　
　　以哈剌哈孙的意思，继承大统的，只能在这两位亲王中择其一。可一向主张“平允”的卜鲁罕皇后却走了一招不“平允”的险棋，她不打算选择两个侄子中的任何一个，而属意于真金太子之弟忙格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在左丞相阿忽台、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等人的支持下，决定立其为帝，并由自己垂帘听政。
　　这位阿难答是忽必烈嫡孙，久镇边关，麾下有二十万大军，实力雄厚，即位的资格并不差。但他和成宗毕竟隔了一层，只是其堂弟，和真金太子一系出身的宗王们相比，还是疏远很多。而且阿难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统军期间命令自己的属下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一旦成为皇帝，可说有极大的可能使大元朝伊斯兰化。无论是喜欢蒙古传统并信仰佛教的蒙古勋贵，还是秉承孔孟之道的儒臣，都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继位者。
　　非但如此，左丞相阿忽台在成宗时曾经受命整饬西北河西军务，与阿难答早有往来，属于西北南路军团的代表人物。而海山所代表的恰恰是北路军团的利益。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都为回教徒、理财派官员，与汉法派官员本就水火不容。
　　既有皇族内部的亲疏之争，又有军队将领的权益之争，还有宗教之争、施政理念之争。各种矛盾交错汇集，成宗一力保持的平稳政局，在他去世后立即形成了极为险恶的争斗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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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卜鲁罕皇后一派来说，谋划相当早，早在大德九年十月，德寿皇太子病重之时，便将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亲答己赶出大都，安置于怀州（今河南沁阳）。这样一来，海山远在西北边防，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又不在中枢，也就很大程度消除了答剌麻八剌一系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同时，又借着阿难答陪同投降的西北叛王明里帖木儿回大都之机，将之留在朝廷。成宗去世后，更是下令切断了大都通往漠北的驿道，避免朝中大臣和海山取得联系。
　　可是，政治斗争往往不会因为动手早便可获得成功，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才是成事的关键。在成宗去世后，卜鲁罕皇后与阿忽台等人并没有立即让阿难答宣布继位，而是举行朝会让大臣们商议，结果在参知政事何玮、翰林学士畅师文等儒臣的据理力争之下，事情始终不能决定。
　　
　　相反，哈剌哈孙一派则表现得相当果断，弥补了早期准备不足的劣势。卜鲁罕皇后刚下令封锁驿道，哈剌哈孙便授命大宗正府总管阿沙不花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封锁令晚于自己派出的密使出发，载着报告成宗已死消息的驿马及时赶到了漠北海山处，使得卜鲁罕皇后的谕旨成为一纸空文。同时，哈剌哈孙的另一密使也赶到了怀州，通知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的母亲答己。
　　在给两位皇位竞争者传递消息后，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 。搞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自己以“称病”为借口罢工，同时“卧阙下”，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让别人取而代之。形成了一个“我不做事，你们也做不成事”的局面。等待海山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到来。
　　哈剌哈孙在成宗晚年掌管怯薛宿卫，也就是保障京城及皇宫安全的御林军，大都局势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他的强力抵制，使得卜鲁罕皇后一派已经没有可能用正常的手段夺取政权了，除非强行举行阿难答的登基大典以及皇后的垂帘听政仪式，来个“名分早定”，才有可能挽回颓势。可无论是卜鲁罕皇后还是阿忽台等人都没有行非常之事的勇气和魄力，面对哈剌哈孙不合作，竟然素手无策，坐失良机。
　　从成宗去世的正月开始，哈剌哈孙死守在中书省，“未尝一至家休沐”，如同巨石一般拦在皇后一派面前，形成了一个僵局。
　　剩下的，就看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能否尽快赶到大都，将这僵局打破。
　　
　　 十七岁便总兵西北的海山，此时已经度过了八年的军旅生涯。战争的铁血硝烟把他打造成了意志坚定、不甘人下的铁腕人物。对于突如其来的皇位诱惑，海山没有丝毫的犹豫，在得到成宗去世的消息之后，立即率大军三万从驻地称海出发，准备回大都争夺帝位。抵达和林后，海山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召开大会，诛杀了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做好了一切善后工作。但这时传来了弟弟和母亲已经到达大都的消息，便停下来静观变化。
　　相对于海山的果决，爱育黎拔力八达却显得优柔寡断，迟迟没有做出离开怀州前往大都的决定。不过这也正常，文人永远不可能如军人一般雷厉风行，何况他身边只有文人儒士和少量护卫，不像哥哥有千军万马。一下子要决定这么一件虽有极大诱惑但也有着极大风险的事，也确实难为了他。时间一点点流逝，角逐的各派不可能总是在僵持当中，一旦卜鲁罕皇后下定决心临朝称制，哈剌哈孙作为臣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再行绊阻。那即使是拥兵自重的海山，也只能要么束手就擒，要么顶着谋逆的帽子进行反抗，两个选择的前景都不会美妙。
　　所幸，爱育黎拔力八达有一位好老师、好谋士，名叫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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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字道复，号秋谷，是后唐皇室沙陀贵族后裔，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祖父李昌祚在金朝曾任潞州税务同监，后归降蒙古，被授予潞州招抚使之位。父亲李唐期在汉中担任幕僚。
　　至元三十一年，李孟来到大都求官。这时，正好真金太子的正妃阔阔真为孙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选聘名儒为师。李孟以自己的才学受到推荐而当选，成为两个皇孙的老师。不过，海山和李孟的师徒缘分较短，在大德三年（1299年）时，海山出镇漠北，从此远离了李孟，也远离了儒家教育。而爱育黎拔力八达留在大都，继续在李孟“日侍讲读”中接受儒家熏陶。李孟作为老师勤勉称职，甚得爱育黎拔力八达信任和敬重。年轻的亲王为表达对老师的敬爱，召画工为之画象，命集贤大学士王颙书其号“秋谷”二个大字，并亲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时，李孟仍随侍左右，忠勤如故。在怀州的日子，李孟加倍受到信任，不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更成为首席心腹谋士。
　　
　　自从真金太子去世之后，汉法派一直处于维持现状的低迷状态，无论是晚年的世祖还是成宗和卜鲁罕皇后都对汉法都保持既不支持也不打压的态度，真金太子生前所一直提及的“道行有时”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现在，政局突变，身负天下读书人所望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离皇位一步之遥。无论是作为希望汉法大行其道的儒臣，还是尽忠侍主的谋士，李孟绝不会丧失这次机会。
　　李孟满腹经纶，且很有谋略，明白要说服学生冒险，必须既立大义又陈利害。面对着犹豫彷徨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李孟首先以大义进谏道：“支子不嗣（指阿难答属于支系），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指海山）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指答己），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之后，又摆出利害：“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
　　对于读书人来说，仅有道义力量支持，勇气会难以持久；仅有利害的考量，则无法激发勇气。已经被李孟培养成读书人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这一席话面前已经无从拒绝。立即陪着母亲答己率少量护卫侍从疾驰大都。
　　当他们来到大都时，时为大德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距离成宗去世已经一个月。
　　
　　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突然赶回大都，使得卜鲁罕皇后等人措手不及，一时没有安排什么措施来应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祭奠了成宗灵柩后，便在城外安顿下来，准备下一步行动。
　　面对着晦暗不明的宫廷局势，李孟挺身而出，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密使赶回大都，冒充郎中面见了在中书省装病的哈剌哈孙。在得知卜鲁罕皇后一派已经下定决心让阿难答在三月三日举行登基大典的消息后，立即回到城外告急：“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
　　回到大都是一回事，而发动政变可是另一回事。爱育黎拔力八达又犹豫了，左右的侍从也大都劝他谨慎：“皇后（指卜鲁罕）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必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阿合为蒙古语，意思是兄长，指海山）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凭着我们着几十号人就要对前朝皇后的派系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还是等海山的大军到了再动手比较稳当。
　　李孟一听就急了，现在局势间不容发，爱育黎拔力八达一行的到来已经刺激了卜鲁罕皇后一党，他们已经不再犹豫。等海山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于是极谏道：“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宫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现在必须动手，一旦错过机会，即使海山来了也没有用了，何况我们从怀州赶到这里，不动手，岂不是送上门来挨宰吗？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老师的劝谏下，已经下定了决心，但仍需要更多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下令占卜。在紧要关头请冥冥上苍为自己指点迷津，很多帝王都这么做过，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也要占卜。在没有“唯物主义”的时代，神明的指点，往往是最大的精神支撑，而要是占卜不吉，可也就会彻底丧失士气。
　　所幸，占卜的结果按李孟的解释是：“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放下一切负担，振袖而起，率从人进城。
　　
　　这占卜的情节载于《元史•李孟传》，这是突出了李孟的运筹帷幄，谋定大计。不过，在《武宗本纪》、《仁宗本纪》以及《哈剌哈孙传》中，都有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怀宁王远，不能猝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 的主张。哈剌哈孙为掌权右丞相，手里又掌握着怯薛宿卫，他的情报和意见，恐怕才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下定决心的原因。试想，如果没有哈剌哈孙确切的予以协助的承诺，以数十扈从便要发动政变，岂不成了输赢难测的赌博？可见，若说“定难”首功，哈剌哈孙当仁不让。不过，李孟的谋划赞襄之功，也确实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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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下定决心，周围众人誓死保护，再加上哈剌哈孙的蓄谋策应。相对于做事畏畏缩缩的卜鲁罕皇后一党，可说政变一发动，一切已经没有了悬念。
　　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侍从、卫士由延春门入宫，在哈剌哈孙的配合下，调动怯薛宿卫控制了宫廷。
　　紧接着，便是一场大清洗，阿忽台、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等人均被逮捕诛杀，无论是左丞相还是参知政事，这些官称在刀把子面前都毫无用处。还想着在第二天成为皇帝的阿难答与支持他的明里帖木儿等人也被骗入宫中逮捕，之后被送往和林交给海山处死，卜鲁罕皇后则被流放东安州，后也被赐死。
　　卜鲁罕皇后一党灰飞烟灭，他们违背法统，又没有利用枪杆子，失败可说必然。然而卜鲁罕皇后为人其实还算平和、知廉耻，执政期间也没有什么恶政，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等人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成宗朝整理财政很有贡献，一朝玉石俱焚，是很可惜的。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自任监国，哈剌哈孙仍为中书右丞相，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其他各有功人员均得封赏，一片皆大欢喜的场面。可是，他们马上就面临着如何对待正在和林枕戈待旦的怀宁王海山的问题。
　　按说，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掌握了皇权，可以顺理成章的继位。倾向于他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都劝进道：“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正天位。” 其老师李孟也“尝劝皇弟以自取”。《元史•李孟传》指出李孟的劝进是海山近臣的诬陷，不过，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听到这样的诬陷后，态度却是“亦不敢复言孟”，可见其事并非空穴来风。以李孟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和并不迂腐的性格来判断，劝深谙儒学的学生自立为帝，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很少有人能够对权力不动心，尤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不例外的，虽然正史中说他在面对劝进时义正词严的拒绝：“王何为出此言也！彼恶人潜结宫壸，构乱我家，故诛之，岂欲作威觊望神器耶？怀宁王吾兄也，正位为宜。” 但综合其日后的表现（英宗之立，后述），可以看出他对皇位的渴望绝不亚于他的哥哥。
　　而作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母亲，一直怀有干政之心的答己此时也从幕后走上了前台，让阴阳家推算两个儿子谁适合立为皇帝，结果是：“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是海山的生年，“旃蒙”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也就是说，哥哥继位将难以长久，而弟弟继位则会大吉大利。于是，作为母亲，答己派人送信给海山道：“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也。” ——这很难说没有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默许或暗示，答己虽是母亲，绕开身边的小儿子来阻止大儿子争位，是很难说得通的。
　　
　　对帝位势在必得，且拥兵自重的海山原本以为母亲和弟弟搞定了卜鲁罕皇后一党后，会主动迎接自己回京继位。岂料，母亲竟然送来这么一个“噩耗”。虽表面上说“岂有亲疏”，但要让弟弟继位，这不是手心手背肉不一样厚么？海山大怒，派康里脱脱回京传达自己的意思，在给母亲的回信中，海山毫不客气：“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 ——该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过把瘾就死我也不会放弃，老妈你就不要罗嗦了。是不是你身边的奸臣为了自己的禄位而使坏呢？！
　　在回信的同时，海山也统帅大军兵分三路南下，直指大都。他深知口头上说得再厉害都是虚的，还得凭军事实力。没等母亲、弟弟做出反应便大兵压境，其军人性格可见一斑。
　　
　　面对儿子的武力威慑，答己连忙向康里脱脱解释：“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深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我只是出于对儿子的爱才提醒他，并没有说不让他继位啊，快让他来当皇帝吧。爱育黎拔力八达也知道这次把哥哥得罪了，于是秘密召见康里脱脱，让他回去一定要向哥哥说明自己无意“觊望神器”：“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矣。”
　　康里脱脱便是向海山通报成宗死讯的大宗正府总管阿沙不花的弟弟，常年在海山身边为将，其人忠诚厚道，有勇有谋，曾被世祖赞为“后日大用之才”，连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也认为他“他日可大用”。经他的竭力解释，海山终于对母亲和弟弟“释然无疑”，让阿沙不花回报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史书言“三宫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在卜鲁罕皇后一党覆灭后，大元朝廷没有再上演骨肉相残的内战，阿沙不花和康里脱脱兄弟功莫大焉。
　　海山终于不用动刀动枪而取得了皇位，但曾经“尝劝皇弟以自取”的李孟从海山回信中那句“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看出了腾腾杀气，于是向爱育黎拔力八达请辞：“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爱育黎拔力八达当然舍不得老师，坚决不准，可李孟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干脆不辞而别，隐居了起来。
　　
　　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在上都见到母亲和弟弟后，正式在大安阁继位，是为元武宗，“曲律汗”，改元至大，以明年为至大元年。六月，为了表彰弟弟的“定难之功”，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也就是他的皇位传给弟弟，弟弟再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类似于宋太祖与宋太宗的“金匮之盟”。众所周知，金匮之盟的前因是“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结局是宋太宗先后害死了太祖的两个儿子，最后还是让自己一系皇位永固，兄弟礼让的背后，是凶残的杀机。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能够摆脱这宿命吗？
　　大元王朝的“武、仁时代”便在这前景莫测当中，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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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希望新时代有新气象，武宗的即位诏也确实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属嗣服之云初，其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存恤征戍军士及供给繁重州郡，免上都、大都、隆兴差税三年，其余路分，量重轻优免。云南八番、田杨地面，免差发一年。其积年逋欠者，蠲之；逃移复业者，免三年。被灾之处，山场湖泊课程，权且停罢，听贫民采取。站赤消乏者，优之。经过军马，勿得扰民。诸处铁冶，许诸人煽办。勉励学校，蠲儒户差役；存问鳏寡孤独。”——不但大赦天下，而且将恩泽便于四方，上至两都，下至偏远的“云南八番、田杨地面”全都减免赋税、差役。真是皆大欢喜。
　　可新皇帝是由西北苦寒之地而来，带来的难道真会是温暖的春风么？
　　很快，寒风便随之而来。
　　按规矩，新皇登基需要封赏朝臣勋贵。何况武宗得国并非先皇一纸遗诏，而是源自血腥政变。在即位诏书中，武宗还不得不说自己是“乃有宗室诸王、贵戚元勋相与定策于和林，咸以朕为世祖曾孙之嫡，裕宗（真金太子）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 。他的继位比之叔叔成宗还不名正言顺，那么不惜钱财爵位的封赏自是必然。
　　母亲和弟弟因为“定难”之功分别成为了太后和太子。另一位功臣哈剌哈孙加太保、录军国重事，并很快又加太傅。一直随自己镇守西北，后又“从龙入京”的官员将领们自然也不能亏待——月赤察儿成为掌管漠北全境的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的行省右丞相，特封淇阳王。朵儿朵海为太傅，塔剌海为中书左丞相，床兀儿、阿沙不花、明里不花等为中书平章。以床兀儿兼知枢密院事，塔思不花，康里脱脱为御史大夫。
　　以上的封赏是为了“酬功”，对于其他勋贵臣子也需要“安抚”，赏赐于是绵绵不绝，刚即位四个月，便把上都、大都的府库掏了个精光：“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 ——国库收入二百八十万，一般每年存留十万。武宗一下子就花掉了四百二十万，还有一百万准备花，也就是说，他即位四个月花掉了国库两年的收入，五十二年的盈余。
　　钱不够了，武宗便滥赐爵位，对于亲戚，一口气封了十九个王，其中“一字王”便有十四个。要知道，一字王在王爵中最为尊贵，元朝王爵分为六等，一字王属于第一等“金印兽钮诸王”（其余五等分别为金印螭钮、金印驼钮、金镀银印驼钮、金镀银印龟钮、银印龟钮）。在世祖时代，除了嫡系子孙，是不会封为“一字王”的，成宗朝也奉行不悖，海山自己立过大功，身份又尊贵，也才是授予金印螭钮的“二字王”。可他却把这不成文的规定彻底破了，所封的一字王中，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嫡系后人外，其他如兖王买住韩、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等全是疏族，甚至身为驸马的高丽国王王愖也被加封为沈王。
　　王爵尚且如此滥赐，其他的臣子爵位就更是满天飞，“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 ，“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 继位仅两个月，“内降旨与官者八百八十余人，已除三百，未议者犹五百余”，成宗朝本就臃肿的官僚队伍越发迅速膨胀。
　　
　　滥行封赐除了稳定皇位的需要之外，似乎也昭示了只有二十七岁的武宗仍然处于做事莽撞欠考虑的年纪，似乎他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严重破坏原本就不算良好的财政，更使得朝廷的名器含金量下降——而这两者又直接关系到皇位的稳固。
　　不过，这些要是比起武宗刚即位十天时便开始的大手笔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便是营建中都城。
　　武宗要修建的中都，原本是旺兀察都离宫，处于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驿道上,是皇帝们巡幸两都时的歇脚之处，规模相当有限。武宗的决策，几乎就是从平地上建设一座足以成为帝国都城的庞大城市。
　　至大元年正月,中都城正式开始建设，第一批建设队由枢密院六卫军一万八千五百人组成。二月,又加入上都卫军三千人。前后投入中都建设的军人有二万一千五百人。不过，中都城面积约九平方公里，仅宫城中的宫殿建筑遗迹便有十三座，大者三千多平方米，小者也有一千多平方米 。这样规模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大体施工（当年七月），当时张养浩批评武宗的《时政书》中有“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的说法，又要从东北运木料，又要从南方运石材，仅靠二万多名军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笔者推断，这些军人应该是监工，真正负责施工的是数倍于此或十数倍于此的民工，可惜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中都城的修建，但所耗用的人力、物力之惊人，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当中都初具规模后，武宗一面继续建设使之完善，一面在其中设留守司、光禄寺、虎贲司等数十官府，还设库存放钱币、金银器，竭力使之成为元朝的又一个政治、经济中心。
　　
　　北有上都，南有大都，都是极尽奢华壮丽的京城，若是为了享受，在那两座都城中营建宫殿、园林即可；此时又是边境晏然，国内安靖，没有迁都的必要。武宗营建中都城，横竖看不出合理的原因，当时的人们谁也看不出这个年轻的皇帝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而作为大臣，尤其是有着“为生民立命”使命感的儒臣，他们认为自己没必要揣摩皇帝的心思，可皇帝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混乱，则让他们无法沉默。御史大夫张养浩便对武宗即位后一系列作为大不以为然，他向武宗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疏《上时政书》，总结出十大弊政，条分缕析，刀刀见血：
　　赏赐太侈。对于勋贵功臣进行滥赏，拿着百姓的膏血，“不论有功无功，纷纭赐予，岂不灰民心，糜国力哉？”
　　刑禁太疏。对于刑法过于宽纵，动不动就大赦，“以致为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则逃；为民省不知所忧，衅祸益炽”，这可不是劝人向善的方法。
　　名爵太轻。名爵是皇帝对有功臣子的褒奖，决不能因为一时高兴便随意颁赐，没有功劳的人轻易获得高位，那么为国立过功的人便会说“吾艰苦如此而得之，彼优游如此而得之！”以后谁还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呢？
　　台纲太弱。御史台是国家的纪检监察机关，其作用发挥与否关系到国家法度，官员操守。而现在“纲纪法度，废无一存”，御史台“台谏默然”，根本起不到监察作用。
　　土木太盛。修建中都城，在五台山为皇太后兴建佛寺,在大都兴建兴圣宫,为一些官员兴建宅第，又建国子监学，浚会通河等，使得百姓“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而此时又是在“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的灾荒之年，实在是太不体恤百姓了。
　　号令太浮。皇帝行政，在于法令如山。而现在“虽制诰之下，未尝有旬月、期年而不变者；甚则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即止”，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岂不是“不惟取笑于一时，又贻口实于后世”？
　　幸门太多。现在各色人等都有“依庇诸侯王、驸马”求官的门路，甚至都包括“邪巫、淫僧、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这些人为官，弄得乌烟瘴气，“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
　　风俗太靡。风俗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是国家的元气。可现在的风俗“以伪相高，以华相尚，以冰蘖为沽誉，以脂韦为达时”，这是在自丧元气。
　　异端太横。宗教信仰不是什么坏事，可现在佛家、道家很多人“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败坏清规。而且怂恿皇家大修各种寺庙道观，以至于“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弄得“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
　　取相之术太宽。宰相是政府首脑，掌管国家行政，必须要精挑细选。可现在“朝廷近年命相，多结宠入状以自求进”，宰相所用非人，朝政能够治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