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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9 09: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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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说了半天尚书省的举措,可武宗的“向着世界帝国展望”表现在哪里呢?是战争吗?非也。此时的世界舞台,仍是蒙古人为主角,而蒙古世界中,大元王朝皇帝则是主角——伊儿汗国在明君完者都汗的统治下百业兴旺,仍对元朝极为恭顺;金帐汗国此时的可汗还是那个承认成宗为宗主的脱脱汗,对于元朝虽说不上恭顺,却也绝不敌视;窝阔台汗国在大德十年(1306年)那次毁灭性打击后已经奄奄一息,其可汗察八儿成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的掌中玩物,国灭指日可待,而笃哇只想着如何和元朝瓜分窝阔台汗国土地,绝没有翻脸的意思;周边的小国除了日本都已经臣服,而要说再派舰队去征服那个岛国,武宗可没有兴趣。
那不发动战争,是要干什么呢?
按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和韩国学者李玠奭的说法,武宗的大目标,是“实现东西和合,建立亚洲陆路和海路循环交通网,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构想”,是“有着忽必烈都无法梦想的全蒙古的统和”!
以笔者读书的经历,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治学方面的严谨、细致总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一个细小的问题都能够详细考证,以求明晰,也从而能发人所未发。不过其“小心求证”之外,还有“大胆假设”,所下的论点往往大得让人不敢相信。就以对武宗的评价来说,笔者就有“言过其实”的感觉,若说“全蒙古的统和”,武宗并没有十分积极行动,他在位期间,所谓“统和”还是成宗时代的老本,而“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应该是指武宗大力开展海运和对外贸易,可似乎也说不上有那么高明的构想。
先说海外贸易。有元一代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除非特殊情况,很少实行海禁。对于世祖那样并不贪图享受的皇帝来说,对外贸易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如成宗,则在为国敛财的同时还要满足个人对海外宝物的占有欲。武宗在对于“中买宝物”的爱好上,更是远超成宗。一登基,便“升行泉府司为泉府院,秩正二品”,行泉府司本是统领市舶司、专管采买珠宝的泉府院的地方机构,是从二品的衙门,武宗将之提升一级,并改“司”为“院”,大大提升了其地位。这自是重视海外贸易的举措。可行泉府院是个“专以守宝货为任”的衙门,为皇帝采买海外宝物,才更是重中之重。这属于公私两相宜的举措,实在说不上有多么远大的抱负。
再说海运。所谓海运,主要是指海上粮食运输。元代之前,南北的货物运输主要是靠运河。元朝虽然也开通了运河,但运河还要承担漕运盐货、各地贡物、外来物资和供官船来往的任务,全靠它来保障粮食运输是不够了,于是又开通了海运。海运在世祖朝和成宗朝前期运行得很好,可在成宗朝晚期,因其创始人朱清、张瑄获罪被杀、江浙一带出现灾荒和一些弊政的蔓延,运载量就出现了减少。大德十年,运输粮食一百八十余万石,大德十一年便降至一百六十六万余石。武宗的至大元年又降至一百二十四万余石。
武宗为了使海运重新焕发生机,确实下了大力气,先是在至大三年十一月,“以朱清子虎,张瑄子文龙往治海漕, 以所籍宅一区、田百顷给之。”——为朱清、张瑄平反,并让他们的儿子继续掌管海运。之后,又派专人考察研究海运的装发地点,鉴于江东宁国(治今安徽宣州)、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建康(治今江苏南京) 等路的海运船只必须逆长江而上装运,由于“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的弊病,至大四年决定“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也就是说,嘉兴、松江地区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之粮,并嘉兴、松江地区各位下、投下的田粮,均徵纳粮米,装发海运,而以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路的粮米折变为钞,偿还各位下、投下。这样一来,缩短了航运里程,减少了航行事故,节约了人力物力 。除此之外,武宗还专门下旨,对船户的差役问题进行规定,指出运粮期间,诸衙门不得占役船户、水手,不得让他们承担杂泛差役,水运脚价要如数按时发放,严禁贪污。
经过一番整顿,至大二年的海运粮即跃升至二百四十六万余石,次年又升至二百九十二万余石,终于使得“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海外贸易和海运在武宗手里确实大有进步,但要说这是在建构“亚洲大交易圈”,恐怕还是证据不足。
不过,如果武宗能够活到他曾祖父世祖的岁数,或者哪怕活到他叔叔成宗的岁数,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描画自己的蓝图,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出乎意料的举动呢?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如曾祖父那样,在积攒了足够的财富之后,重开黩武扩张之路呢?
历史没有假设,二十七岁登上皇位的武宗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坐在龙椅上呢?而如此年轻的他原本也应该长时间统御庞大的帝国。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武宗的至大年号只持续了四年,他在位的时间只有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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