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60

　　且撇开宣宗，先说他父亲仁宗朱高炽——

　　朱高炽降生时，初为人父的朱棣一定爱极了这孩子，把那肉团儿抱在怀里，久久不释。不料这孩子长大后，还是粉嘟嘟、肥囡囡，一副胖头胖脑的憨模样，开始不讨父亲喜欢了。朱高炽成年后，体型异常肥硕，很多史料都说，他因为体肥，不能骑射，因而爱好文艺。

　　对此，官方必须做出回应。“帝自幼端重沉静，言动有经。”《仁宗实录》是这样介绍的。“四、五岁，（帝）宫中闻读书辄喜，自是书册翰墨不去手。稍长，习射，数日辄造精艺，发无不中。”

　　朱高炽性情端重，不乱发言，4、5岁时就喜欢读书写字，再长大些，开始练习射箭，没用几天工夫，就达到很高的造诣，能做到箭无虚发。

　　“何若是巧也？”左右问他。

　　“心志既正，无难者。”高炽道。

　　虽然高炽善射，有后羿、李广的风采，甚至比后者还厉害，因为前代名射手无不经过勤学苦练才成材，而我们的仁宗皇帝却几乎是不学自通，三两天就成为一位名家。这让我想起一位3岁打手枪，6岁骑马，8岁飙车的宇宙第一名将，超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高炽并不以此自得，“绝口不自矜”，从不对人夸口，吹嘘自己如何箭术高强。这是为什么呢？实录解释说：“盖（仁宗）于驰射及奇巧玩适之，且志非所好，独好学问，日从儒臣论说不厌。”

　　原来朱高炽视骑射只如“奇巧”之物，玩玩票儿，显显本事，让大伙见识一下圣能，就放下了，他自弱龄即秉持儒家“心正”的要诀，绝不会玩物丧志，动摇其向学之志。

　　然而在我看来，这段文字的要害其实在于对仁宗的弟弟兼政敌汉王朱高煦善于骑射做出回应，它欲传达的“微言”是：驰射算什么！吾圣祖非不能也，瞧，他才学两天，乖乖厉害，已为一代神射手；只是在圣祖看来，那是小技，学问才是大事，才懒得理你（高煦）呢！如果再有人怀疑我们的皇上胖得连马都上不去，请你们就不要再信谣、传谣了，当以官书所记者为准！

　　可实录的纂修者太拘泥，说谎温温吞吞，未能底气十足，光明正大，对仁宗不能“骑射”的谣言，也只回应了一半。

　　为何说是一半呢？各位看哪，实录只说高炽箭射得准，没说他是骑马而射，他还对“驰射”表示了轻蔑，令人生疑：他也就能对着“手枪”能打到的箭垛，发几只必中之箭，若要请他上马再射，恐怕只有打滚喊爹爹（跌跌）的份儿呢！

宝宝寒

　　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朝廷授金册金宝，封朱高炽为燕王世子。世子是亲王之国的合法继承人。朱元璋将秦、晋、燕、周四王世子招到南京，亲自教训，并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实际参与政事的处理。有一次，命世子们去检阅皇城四门的卫士，秦、晋、周很快回奏，唯独燕迟迟不归。兴许朱元璋想呵：“这孩子体胖，步子迟重，且再等等。”

　　待高炽来缴旨了，朱元璋忍不住问他为何独迟？高炽道：“天早，冷的慌，我等卫士们吃过早饭才阅视，所以迟了。”听到这样的回答，杀人魔头非常高兴，称赞道：“你能体恤下人，真是善体吾心啊！”

　　朱元璋又命世子们分阅中外奏疏。秦、晋等世子不分轻重，大大咧咧，遇个事就闹哄哄地胡乱议论；或者抓住奏疏里的一二个错别字，就以为自己眼力毒辣，很了不起。唯独朱高炽只留意那些关系兵民疾苦与宗社的大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对字词的错谬，一般都不指出来。

　　朱元璋以为是他的疏忽，提醒他注意，朱高炽说：“孙儿不敢马虎，只是这都是些小的过失，不足以上渎天听。”朱元璋因感叹道：“这孩子真有人君的度量啊！”便问他：“我听说，尧时有九年的大水，汤时有七年的大旱，当时百姓凭什么活下来？”这正好问到朱高炽的书袋里去了，他马上答道：“唯有仰仗圣人的恤民之政。”朱元璋听了哈哈大笑，连夸他答得妙。

　　从朱高炽在祖父身边试政的经历来看，这位好读书的世子，的确收到了读书之效。因为朱高炽是个儒雅向学的人，所以与同样尚文的皇太孙朱允炆很谈得来。这本是一件美事佳话，没想到后来两家决裂，打起来了，高炽与皇太孙“相善”，竟然差一点害了他。

　　《仁宗实录》说，朱元璋很欣赏高炽，“自是益见重”。然而朱高炽已经是燕世子，再加看重，又能如何？还不是回到北平，安心做他的世子，等待将来接位做燕王。若不是“靖难之役”的发生，这将是包括朱高炽在内的许多人的宿命。

宝宝寒

　　在3年多的靖难之役中，作为世子的朱高炽，一直奉命在北平“居守”，是有很大功劳的。

　　当时精锐都随朱棣出征，留在城内的多是老弱，城守较为空虚。在战争初年，朝廷数十万大军几度围城，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之下，一度非常危急，据说燕王妃徐氏还亲自率领妇女上城助守过。朱高炽对于自己的职责非常用心，凡事向熟悉军旅的老将请教，或咨访有才识的文吏，推诚相待，很得将吏与士民的心。

　　一些重要的举措，他不自专，先亲自禀报母亲，然后再施行。每天四鼓就起床理事，一直到次日二鼓才歇息。左右劝他多休息，不要用勤太过，他说：“君父在外，身冒艰险，做儿子的岂可优逸？且北平是根本之地，敌人所必得者，岂可不用心备御！”
　　虽然朱高炽没有随军辗转作战，立下斩馘之功，但若不是他在后方督治守备、整治守御之器，鼓舞士气，抚绥兵民，北平一旦失守，燕军失巢，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然而，守御、调度之功毕竟不像临阵作战那么一目了然，汉代的萧何、明初的李善长，效的都是这等不显山不露水的力，待大事已定，皆被推为功臣之首，仍不免非议。当靖难之役胜利以后，燕王朱棣换上龙袍，做了天子，对世子朱高炽是否功高，未有定见，这表现在他迟迟不肯册封高炽为皇太子。

　　本来，燕王既然做了皇帝，世子随升一阶，加封为皇太子，是顺理成章之事。且不论世子有功无功，他起码没有失德和过失，就应该立即册封他为新皇朝的继承人。太子是国家之本，朱棣久不立储君，令人开始担心，皇上是否有易储之心？

　　朱棣在“正大位”之后，不召世子来京，却以北平地大民多，又是藩邸之旧为借口，仍命世子在北平居守；而那位野心勃勃，企图谋夺储位的次子朱高煦，却随皇上在京，日日在驾前盘旋。这一亲一疏的表示，加剧了人们的疑虑。而朱高煦得近水楼台之便，争嗣的动作更加活跃起来。

　　燕府的旧人都知道，朱棣对长子素不喜欢，甚至不信任，否则太监黄俨等人何敢轻易向燕王进谮，诬告世子密通朝廷，意图谋反？试想：讦人子叛其父，可不是轻易可以入告的；苍蝇必看到缝隙，才会把口器插进去。

　　我也不相信，仅仅因为朱高炽“体肥”、“不类己”，朱棣就那样讨厌他。我怀疑，当建文帝即位之初，朝廷步步紧逼，燕王府阖宫惊惧，不知所出时，高炽曾向他父亲进言，建议不作武力反抗，听从天子“公正”的处分，相信朝廷总会还我公道，若我起兵，奸人的诬告、朝廷的指责反而坐实了。这样的迂见，当然不得朱棣欣赏，视其为软弱，并进而怀疑世子与建文帝有旧谊，他怂恿自己束手待擒，是企图提前登上王位。此念一起，骨肉之间，就生出大大的裂痕来了。

　　朱高炽的失误在于，他忘记了政治的要义在于态度，尤当危机之前，鲜明的态度、坚定的拥护和誓死的捍卫，才是获得并强化信任的根本；这个时刻，不是发表一己之见的合适时机。遗憾的是，那时朱高炽手下还没有一群得力的谋士替他出谋划策，他凭心而动，对父亲说了不该说的错话，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后长期遭受皇父的猜忌和打压，地位屡屡发生动摇。所幸的是，朱高炽在被册立为太子后，东宫里有了一批忠心、智慧的臣僚，在他们的扶持下，朱高炽历尽磨难，屡危而安，终于用他的柔顺和克制，击败了竞争对手，顺利地接过了皇位。

　　然而，当父亲将胜利的旗帜插到都城南京的城头，却将他留在北平，并且拒绝给他应有的名分；父亲已经登极做了皇帝，可他还是一个世子，这简直是公开的羞辱。在近2年的时间里，朱高炽计无所出，只有惶恐地等待叵测的命运。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61

　　封朱高炽为世子，完全是朝廷按照太祖嫡长子继承的定制强行安排的，燕王本意如何，在此不起任何作用。朱元璋认为，继承制度关乎皇朝万世的稳定，是不容有商量的余地的。如果没有靖难之变，朱棣对此也不必费神。而如今形势大变，他已经做了皇帝，封谁为储君，由他说了算，他就开始犹豫不决了。

　　一边，是他极为不满的世子高炽，一边，是在送他登天的胜利中立下战功的二儿子高煦，他心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作战卖力，得到许多靖难功臣，也是新朝实力派的拥护，夺嗣之心益加勃勃。

　　高煦常拿一位古人自况，觉得自己就是当世的唐太宗李世民。想当年唐高祖李渊起兵，老大皇太子李建成则似今日的长兄朱高炽，只做了一个没用的“守成”；东征西讨，立下汗马血战之功的，是二儿子秦王李世民。他替李世民抱屈，天下之功本出秦王，天下就该秦王来坐！李建成不过仗着年长几岁，侥幸占了个嫡长之位，就以正统自居，尽天下人也以他为正统，太不公平了！天下公器，当有能者居之。玄武门之变，并非秦王弑兄杀弟，而是不识相的建成等人自找的晦气。

　　朱高煦认为自己英武，最像秦王李世民：天下，李世民坐得，我如何坐不得！

　　在永乐初年，高煦的实力和在朝的影响力，似乎也远出高炽之上。

　　在高煦的“天策府”里，汇聚了众多“好汉”，如位居靖难武臣第一位的淇国公丘福，以及驸马永春侯王宁（朱棣妹夫）、富阳侯李让（朱棣女婿），都是他的座上宾。他姐姐永平公主，也毫不隐晦地站在他一边，共同反对长兄高炽（永平公主是李让的老婆，他一家人都是高炽政治上的反对者。高炽即位后，以“在先帝时有逆谋”的罪名，将其子李茂芳废为庶人，并秘密处死，已经去世的李让，其爵位及三代诰券也遭追夺）。

　　关门议事时，高煦常愤愤然撩起衣襟，指画旧伤，与一干靖难同袍共同缅怀浴血奋战的“战斗情谊”，而抱怨父皇不早立他为嗣；他总是奋臂高举，借机露出两腋请大家看，只见那里若隐若现长着几片龙鳞一样的东西，听众人咄咄称奇，高煦的心便如一条飞龙，腾云驾雾而去。

　　丘福在永乐初年，是权柄煊赫的人物，在靖难武臣中，他功列第一。建文四年九月，朱棣入京不久，即论功行赏，大封功臣。新朝的勋贵大人，统被称为“靖难功臣”。说起明代的功臣世家，主要就是这些人；而开国的功臣，传世的仅仅3家（魏国公徐家、黔国公沐家、武定侯郭家），其他的不是被族诛，就是削爵绝封。靖难功臣封公者2人，一个是丘福，封淇国公，另一个是朱能，封成国公。这两人都出身燕山护卫（即直接受燕王统辖的护卫，驻地在北平）。还有一家定国公，原本是都督徐增寿的追封之爵，因为徐增寿“死的伟大”，朱棣特赐为他家世爵 。其他靖难武臣，封侯者13人，封伯者11人。

　　以上是参加靖难的将领，另外还以“款附”（说白了就是投降）功，封驸马王宁为侯，兵部尚书茹瑺和都督陈瑄、王佐3人为伯。三位新“伯”中，平江伯陈瑄是个彻头彻尾的可耻叛徒，当燕兵逼近江北时，他任都督佥事，受命统帅舟师，负责江防。结果他临难变节，率水师反水，反为燕军渡江之助。仗着铁骑横扫江北的燕军，正愁没有水师，天堑无法飞渡，突然陈瑄来降，宛如天助，朱棣大为感激，回赠以“平江”之伯。在以款附、推戴之功受封的4人中，唯有陈瑄的平江伯得以传袭，茹瑺和王佐，作为建文朝的文武重臣，曾以使者的身份随李景隆赴燕军大营议和，他们的“辛苦”，至此得到回报。但好景不长，分别于永乐七年和三年“有罪下狱死”，皆不得善终——阎（燕）王爷的便宜，不是好赚的！

　　且说驸马爷王宁以“款附”得封侯之赏。王宁是朱元璋第六女怀庆公主的丈夫，既是建文帝的姑父，也是燕王的妹夫，两家亲戚打起架来，他选择倒向燕王这一方。
　　前文说到，怀庆公主是孙贵妃之女，孙贵妃作为周王的养母，公主自然与他亲近，当建文帝大力削藩，首先拿周王开刀时，公主一家肯定同情周王的遭遇，而对朝廷不满。王宁便做起情报工作，“泄中朝事于燕”，结果情报站遭到破获，他因此下狱，家产也被籍没。

　　受到建文帝“迫害”的王宁，与“死难”的徐增寿，对于因叛逆而兴的新朝，都具有宝贵的“忠义”价值。朱棣所重者，正在此点，遂不惜以封侯作表彰。王宁在永乐初期，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对皇帝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永乐朝的新贵中，丘福、王宁、李让等一批勋戚都公开支持二王子高煦。他们见朱棣登基后，没有进封世子高炽为太子，而是将此事长期搁置，无论群臣如何以“国本”为重，多次上表，请立高炽为皇太子，都被他搪塞过去；与此同时，朱棣却装出一个愿意倾听下情的姿态，向百官征求册立太子的意见。太子是现成的，还用议吗？他分明是在试探更择他人为太子的可能性。

　　投机家们探知高炽不为皇上所喜，以为他定然与太子之位无缘，于是决定力推高煦。他们除了私底下向高煦表示效忠，更经常地在朱棣驾前夸二王子功高，希望推动朱棣做出决策。

　　一时间，京城里议论纷纷，都说虚悬的储位，早晚要落到二王子朱高煦身上。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62

　　但是，朱棣突然做出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他忽然下令，命高煦离开南京，去开平、宣府等地操备屯田。永乐元年六月，因为高煦的随从遭雷击身亡，朱棣认为是不详之兆，一度将他召回，但不久仍命他回到开平备边。皇上是何用意，难以猜测，然而此举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高煦不能再留在京城，呼风唤雨了；而他一离开，以他为中心的“天策府”立刻瘫痪，无法运作了。这是对高煦的重用，还是疏远？谁也不敢轻易下论断。

　　京师浮华之地，素来是投机政客的集聚地，但将要登临储君之位的，是高炽，还是高煦？这两位王子，到底谁的胜算更大一些？现在来看，形势并不明朗。在京师的茶馆酒肆里，在投机客的密室里，未来储君是谁，成为人们纷纷议论的热门话题。

　　朝臣之中，像丘福、王宁、李让这样公开支持高煦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因为他们特殊的地位，其态度无疑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也容易让人猜测，他们代表了“圣意”），多数投机客们深知，在选择拥护对象这件事上，一旦押错了宝，把筹码放错了地方，对其仕途造成的威胁，将可能是致命的，必须慎之又慎。

　　就在朱高煦被打发到开平不久，驸马爷王宁忽然失宠了，这令人产生了联想。

　　事情的起因，据传是因为王宁好佛，屡次劝皇上诵经饭僧，为太祖资福。而皇上本是玄武上帝的崇拜者，在信仰上，两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王宁动不动念经，令皇上大为不快，久之恩礼渐衰，开始疏远他了。

　　这是外传的信息，再具体的情形就无从知晓了。而皇上的不快似乎也不是一时之忿，转脸儿就忘，就在王宁恩衰，被禁止入宫后不久，他突然被抓了起来。
　　许多人都瞪起眼睛来看，猜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脑筋转得快的，已在猜想，这是否是二王子失宠的先兆？王子才离开没几天，他最为忠实的信徒即落了大狱，其中必有隐情！

　　再看王宁，吃了几天牢饭，就被放了出来，有惊无险，并无大碍。人们又怀疑先前的判断，认为皇上对王宁还是始终保全的，此番下狱或许并无深意，不必过度解读。
　　王宁不久就死了，他的爵位虽然来的便宜，毕竟也是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世券上明明白白写着：此爵世袭罔替，传之无穷。可王宁一死，朱棣却不再提他家袭爵的事，礼部也不执奏，于是王家的永春侯，才一世就断了。然后是仁宗即位，与王家是对头，王宁和公主的后人只好干瞪眼，哪敢申诉？从此只能在羽林卫挂个佥事的衔吃干俸。

宝宝寒

　　比起京城那些观时事、察风向的投机客们，朱高煦孤零零地坐在开平城内，心中那份悲凉和苦楚，更是难以言表。开平还在北京以北数百里的塞上，再往北就是茫茫大漠了。曾几何时，这位炙手可热的储位竞争者，竟沦落到比他不得志的长兄更为“苦寒”的地步！高煦也搞不太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失意之余，他心火如焚，却又百无聊赖，无措乎手足。

　　高炽和高煦两兄弟都在北方翘首以待，焦急地等待父皇遣使来召，并带来他们期盼已久的好消息。然而储位的疑云，笼盖在南、北两京之上，只见雾气蒸腾，层峦叠嶂，谁也摸不准朱棣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其实，朱棣也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择嗣之事，太重大了，他必须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朱棣是一个迷信天命的人，碰到疑难，他首先要向老天爷请教。然而，天子虽号称天之骄子，可儿子欲与老爷子对话，仍得通过“中介”——这些人在上古，是巫觋，而在中古的晚期，则主要是一些方士。明朝的皇帝，最信的是羽流和方生术士，如扶箕的、捉鬼的、炼丹的、修仙的，等等，且放后文再讲。此处单说朱棣在诸般术士中，最信相士。

　　相术是相人术的简称，包括相面、相声、相形态、相手足4类，其中最主要的是相面。相术是中国传统占卜术的一种，它的理论基础是：人们的性格以及祸福寿夭，都体现在他的面容和形体之中，如云“蜂目而豺声，忍人也”，就是说这个人长着一双蜂眼，声音如豺狼一般，那他一定是个残忍的人。相术以“相”鉴人，故而又称风鉴术。

　　中国的相术与西方的颅相学颇有相通之处，它实际上是古代神秘世界观的表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非常普遍，在《左传》《国语》等书中都载有相面的例子。相术在传统文化中，在社会各阶层的观念中，其影响之巨大，比更多的时候只是挂在嘴头的孔孟之道要厉害得多。

　　朱棣就是一个相术的爱好者，他经常利用相术的判语来做决策的参考，而他最为深信的相士，是袁珙、袁忠彻父子。

　　袁珙，字廷玉，号柳庄，人称柳庄先生，或袁柳庄、柳庄神相。袁珙是浙江鄞县人，是元末明初的著名相士。传说他“生有异禀，好学能诗”，年轻时游历湖海，在海外普陀洛伽山遇一异僧，授之以“相人诀”，乃成为他发迹的起点。

　　袁珙就是比一般人幸运，那所谓的海外洛伽山，并非瀛洲、蓬莱一类飘渺不定的仙山，它就在今天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东南约10里的一个小岛上，当时香火已盛，与普陀山齐名，每天香客、游人如织。

　　可是啊，那么多人来烧香礼拜，求神问佛，都只遇到卖香的、算卦的和收门票的俗僧，偏只袁先生遇到一位异僧！令许多豪客大为不平：“某不才，亦曾壮游无数名山大川，何以竟一个异人都遇不到？”

　　如果看官中有这样的“（牢）骚客”，我就要一怪你没有“异禀”，二要怪你太冬烘，书读得太实在。各位，难道你相信张良顺便过个桥，就有一位奇人等着他，好授他兵法，成就他一生事业？张良替老翁提鞋的故事，多半是后世推拿师傅“捏”出来的。这类事情的逻辑，其实应该倒过来看：先有了张良的事业，才有黄石公授他兵书的事。袁珙也为同例：先有了袁先生的名满天下，才有人费心，替他编出一个遇异僧授法的故事；或者干脆就是袁先生自己编造的，以增加他那一套把戏的神秘感。当代不是还有“大师”么？各位可以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编造自己强大功力的出处的？总归脱不了一个“异”字，不是碰到异人，就是曾有异遇。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63

　　上文写到，凡成为“大师”，必须碰到异人，要有异遇，而我等凡人，多只有艳遇，却无异遇。

　　且看那位“异僧”传授的相人诀，袁珙袁大师是怎么练的：

　　“先仰视皎日，目尽眩”，此为第一步，就是午间日盛时盯着太阳看，看到“目尽眩”为止，网上有人将这种与酷暑骄阳的抗争称之为“抗日战争”。

　　然后是第二步：在暗室中分辨红、黑二色豆子。

　　第三步：把无色丝线挂在窗外，凭着月光辨其颜色。

　　三步走完，等到眼神好到不会犯错，才可以相人了。

　　袁先生就是这么说的。然则，我要揭发：此计何其毒也！若有好学之士照他这法儿练去，才到“目尽眩”这一关，差不多就成瞎子了，哪里还能辨甚丝、豆？不过你瞎了，他自有话讲：谁让你没有“异禀”，自不量力的？

　　记得小时候在《故事会》上读过一个故事，写后羿如何苦练箭术，成为一代神箭手，也是让人死盯着一样东西看，等到瞅苍蝇如车轮、蚂蚁如磨盘时，就无射而不中了。少年的我，当时真竟信了，每日练眼力，最后练成一对近视眼才罢休，至今还懊悔没异禀哩！

　　其实都是胡闹。不过我总算明白了，为何袁大师只有一个成名的弟子，那就是他亲生儿子袁忠彻，肯定别有秘籍传授，他爱子才不学那一套呢；而其他弟子，束脩交了，当也上了，大概都被害瞎了眼，改行做推拿、算命去了。

　　总之，古代骗人的法门，套子就那几种——好比仁宗皇帝不练而成，后羿瞎了眼乱练，最后都成为神箭手——就看你信不信，往不往套儿里钻。

　　袁珙说，只有基本功练成了，才可相人。他的相法是：“其法以夜中燃两炬，视人形状气色，而参以所生年月，百无一谬。”即在夜里点两支火炬，借火光察人形体气色，同时参以他的生辰八字，如此这般，袁老师一出手，就不会错了。

　　袁珙这套独门绝技，在元朝时即已相当知名，判人死生祸福，无不奇中；他预测人的祸福，其迟与速、大与小，甚至可以精确到某时某日。只举一例：洪武中，他在嵩山寺遇到一个和尚，开口就道：“您可是刘秉忠一类的人物，好自保重啊！”刘秉忠是辅佐元世祖定天下的功臣，然而当时天下已定，这位和尚去辅佐谁定天下呢？若往深里究，岂不是说大明将要大乱，只待这厮秃来重定之？然则命世之主又将为何人？简直是狗胆包天的妖言大话嘛！

　　想必聪明的看官已猜出来了，那和尚不是别人，正是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法名道衍的便是。他预测姚广孝将辅佐朱棣，重开天地，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他哪里是神相，简直是神仙！袁珙神秘的相人术，至今无传，只留下许多神奇故事，其中最重要的，都与明成祖朱棣有关。

　　袁珙与朱棣的中间人，正是姚广孝。

　　洪武十五年，姚广孝作为钦选的高僧，随侍燕王北行，来到北平。他随后将袁珙推荐给燕王。朱棣初不太信有此能人，想考验考验他，遂找来9个长相与他相似的卫士，一起操弓挂箭，突然出现在袁大师面前。袁珙并不知燕王在内，但一见之下，即向前倒拜道：“殿下何轻身至此！”卫士们假意笑他，说他认错了人，袁珙越发谏得认真。燕王这才相信，袁珙这对招子，果然是火眼金睛。马上在宫中接见他，请他好好给自己相相。

　　袁珙谛视一番后，稽首再拜，说出下面一段话：

　　“殿下太平天子也。龙形凤姿，天广地阔，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洪钟，实乃苍生真主也。但年交四十，须长过脐，即登宝位。”

　　什么龙呀凤呀，漫天乱飞，最后竟许了燕王一个“苍生真主”的命（伪主自然是未来的建文帝了）！他还说，燕王在40岁上下，胡须长到肚脐那里，就可以登基坐殿了。

　　袁珙此番北平之行，还带来了他的儿子袁忠彻，不知是否因为“看日、辨豆”的基本功扎实，也成了相术高手。一次燕王宴请北平文武官员，暗令袁忠彻相之。如果说袁珙是喜鹊，他这位公子就是乌鸦了，张口即无好话，他说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气浮；布政使张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挥谢贵拥肿蚤肥而气短，都督耿瓛颧骨插鬓，色如飞火；佥都御史景清身短声雄——“于法皆当刑死”。朱棣听之大喜，起兵之意益决。而事实是，数年之后，当燕王起兵之时，这些在席上被袁忠彻相过的官员，统统被他杀死。

　　燕王的部下听说来了一位半仙，纷纷来请袁珙相面，袁神仙大大方方，“皆许以公侯将帅”。燕王将来当了天子，这些部下的宿命，自然出将入相——他分明是在为燕王起义拉队伍嘛！不过，袁先生这一封拜，把燕王吓着了，赶紧将他礼送出境。

　　此时尚还在洪武时期，功令甚严，袁珙竟敢如此放诞无忌，肆口雌黄。按说袁先生是元顺帝至元元年，即1335年生人，到大明建国时，已经34岁了，他惯常周旋于官宦士夫之间，在新朝严酷政治环境下，又经过一、二十年的历练，不应轻薄如此。

　　《明史》说他“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袁珙相人，先知其人之善恶，他深知人不畏义，而畏祸，所以借相面的祸福之说以导恶从善。如此，袁珙还是个进退有理的人。然而那个时代，最大的恶、十恶不赦的恶，不正是谋反吗？袁珙何以不拿赤族之祸引导燕王及其爪牙走上善道，竟以天子、公侯的好处为诱饵，煽动恶人造反呢？其实朱棣在那时必无反心，袁珙也绝不敢胡言乱语，只是后人为了夸耀他本事大，吹嘘过了头，反把朱棣说成天生反骨，把袁先生塑成一个前颠后倒的大妄人。

　　朱棣信服相术，姚广孝介绍袁珙来为燕王相一面，应是有的，至于以上神奇种种，应该皆出伪纂。试想，即便朱棣在懿文太子死后，生出非分之念，请袁珙来相面，好壮壮胆气，也只能是秘密从事，岂会弄得满城风雨？须知，朱元璋的密探到处都是，诸王的行止，他随时都能掌握；况且，朱棣不还说过，与他不合的晋王，经常派探子到他国中，察其过失吗？朱棣亦必不如是虚诞浅躁也！

　　而现代人写历史，却轻信之，乐言之，不加批评地使用之，则所写哪里是史，简直是相书了。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64

　　朱棣通过与袁珙的交往，了解到他手段了得，登基后即将他父子一并召来，老的封太常寺丞，少的拜鸿胪寺序班，赐之冠服、鞍马、文绮、宝钞及居第，经常以疑难之事向其求签问卦。而目下最难决断的，便是储位之归属，正好请袁大师来相相，到底世子朱高炽有无天子的福分？

　　《明史?袁珙传》记此事说：

　　“帝将建东宫，而意有所属，故久不决。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袁珙先端端正正给皇长子朱高炽（仁宗）相了一面，赞道：“好一位天子！”又相其子朱瞻基（即未来的宣宗），道：“真是一位万年天子！”占语更美，与当年相燕王于潜邸时如出一辙，不由朱棣不信。既然长子高炽，连同他的令郎，命里都是天子的贵格，还有什么好说！于是，“储位乃定”——就让老大来坐吧！

　　《袁珙传》的记载，主要依据姚广孝奉朱棣之命，亲笔为袁珙所作的墓志铭，此事应属可信。我怀疑袁珙应该同时为二王子高煦、三王子高燧也相过面，至于他怎么说的，就不知道了，总不会一概惊呼为“天子”吧！

　　朱棣对袁珙其人及其术，极为宠信。此处不妨另开一枝，表两件较少为人注意的史事，以证明朱棣在用兵等大事上，是经常向“神”请教的。仍与袁珙父子有关。

　　朱棣攻取南京后，在此一呆8年，时间之久，仅次于他的少年时代。此后他再没有在南京停留过这么长时间。与温暖的南京比起来，朱棣似乎更喜欢较为严寒的北方。永乐七年（1409）初，朱棣第一次北巡，回到了他的龙飞故地北平。这座元代的旧都已在他登基之年升为北京。

　　十月间，突然御前有使者来到南京，急召袁珙赶赴行在。袁老先生当时已经75岁高龄，获命后不敢耽搁，即日就道。此时朱高炽已被立为皇太子，在父皇北巡期间，奉命在京“监国”，主持朝政。老先生北行仓促，高炽“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特赐其貂裘。

　　皇太子此举，并非普通的优老，一个六品的太仆寺丞还够不上监国太子亲自关照。朱高炽其实是借此表达对袁珙的感激。几年前，当父皇在立嗣问题上举棋不定，“意有所属，迟回累年”时，多亏袁神相及时出场，帮了大忙。朱高炽为此深怀感激。

　　貂裘披在老先生身上，那份传自东宫的暖意，叠叠稠稠，意味无穷。过去是争太子之位，如今储位已定，但革命尚未成功，高炽仍需努力，争取在太子的宝座上坐定坐稳，不能不对父皇的近臣多方笼络。

　　袁珙此次蒙召急赴北京行在，他的墓志也有记载，但所为何事，却没有交代，只说袁珙“既入觐，奖论有加”，不久得请归乡，展拜祖茔，次年就病故了。

　　事情的缘由，其实我们可从当时的时局窥知之：此番朱棣北行，并不是简单的巡行，而是准备亲自坐镇北京，出兵回击屡屡来犯扰边的鞑靼人本雅失里。

　　这年七月，他任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以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副，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集齐大军北征。这是他即位后第一次重大的军事部署，结果师出不利，北征之师在胪朐河大败，一公四侯皆死。朱棣颜面扫地，遂决意亲征。就在这当口，他遣专使南下，召袁神相赶赴行在，肯定与北征军务有关。而神相将如何分君之忧？大概朱棣深深震撼于不久前的惨败，对于亲征并无胜算，希望借重神相的占卜，以决大计。

　　袁珙如何应对，属于军机，无从考知。但当时亲征之举已如箭在弦，想必圆通老道的袁珙不会犯傻，揪须批鳞，说出甚么不吉利的话，触犯“圣怒”的。

　　次年二月，朱棣亲提六师，出塞远征朔漠，七月间凯旋班师，十一月回到南京。不久，袁珙的死讯也到了。朱棣闻讣，立刻赐以极为优渥的哀礼，不仅给钞、赠官，命工部营葬事，遣内臣祭其家，还特命姚广孝亲自为这位老朋友撰写墓志铭。这便是皇上对袁大师“密赞”之功的回报吧。

　　姚广孝在墓志中，将袁珙之侍奉成祖朱棣，与唐代著名术士袁天罡受知于唐太宗相提并论。事实亦如此，在相学史上，袁珙与汉代许负、唐代袁天罡、李淳风等人并驾齐驱，皆称相学大师。

　　袁珙因为年老，仅在北京“参赞”了一下，并未扈从，而由他的儿子袁忠彻在军随侍。王鏊《王文恪公笔记》“皇甫仲和”条记：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学。文皇北征，袁忠彻以相从，仲和以占从。”

　　可见北征大军中，不仅有精于相术的袁忠彻，还有精于天文推步的皇甫仲和，或许还有其他术学高手。过去的方生、术士，虽然多擅一能（如袁氏以“相人”为长技），亦常兼习他学，好比这位皇甫仲和，精于天文推步，即占星之术，在相学上也有较深的造诣。据说一日皇甫氏出朝，有个卫士一定要请他相一相，他偏头瞧见屋上有两鹊在斗，立刻说出此人的妻妾正在家相斗不解，让他赶紧回去解劝。那卫士急忙奔回家，果不其然，俩娘们正缠斗不休呢。

　　明成祖的首次北征，并不像官书吹嘘得那样“完胜”，大军在广漠中搜索久之，总不见虏骑，兵马疲惫不堪，粮草也渐渐供应不上了，真如王昌龄诗里写的：“怏怏步长道，客行渺无端”。朱棣打算回师，却觉没有斩获，回去之后面上不好看，就召仲和来占，让他们“猜”敌人在哪里。

　　仲和捻着指头叽咕了几声，说道：“今日未、申间（约下午3、4点钟），虏兵必至。”

　　朱棣心喜，忙问：“从哪一方来？”

　　“从东南方来。”

　　“胜负如何？”

　　“王师先有小退，然终必取胜。”

　　朱棣疑信参半，便又召袁忠彻来问，忠彻所答，与仲和所对如出一辙。

　　正所谓君威难测，朱棣在听到皇、袁二人对敌情做出相同的卜测后，竟发怒了：“你们两个串通起来欺骗我吗？”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威胁说：“今日虏不至，二人皆死。”所幸午后不久，鞑靼兵马果然大至，一如所占（我意用“猜”字更妥帖，因为我是不信大师的，并建议大家都不要信）。朱棣这才把怒气平息下来，出兵迎战，在战胜之后，赐给二人以币帛等赏物。

　　袁忠彻服侍喜怒无常的君主，虽不时险象环生，但凶光去后，益显其手段高明。在专制主义日益强化的时代，如袁氏父子这样官不高，而以其术得近“天光”和荣宠的人，被称为佞幸，他们对皇帝的影响力，比外朝的高官更要微妙和持久。

宝宝寒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64

　　在永乐初年储位的归属问题上，袁珙的相术发挥了重要影响，固是无误；但要说这件一件大事，尘埃落定，纯由袁珙一锤定音，片语而决，则言之过当了。

　　在立嗣问题上，朱棣征求过不少重臣和近臣的意见，其中就包括内阁学士解缙。《明史?解缙传》载：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高煦）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解缙先说高炽“仁孝，天下归心”，差不多是一句空言套语，朱棣不应；又谓“好圣孙”，就打动朱棣了。《明史》记袁珙密相仁宗父子之事，称由此“储位乃定”；又记朱棣听解缙之言，“太子遂定”。那么立仁宗为嗣，到底是袁氏之功，还是解氏之功？正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读史岂可泥于只言片语！朱棣当然不会只听一人之词，就“遂定”太子所属，他需要全面权衡，充分听取意见，并借此了解朝议及人心的取向。

　　以上两个故事，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在讨论朱高炽的地位时，总是牵扯到其子朱瞻基；尤其是解缙，更是拿“好圣孙”来打动朱棣。

　　朱瞻基，是朱高炽的嫡长子，也就是后来的宣宗皇帝。生于建文元年，这一年朱棣起兵反抗朝廷，所以这孩子的“睿名”，应该不是循例奏请朝廷，由礼部所拟，或许便是朱棣亲自拟定。瞧，“瞻基”，换成大白话，不就是“观瞧宝座”，大有“问鼎”之意吗？不管怎样，这个名字是极富预言性的。

　　当靖难之师入京时，朱瞻基年方4龄。传说朱棣不喜欢长子，却异常喜爱这个长孙，最后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并最终将皇位传给他，其实一种迂回策略，本意是为了让朱瞻基继承皇位。此说可信不可信且勿论，看官有没有觉得耳熟？然也！在清代康、雍、乾三代的承嗣问题上，也有这样一种说辞，道是康熙并不怎么看好老四儿子雍王胤禛，却特别喜爱胤禛的第四子弘历，希望将来由小弘历继位，奈何中间隔着一位尚在中年的雍亲王，只好将皇位先传给胤禛，待胤禛万岁后，由弘历接位。有没有这回事？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不过是弘历的一面之词，而在原始档案中，并没有晚年的康熙格外属意于他的相关证据，反倒是康熙特别关照其他皇孙（包括废太子之子）的材料多得很；“圣祖尤爱弘历”，是构成雍正即位合法性的证据链中的关键一环，却不幸很值得怀疑。我们以此反观明代初年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祖孙三代之间的关系，恐怕也要道一声“未可尽信”吧。

　　当然，朱棣爱不爱这个孙子，爱到什么程度，这是他内心的心理活动，我们无法考求。但历史是可以依靠一些类似的事件做参照性鉴别的。

　　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朱棣不知，各位看官不可不知，好教大家晓得了，一齐来笑我们“圣神”的成祖大老爷。正德年间有一种野史，名叫《传信录》，书中爆出惊人“内幕”，称“我朝宣宗章皇帝，乃建文君子也”，还说，成祖朱棣既以宣宗为太孙，未尝明言他是建文之子，而宣宗年幼失所恃，亦不自知他身之所自出，皇位就这么糊里糊涂传下来，所以，从宣宗到英宗、宪宗、孝宗，直到当时的武宗，都是建文帝的子孙，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咧！

　　明朝人真能给他们的皇帝泼污水。前文已经介绍了，宣宗生于建文元年，他绝不可能是建文帝之子，除非他爸爸在与皇太孙做好朋友时，学现代人的样儿，来了个“换伴”游戏，可那时还没那风气呢！明代著名史家王世贞已斥此说为“殊诞妄可恶”。然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宣宗被送给建文帝当儿子，与他爷爷被归入元顺帝旗下做遗腹子一样，都是后人戏耍暴君的游戏，如此，便有几分可喜可爱了。那些窃国之贼，整日胡编乱造，妄许天命，自称神圣，民间艺术家拿他们做傀儡，编一点新鲜玩意儿，解解“正史”的闷，也是蛮好玩的。

宝宝寒

　　上接64

　　话归正题，且说朱棣不仅对长子高炽是否是储君的合适人选大加挑剔，他还要考虑狠傲不羁的次子高煦的种种败德不法行为。

　　史书中的朱高煦，获得的全然为恶评，他的传记里充斥了“性凶悍”、“无赖”、“言动轻佻”、“多过失”等一连串糟糕的评语；在至亲眼里，他也不招人待见，不仅祖父朱元璋“恶”之，舅舅徐辉祖也讨厌他，认为3个外甥中，就属他勇悍无赖，这小子非但不忠，还不孝（谓其将“叛父”），他日必为大患。

　　在随后的靖难之役中，朱高煦凶悍嗜杀的秉性，转为他胜人的优势，在战场上，他是领了杀人执照的，可以放开手脚，合法地杀人，杀人愈多，功劳愈大，英雄气愈足。他帮父亲把燕王的王冠用血洗，洗啊洗，洗出一顶“白帽子”，从此变得更为“自负”，益加“恃功骄恣，多不法”。

　　总之，史书为朱高煦勾画的完全是一张天生魔头的漫画肖像。这或许有成王败寇的因素，因为一个见多不怪的事实是，人在做贼时就是一副短命的、死不得超生的恶鬼像，一旦称王临位，马上洗脸更衣，换作一副龙姿凤质、冠冕垂旒的圣君之像。朱棣就是一个典型。高煦是失败了，留下的影像如此不堪，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图个侥幸，居然登临帝位，那么他一定门庭重光，作为一位圣明之君在国史中耀耀发光。

　　正因为中国的古书里面，夹杂了太多的故意抬高和刻意抹黑，信用失效，所以今人虽然不能将它们丢在一边，但也增长了读史的智慧。最近见到有高煦故封之地滨州（明为乐安州，高煦失败后改为武定州）的人士，撰文讨论高煦是反贼，还是英雄。我愚以为，对“反贼”高煦重新认识，分析他是如何被“抹黑”的，的确有价值。但若对史料一概否定，必欲平反而后已；摘掉旧冠犹觉不足，还要重制一顶“英雄”的高帽儿奉上，恐怕有矫枉过当之嫌。

　　拨开历史的迷雾，至少有一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不是诬词：朱元璋死后，朱棣本人奉旨不能到京哭临，就命高炽、高煦代为入京告祭。舅舅徐辉祖对高煦颇多训诫，高煦不耐烦，就偷了徐辉祖一匹良马，径直渡江逃回北平去了。他在途中凶暴异常，动辄杀人，在涿州，只因小故，就击杀了一名驿丞。驿丞虽小，也是朝廷命官！高煦的暴行引发朝廷的强烈反感，于是“朝臣举以责燕（王）”；纵子行凶，乃成为朱棣的主要罪行之一，他可谓代子受过。

　　总的说来，朱高煦身长七尺，轻趫勇武，英武之气非凡；在一部分朝臣，尤其是参加过靖难之役的燕府旧将中，拥有不少的支持，他代表了通过夺位战争兴起的靖难新贵的利益。应该说，高煦的实力基础是很坚实的，朱棣对靖难功臣的意见，不能不表示一定的尊重。但高煦的毛病太明显了，此人性格浮露，又不爱亲近儒臣，在以文官为主体的广大朝臣中缺乏拥戴。在朝的绝大多数文官都是建文朝留下的，对彪悍善战的高煦毫无好感。

　　当然，朱高煦最大的劣势，在于他是次子，上头压着一位名分早定的大哥。这是最难逾越的一座大山，他固然是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好汉，但在尝试之后很快发现，这座山实难撼动——尽管看起来它总在烈烈强风中摇晃。

　　不管怎样，对于选拔谁来做继承人，朱棣一定是在经反复比较与权衡后，才做出最终的决定。我想，他考虑的重点，应是如何为万世立法，而不仅仅出于对某一个儿子的偏爱。朱棣是因篡得位的，他思考的关键，恰恰在于如何避免靖难之役的悲剧在他的子孙中重演。朱棣即位后，在事实上继承了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只是步骤更舒缓一些），对“塞王”的封国重新进行了调整，逐步剥夺王子们的武力和干预地方事务的权力。当来自家族的威胁消除之后，则要着重考虑家庭内部的稳定，他知道，朱元璋确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是杜绝非分之念，避免皇室内部相争的最好选择。此时若俯从群臣之请，提拔世子高炽做太子，既顺理成章，亦等于重新确立并坚持这一制度，此将有利于万世！如果改立高煦或高燧，则必将引发朝廷持续的纷争，甚至动摇朝廷统治的基石。这是朱棣极不愿意看到，并极力避免的，而这，才是朱棣做出最后决断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