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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宝宝寒

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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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5 09:57:1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文翰此前追问圣旨的口吻中,徐广缙已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方可能已探听到了什么,假如他再这样一味拖延,一旦文翰发现真相,必然会为其大举出兵留下口实。
  眼看时限已到,徐广缙决定咬牙作最后一搏。他给文翰的那份圣旨,才是真正的假圣旨,起草人即为徐广缙自己。
  这是徐广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大胆也最冒险的一个决定。惊险之处在于,如果英国人不理踩假圣旨而执意要攻打广州,最后不管广州会不会被攻破,只要消息散布出去,他都要落下一个伪造圣旨兼抗旨不遵的罪名。
  幸运的是,他冒险成功了。
  文翰信以为真,他可怜巴巴地向徐广缙发出质问:“你们这么巨大一个帝国,难道还怕区区一座城市的老百姓吗?难道这些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在履行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吗?”
  对文翰这些软弱无力的质问,徐广缙一律建议他再看一下假圣旨,以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末了,文翰眼珠一转,突然冒出一句:“大清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
  徐广缙何等精明,马上意识到对方想把话题绕到“南京条约”的履行上,那样的话,就可以师出有名了。
  你想得倒美。徐广缙哼哼啊啊,巧妙地避开了这道陷井。
  假圣旨成了压垮文翰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1849年4月6日,那个英国人本应高调入城的日子,他发表了一个被认为“温和得可笑”的抗议:“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对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我将向我的政府报告……”
  报告的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1849年4月6日,道光才收到徐广缙“进城一事万不可行”的奏折,并表示同意,但北京的回复需要半个月后才能到达广州。1849年4月29日,当徐广缙展阅新谕旨的时候,发生在广州的这场危机已经消弭于无形。
  这是十九世纪中国取得的首次外交成功,道光心情之愉快亦可想而知。
  屈指算来,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已有十年光景。这十年来,沿海被英国这个不速之客搅得不得安宁,他糜饷劳师,可是只落得一个战败的结局,把耆英换上去后,倒是消停了一段时间,老百姓却又不高兴了,道光甚至已经感受了内部不稳的迹象。
  他道光不想跟英国人好好干一仗吗,想啊,问题是打不过,最后免不了还是要重蹈鸦片战争的复辙,所以万般无奈,只能隐忍。
  忍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徐广缙无疑让道光眼前一亮。在英人入城这场危机中,徐广缙“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老百姓满意,让洋人无话可说,这样的能吏才是真正的能吏!
  在这一刻,道光或许还会想到十年前的林则徐,如果那时候坐镇广州的是徐广缙,结局会有不同吗?
  道光对徐广缙说,这么棘手的事,你办起来不动声色,不战而屈人之兵,较之战争中取得军功,更加值得赞赏。
  徐广缙被加封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广州人给予他极高评价,将其奉为民族英雄,认为正是在他的激励下,广州才得以“众志成城,固若金汤”。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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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5 09:57:58 | 显示全部楼层
  鸦片战争给予道光的打击太大了,即使是广州反入城的胜利,也不能扭转他精神和身体上的迅速衰弱。
  能骑能射的皇帝变得体弱多病,连上朝都不能坚持。以前对奉诏出任地方的官吏,他一般都要亲自召见,现在也不可能了,只能见几个军机大臣,即使如此,见面场所还得放在圆明园,以便到实在支撑不住时,可以随时躺下休息。
  眼见得半埋半截,时日无多,在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道光很早就想到必须为自己提早选定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而不能像父亲嘉庆那样,人都死了,那个传位密匣还不知道放在哪里。
  可是尽管有了堪称伟大发明的密匣制度,但挑选继承者仍是一个让人倍感头疼的难题,因为这东西就像在赌博。
  年轻的时候,道光曾经最喜欢大阿哥,一有空就亲自找儿子谈心,讲一些自己的人生感悟。也许是太爱了,他对大阿哥的期望也就非常之高,然而事与愿违,一场意外最终结束了所有期待。
  那还是大阿哥在上书房攻读的时候。师傅为了督促他背书,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通诸如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皇帝之类的话,大阿哥越听越心烦。
  这些屁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我偏不跟你掺和。
  一时兴起,大阿哥来了一句:“将来我要做皇帝,首先杀了你!”
  事情让道光知道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一天到晚给臣子们讲德德德,不料自己最忠爱的儿子却第一个不留口德,把他给气得七窍生烟。
  在召见大阿哥时,道光不由分说,上去便是一脚。道光那时才五十岁,身子骨还好得很,脚上劲够大,又在气头上,这一脚踢过去,伤及大阿哥的重要部位,不久便不治而亡。
  这是一个让道光无比懊悔也无比伤痛的经历。那个孩子只是年轻,说话一时不知轻重而已,召见时也认错了,而他这个父亲,竟然就此亲手断送了自己儿子花一样待放的生命。
  在此之前,二阿哥、三阿哥死得更早,一个只活了一百天,一个才五十多天。
  人到五十而知天命,三个儿子的先后夭亡,让道光苦涩难言,天命天命,何待我如此之薄?
  直到皇四子奕宁的降生,才使道光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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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5 09:58:59 | 显示全部楼层
  奕宁的出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吉兆。
  此后道光喜事连连,隔两年就添一个儿子,到他准备挑选皇储时,一下子有了六个后备人选。当然不是每个儿子都具备遴选资格,其中有三个是因年纪太小而被自动剔除,只有三个年纪大些的才得以进入道光的考察范围。
  在这三个阿哥里面,五阿哥奕誴首先被剔出局外。阅了一辈子的人,道光的眼睛是很毒的,他很早就看出奕誴是个不着调的货色,性格乖张,不学无术,就知道整天价胡言乱语,别说当皇帝了,做他儿子都觉得不太够格,于是后来索性把奕誴过继给了自己弟弟,身份也降袭为惇郡王。
  还剩两:四阿哥奕宁和六阿哥奕?。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奕宁明显不及弟弟。奕宁身体瘦弱,武艺方面只有骑术算不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在皇家猎场狩猎时,他不慎坠马,摔伤了大腿,后经医治,仍落下了终身行走不便的毛病。也就是说,奕宁其实是个跛子!
  反观奕?,真的就是道光年轻时的翻版,不仅人长得帅,还能文能武。早在上书房读书的时代,他就鼓捣出了两套自创武术,名之曰:枪法二十八势和刀法十八势。
  道光一度属意奕?,但是当他向奕?的生母静贵妃提起,想立奕?为皇储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婉拒。
  宫廷之中,皆以子为贵,谁不愿意自己儿子继承皇位呢,静贵妃的顾虑,恐怕还是她搞不清楚道光的真实态度——你要立奕?,那就直接立好了,为什么还要来问我,难道是在对我进行试探?
  问题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奕宁的生母在他九岁时就去世了,道光将其交由静贵妃抚养,也就是说,奕宁、奕?皆为静贵妃一手带大。
  道光一向很计较妃子们的“贤德”。五阿哥奕誴的生母就是因为过于张皇,把儿子当成未来皇帝的不二人选,才由祥妃降为贵人,从此不得宠幸。
  伴君如伴虎,静贵妃不能不时时揣摸道光的心思。
  皇帝会不会这么想呢,我把奕宁托付给你,就是要你把他当亲生骨肉一样对待,不能偏心。两个孩子,奕宁为长,奕?为幼,你要是一听到自己亲生的小儿子得了皇位,便欣喜若狂,那也太俗了吧。
  静贵妃正在得宠的时候,她可不想落到祥妃那样的命运。再说了,只要老皇帝活着一天,就可以随时改变决定,包括对皇储的选择,当年康熙的二儿子胤礽被立太子数十年,说废还不是就废了。
  静贵妃的谦让,是不想冒险。她要以退为进,尽量在道光面前表现得大度一些,让道光知道她识大体,顾大局:反正最终裁决权都掌握在丈夫一人手中,只要他对我们母子的印象好,儿子奕?的帝位还会没有着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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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2 10:55: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事实上,道光也的确正处在犹豫之中。在他看来,奕宁和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奕宁老成持重,然而不够机敏,奕?才气纵横,又显得不甚稳重,因此尽管奕?所得分数可能更高一些,但道光的心中总是觉得不踏实。
静贵的上佳表现,使道光心中的秤砣又向奕?那边移了一点点。据野史记载,道光甚至曾经拿起笔,在诏书上写下了奕?的名字。内侍在阶下侍候,偷眼看去,觉得笔迹很像奕?,这些内侍也挺八卦的,下来后你传我,你传我,就传成了奕?将是继位者。
  选谁不选谁,那是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掌握的秘密,道光听到外面风吹草动,一生气,又随手搁置起来。
  大家都认为,奕?继位不过是迟早的事,他那个一瘸一拐的哥哥奕宁注定没戏,这已成为一个难以打破的定局。
  看起来奕宁真是不幸,童年失去母爱,少年造成残疾,等到长大成人,还遭到各种嫌弃和不认同。也许他只有一个幸运,那就是拥有一个好的师傅。
  要做皇子们的师傅,那都得是读书种子才行。奕宁的师傅杜受田的成绩为殿试二甲第一,一甲就状元、榜眼、探花这些,能二甲第一,也就相当于全国第四了,杜师傅学问之深,可想而知。
  奕宁从六岁起受知于杜受田,杜受田也把他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这个学生身上,师徒二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中一起度过。杜受田书读得多,也会讲,他把孔孟哲理与几千年前的三代故事结合起来,深入浅出,既不让奕宁感到厌倦,又能使其得到启迪,乃至“受益良多”。
  对于丧母的奕宁来说,杜受田是博学多才的老师,也是贴心的亲人,对方不会用“你要怎样,才能怎样”的句式来逼他,但是一步步都在把他往那个方向上引,而十多年的相处,也使杜受田对学生身上的优缺点了解得十分透彻——
  有人说,你不聪明,讲起时政来,不如“六爷”(指奕?),这个我们不要跟人家比。你有你的优势,你谦逊沉稳,宽容平和,这同样是做一个未来君主所必备的素质。
  只要扬长避短,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就大器。
  在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下,奕宁越来越具有雍容大度的气质,也越来越引起道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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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2 10:56:38 | 显示全部楼层
  鸦片战争后,道光精力衰竭。当着皇子们的面,他叹息着说我老了,身体又经常生病,恐怕不久于位。几个皇子听了这话,都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奕宁流着眼泪跪在地上,父子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道光很高兴,他说皇四子“仁孝”,懂得孝顺,同时作为几个皇子的兄长,也知道怎样给弟弟们带好头。
  又有一次,道光下令诸皇子们到皇家苑场去打猎。在围猎过程中,奕宁只是坐看他人骑射,未发一枪一箭,同时他还约束随从,让这些随从也不要去捕捉鸟兽。
  最后检点猎物,奕?最多,其他皇子有的多,有的少,唯有奕宁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很奇怪,奕宁的骑射固然不如奕?,但也不是最烂的,起码要超过那几个年幼的小弟弟。于是,他把奕宁找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奕宁说,现在是春天,正值鸟兽生育的季节,这个时候不应该伤害生命,否则就不利于鸟兽生长,有违天道,而且我也真不想跟几个弟弟竞争。
  奕宁的回答让道光既吃惊又欣喜,因为奕宁所阐述的,正是孔孟之道的精髓之处,这说明奕宁已具备了一个君主应该具备的气量和远见。
  在道光的反复比较和考查中,奕宁逐渐占据上风。
  有人说,奕宁的这些言行,都是他的师傅杜受田所授,是钻了道光的空子,言下之意,道光颇有上当受骗之嫌,但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只有自己最了解,道光从小看到大,有没有表演,是不是真诚,他心里应该有数。更何况,随机应变本来也非奕宁所长,临时传授,往往还可能弄巧成拙。
  或许换个角度更好理解,杜受田的言传身教确实起到了作用,他成功地使自己的学生达到了中国传统帝王所应具备的理想标准。
  1846年8月,道光终于下定决心,写下了立储诏书。
  与众不同的是,这份诏书上面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奕宁,立为皇太子,一个是奕?,封为亲王。
  把非皇储的皇子写进立储诏书,以前从来未有过,道光这么做,是要提高奕?的地位:我不立你为皇子,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你的兄长也许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
  鸦片战争让道光感受到了时代的诡异。他很清楚,皇帝这个宝座意味着的将不再是享受和荣耀,而更可能是痛苦和忧虑,接班人需要足够宽广的胸襟才能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这一切。
  我相信奕宁可以胜任,但是奕?,你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你哥哥度过难关。
  这正是道光想在立储诏书中表达的全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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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2 10:57:54 | 显示全部楼层
  1850年1月,孝和皇太后去世,这使广州反入城胜利后心情稍感愉悦的道光再受打击。
  道光的孝顺是非常有名的。虽然孝和皇太后只是他的继母,但在母子相处的半个多世纪里,道光始终将她当自己的生母来侍奉,他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向孝和皇太后请安。
  道光由此病情加重,但他仍坚持着批阅公文。此后为了给孝和皇太后操办丧事,道光又亲力亲为,还在旁人的搀扶下逐一行礼,如此一折腾一吃力,病情开始恶化,他本人也终于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1850年2月24日,道光完全躺倒在床。登基近三十年来,他没有一天停止阅办奏章,但这一次他连看一眼奏章的力气都没有了。
  1850年2月25日,道光穿戴整齐,在寝室内紧急召见顾命大臣和奕宁。
  当着道光的面,大臣们打开了那个神秘的传位密匣,确认奕宁为皇太子。道光又颤抖着手另外写下一道朱谕,意思是要所有顾命大臣全力辅佐新的君主。
  做完这些,道光从御座旁拿出一件褂子,交给奕宁:“这是我的御衣,你穿上它,可以尽快进入角色,办理公务。”
  奕宁捧着褂子哭了起来。道光百感交加,仍宽慰儿子:“你不要哭,这是喜事啊。”
  忘不了的还有那些待阅奏章。道光对奕宁说,我病重的这两天,也看不了奏章,你去替我把它们给办掉。
  在交班的这一刻,道光仍以为自己能通过静养再撑两天,但当天中午就不行了。
  他给儿子留下的,除了皇位,还有一副无比沉重的担子。
  1850年3月9日,奕宁正式登基,第二号改年号为“咸丰”。
  师傅杜受田成为新皇帝除父亲之外最值得感谢的人:是他,让我鼓足了生活的勇气,是他,让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他,让我拥有了得以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咸丰亲政时,还未满十九岁,也特别需要杜受田这样的忠心老臣从旁辅弼,所以他坐上玉床后,即加杜受田为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以后又调任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
  从职务上看,杜受田并没有进入象征权力中枢的军机处,但是这没关系,军机处听谁的,还不是要听皇帝的。凡是国家大政方针及大臣的任免,咸丰一定要咨询师傅的意见才会施行,杜受田也实际成为了咸丰的首席顾问。
  有了这么好的师傅时常耳提面命,咸丰非常注意约束自己,在各方面都力求做到最好,以不辜负师长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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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2 10:5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道光节俭,他更节俭。
  上书房的门枢坏了,内务府提出要换一个,咸丰说你们净整面子活,完全不值当,换不如修。
  内务府交给工部修理,搞了个招投标,修完了,报帐:费银五千两。咸丰勃然大怒,你们忽悠得也太狠了,什么门要值五千两,马上查,查了有问题治罪。
  从内务府到工部,自然都是收了回扣,见皇帝认了真,慌忙说数字报错了,不是五千两,是五十两。
  咸丰觉得这还算靠谱,这才罢休。
  他有一条新的杭纱套裤,有一次不小心烧了个蚕豆瓣大小的窟窿,内侍们说丢了吧,没法穿了。咸丰再三惋惜:“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尽量给补补,要是可以穿,就不要扔掉。”过后,他也忘了这件事。
  第二年,有人把这件补好的裤子送上来。咸丰看了看,虽然已经完好如初,但补缀的痕迹还是找得出来。一问,就补这么一个洞,竟然足足耗去了数百两银子。
  真是不着一点铺垫,可你还怪不得下面的人。因为是高档衣裤,必须用专门的工艺和匠人才能修补,所以它是由内务府发给苏州织造府承办的,先不说工钱,光来回运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咸丰慨然长叹,说你看看,做皇帝就是节俭着过日子都这么费钱,何况骄奢淫逸呢。
  之后他再也不敢以此暗示内侍近臣,就惟恐这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平白增加许多费用。
  都是艰苦朴素,与父亲道光有所不同的是,道光抠,对身边人包括那些朝中大臣也很刻薄。相对而言,咸丰则较有人情味,不会拿自己的那一套去框范别人。
  清末时的南书房为那些饱读诗书、学问很高的翰林所入值,他们不参预政务,只是皇帝的学术顾问。陪皇上读书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伴读的时候你得垂手站立,时间一长会把十个指头都站到肿,这叫“立的手痛”。此外还要替皇上抄书,抄的时候两腿弯着,结束的时候都酸痛到站不起来,这叫“写得脚痛”。
  这么辛苦,收入却很少,所以咸丰很体恤这些人。据说他有一次经过南书房,看到一位入值翰林穿着很寒酸,第二天便送给他一件貂褂。
  后来此君奉旨外放云南做学政,也就是主持或参与云南的科举考试。能出京做主考或学政,对于苦哈哈的翰林们来说,不啻一项肥差,主要是能收到一笔可观的“贽敬银”——考生按贫富,多多少少凑份子送给考官的辛苦费,这不算灰色收入,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
  每个省的经济情况不同,“贽敬银”有时相差很悬殊。比如,在江南那些富裕的大省,期满后可得三四万两银子,再次一些的,可得万两,最苦的是云南广西贵州这些地方,只有区区几百两。
  显然,这趟差使对改善穷翰林的经济状况助益不大。咸丰觉得很过意不去,你说在北京穷一点也罢了,难得下一次基层吧,又是那么一个没多大油水的省份,怎么着也应该意思一下。
  于是在翰林从云南期满回京后,咸丰便特意让他兼代顺天府丞。
  顺天府丞放到现在,大致相当于北京区政府办公室主任,颇有一些外快,咸丰召见时就明着告诉这位翰林:“你以后的收入会高一些,聊以补偿你在云南的清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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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2 11:00:13 | 显示全部楼层
  咸丰的自我要求是一定要全面超越道光。从个人修身到待人接物,再到治国理政,他都希望能比自己的父亲做得更好。
  每天堆成山的几万字奏折,咸丰都要一一阅读、研究和批办。这期间,连军机大臣都插不上手,他就一个字:干,表现出的完全是一个年轻工作狂才有的特质,如果评他是帝国第一劳模,也一点都不过分。
  道光有一段时间曾广开言路,后来就慢慢地销声匿迹,连大臣们上的一般奏折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弄出了“曲线删减”的法子。到他去世前的五六年里,道光更是惧怕听到洋务或者灾荒、盗贼之类的烦心事,一句话,耳边只要清净,那就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强。
  因为这个缘故,军机处以穆彰阿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也就投其所好,常常报喜不报忧,拿道光当大观园里的贾母侍候着,一天到晚光讲一些好听地给他听,导致言路闭塞,朝廷对很多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积累了不少问题。
  咸丰要从这里开刀动手术。
  1850年3月,他发布上谕,下诏虚心求言,声明“凡用人行政一切事务”,均可据实上书。
  皇帝有诚意,臣下们也就有了动力,进言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到“工作狂”的案头。咸丰从中了解到了此前父皇了解不到,或不愿了解的情况,比如各地官府的陋规弊政,盗贼草寇的蜂起云涌,财政开支的捉襟见肘。除汇报实情外,进言者也往往会相应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纳谏者的水平和眼光,你如果自己脑袋里就是一团糨糊,没有主见和分析判断能力,看不出问题诊结所在和办法的对错,到最后仍然只会是一屁股糊涂帐,等于做无用功。比如鸦片战争时的那个扬威将军奕经,说要人家献计献策,结果收到超过四百条“策”,却没一条“策”派上用场,完全成了一个大笑话。
  经过杜受田长达十几年的悉心教诲,咸丰已具备较强的理政能力。他可以从片言只句中看出进言人的思路,从中吸收好的办法,同时也能够针对问题,拿出自己的解决之道,甚至还可以引经据典地对他认为不妥的建议进行驳斥,而被他据理驳斥的人中赫然就有造诣极深的理学大师。
  最后,咸丰从所有进言中挑出十多篇上乘之作,其中最为他看重的是礼部侍郎曾国藩的奏折,咸丰大加称赞,特传旨褒奖——从曾国藩日后的作为上,我们也可以想见咸丰当年的学识水平和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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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2 11:01:03 | 显示全部楼层
  求言之外还要求贤。咸丰下令从各部到各省,都要积极保举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对于报来的推荐名单,咸丰一一推敲,从中筛选出他认为符合条件的人选,并传旨接见和起用。
  咸丰一手发起的求言求贤运动,一改道光末年政坛死气沉沉的局面,他所推出的种种举措虽说还难以从短时间内厘清弊政,但已经让人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年轻皇帝马不停蹄,又把矛头指向了大清国的另一最大弊病——“模棱”。
  道光时代有两个最大的“模棱宰相”,前期是曹振镛,后期便是穆彰阿。穆彰阿出任首辅十多年,基本以曹振镛为榜样,他每天被皇上召见,但是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是你问上几句,他也一定要察颜观色,迎合着你的意思说,有问有答,还不伤人。
  穆彰阿因为模棱得有水平,所以得以继曹振镛之后成为政坛不倒翁,道光就把他像曹振镛那样供在朝堂之上,然而到了咸丰一朝,吃不开了。
  滑头没变,会看脸色没变,多磕头少说话的原则也没变,主要是听他说话的人变了。咸丰从师傅杜受田那里听到的是真知灼见,从穆彰阿这里却什么也得不到,偶尔交谈那么几句,对方也前言不搭后语,跟在念三字经一样。
  在求贤运动中,咸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林则徐。这个曾令他的父亲恨恨不已的人,早已是名满天下,咸丰在私下里也几乎就是林则徐的一个散粉。
  林则徐此前曾出任云贵总督,不过已因病辞官返乡。这次很多人都推荐和保举他重新出山,其中也包括杜受田,咸丰决定顺应民意,穆彰阿却说林则徐身体很差,不堪一用。
  此时朝廷契需用人,尽管穆彰阿屡次反对,咸丰仍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择日起行。
  旨意都发了,穆彰阿犹在一边絮絮叨叨,闪烁其辞,说也不知道林则徐究竟能不能动身。
  正是这句话惹火了咸丰。
  我还不知道林则徐健康状况不佳吗,可你倒是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呀,身为首席宰相,我需要人手时,你像个闷嘴葫芦,什么都不说,一心只想保你的荣华富贵,等我好不容易起用了一个,你又说三道四,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济。
  “模棱宰相”混不下去了,咸丰将他评价为“遇事模棱,贻害国家”,当即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就这,还是看在对方是三朝老臣的份上,才没有痛下杀手。
  穆彰阿此前就有了相当于奸臣的恶劣声誉,当咸丰的朱谕颁下,朝野为之轰动,一时“天下称快”。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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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12 11:02:10 | 显示全部楼层
  咸丰如此急于起用林则徐,是因为广西出事了。
  “南京条约”中的一个重要条款便是“五口通商”,原先只有广州这么一个对外通商口岸,现在增加到五个,货物运输便不再仅限于一地。这直接导致两广地区的生活链发生变化,过去在这个链条上求生存的人们大量失业,就连山区通道上的苦力因无处觅活,也纷纷加入秘密社团,以另谋出路。
  广东因有徐广缙坐镇,管制较严,同时那里又是中外矛盾的焦点,官民要协同对付洋人,所以有心造反或欲乱中谋利的人暂时没有混头,都一批批涌入广西,并与当地的秘密社团联成一气,使得广西秩序混乱到了极严重的地步。
  灾祸要么不来,要来都是顺杆子往上溜。从1848年开始,广西连续三年干旱,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其间起义和暴动不断,规模较大的便有十余起之多,也就是说,在道光去世前的那两年,广西内乱已有预兆,可是这一切道光都不知道,他被蒙在鼓里。
  蒙他的便是穆彰阿。在穆彰阿的授意下,广西地方一直隐瞒真相,道光到死还以为广西很太平哩。
  为此就苦坏了他那儿子。被捂得紧紧的盖子揭开后,情况之恶劣让咸丰看得触目惊心,直觉告诉他,广西内乱将成为他当政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广西局面的不可收拾,与当地官员的敷衍塞责和得过且过有很大关联。这些人即使看到危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在我任内不出事就好,等下一任上来,好赖自然由他们担着——其实就是一群猪一样短视的庸吏而已,后来追究责任,除了已老死的以外,无一不受到严惩,想后悔都晚了。
  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是这样的愚腐之辈。他信佛,眼看火就要从地面上烧起来了,还念叨什么“以不杀一人为功德”,到最后养痈遗患,弄得四周围全是要杀他的人。
  咸丰将原广西巡抚、提督一抹到平,全部予以革职充军,他要置换高手强将,重新来过。
  一开始,他想把徐广缙调去广西,但受广西影响,广东也正动荡不安,徐广缙自顾不暇,难以脱身。这之后,咸丰便想到了林则徐。
  如穆彰阿所言,林则徐确已虚弱不堪。
  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已是官场数一数二的人物,历任七省,政绩方面,别人最多是不错,他却是两个字:“卓越”。
  即使被撤职贬斥之后,林则徐仍对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
  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打不过,缘于“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这是武器上的巨大差距。
  原来“夷人”确实是有长技的,不承认不行,不学习更不行。
  林则徐把他总结出来的这一理念,连同历来翻译研究西方的资料,都一并交给了自己的好友魏源。魏源后来据此编出了《海国图志》一书,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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