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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2 09: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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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由乱入治,首在收拾人心,从三帝更位的大乱开始,朝堂之上杀伐不断,地方则兵戈扰攘,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是人心大乱。而到伯颜专权的五年,人心丧乱更是登峰造极,如不能安抚聚拢人心,更化自然无从谈起。
于是,惠宗和脱脱便从人心下手。
帝国时代,国家自是以皇帝为重,而皇族更是国家的核心,从南坡之变开始,皇室内部的残杀逐渐升级,直接导致皇权旁落,到了伯颜时代,更是到了皇室宗亲都能被权臣随意处死、罢黜的地步。惠宗要稳固皇权,首当其冲就要恢复皇族的尊荣与团结。扳倒伯颜后,正式下诏为郯王昭雪,召还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并册封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为广平王。
在施惠的同时,惠宗还注意重建礼法来重申君臣大义,伯颜专权以来,礼仪制度多有破坏,现在恢复太庙四时祭,一切按规矩办事。至正三年十月,惠宗告祭太庙,奉安神主。在祭祀过程中,惠宗来到宁宗的神位前,问身边的大臣道:“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宁宗虽弟,其为帝时,陛下为之臣。春秋时,鲁闵公弟也,僖公兄也,闵公先为君,宗庙之祭,未闻僖公不拜。陛下当拜。”于是惠宗安然向弟弟的神位下拜。这无疑告知天下,君臣大义乃是天下至重,决不能有任何其他因素与之违背。
虽然这些举措尚不能弥合皇族的裂痕,但总算使得日趋严重的皇族分裂得以缓和。
以家长的身份安抚了家里,接下来便是以皇帝的身份安抚百姓。
士为四民之首,惠宗和脱脱这对重儒君臣自然首先便要收取天下士子之心。脱脱出相仅一个月,至元六年十二月,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提议“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 必由科举, 何可废也? ”惠宗顺水推舟,宣布恢复科举。言明“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
到至正二年,惠宗亲自殿试进士七十八人, 赐拜往、陈祖仁及第, 其余出身有差。又“大兴国子监, 蒙古、回回、汉儿人三监生员, 凡三千余”。国子生“同试于礼部、策于廷殿”者, 录蒙古人六名, 从六品出身;色目人六名, 正七品出身; 汉人、南人共六名, 从七品出身。
从此,科举即使在天下大乱之时仍然坚持举行,惠宗对之的认真超越了所有的前朝皇帝,有元一代共举行了十六次录取进士的廷试, 其中有十次是在惠宗时举行;元朝总计录取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 而惠宗时代就录取了七百人。而惠宗将国子学与科举考试相联系, 对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者优先照顾, 先后从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中先后共录取正副榜二百八十四人,则更是元代绝无仅有。
这无疑让伯颜废除科举后,日渐散落的天下士子之心极大地回到了朝廷这里,日后,当蒙古世袭贵族在农民起义大潮中一次次不战而逃、一触即溃的时候,正是这些科举出仕的文人们拼死抵抗,谱写了一幕幕“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惨烈活剧,延续了元朝寿命。
士最贵,农最苦,而国家的根本又在农民。天灾、战乱、贪官盘剥早已让天下农民苦不堪言,伯颜专政时又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有寸铁,禁百姓畜马,全国农业更是遭受重创,各地民变此起彼伏。惠宗与脱脱下令罢去禁铁器、马匹之令,并时常减免赋税、负逋,让农民休养生息。而针对“助役法”败坏,造成赋役不均的问题,惠宗和脱脱还在部分地区推行“核田定役”,也就是核实田产,分配徭役,避免富人将徭役转嫁于贫民。这项政策在江南实施较好,尤以浙东最为突出:至正元年,泰不华除绍兴路总管,即“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绍兴路辖下的余姚周,核实田亩成绩突出,核田以建立各种土地簿册,对土地进行专门的登记。
同时,为了应付接连不断的天灾,惠宗还恢复了常平仓制度,并仿照历代旧制,施行义仓制度。
常平仓最初设立于蒙古帝国蒙哥汗七年(1257年),还是忽必烈主持汉地政务时的举措,但随着忽必烈被蒙哥汗免职,期制不久停废 。入元后,常平仓几经设废,难以发挥作用。惠宗将之重新设立,以之作为赈灾的重要措施——“大名路桑麦灾、成州旱饥,诏出库钞及发常平仓米赈之”;“处州、婺州饥,以常平、义仓粮赈之。”
但常平仓毕竟纯属政府行为,天灾频繁,还是难以招架。惠宗又广泛推行义仓,官督而绅办,征募富人粮食设义仓备灾。而设置则因地而异,“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水旱疾疫,敕有司发义仓粮,赈饥民五十七万一千户”;“永兴水灾,发米五千石及义仓粮赈之”等等。
仓储制度采取的是有余补不足的方法,但是若有余不多,补不足就自然无从谈起。在设立常平仓和义仓同时,惠宗和脱脱还着力于农业的技术的改进。至正二年二月,惠宗下诏在全国颁布《农桑辑要》,这是由元初名臣孟祺在世祖时代编著的农书,后又由畅师文、苗好谦修订,内容引自《齐民要术》、《士农必用》、《务本新书》、《四时纂要》、《韩氏直说》等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分为典训、耕垦、播种、裁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十门,是中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者。将此书颁布天下,作为全国农业的指导,一些地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东北地区农业发展迅速,不但不再需要中央补助,还开始向朝廷输粮,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历史。而河南的水稻种植也大有进步,朝廷专门设立水庸田使司,专管其事,解决地方的粮食问题。
着一些列举措,虽然作用有限,也不能一举解决全国范围的问题,但也是惠宗、脱脱君臣二人一片重农安国的苦心了。
农业是百姓根本,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则更多靠着盐赋,所谓“利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 。但就因为油水足,各级官府压榨也就比其他行业利害。元代盐场的生产技术本已比前代大有改善,宋代盐场所生产以灶为单位,到了元代把分散的灶户归并为团,实行聚团公煎,这可以使用更多的煎盐铁盘,成十倍的增加产量,按说对于灶户也可少些盘剥。但官员们总是欲壑难填,想着多捞好处,灶户的工本钱往往仅是盐价的七分之一,而拖欠、克扣工本钱又是家常便饭,加之货币贬值造成的购买力下降,灶户的生活极为困苦,老实的只能苦挨,而胆大些的便隐匿透漏,串通私贩,论价走售,使得私盐泛滥,朝廷收入减少,更加压榨灶户,恶性循环。而私盐又引出一个个拥有武装的盐帮,成为潜在的反叛力量,元末很多义军领袖便是盐贩子出身。
为了治理这一弊端,脱脱上奏惠宗减少盐额,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始免余盐三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十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三万引。虽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却也能让灶户们稍稍缓一口气了。
不过,朝廷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各级官员层层贯彻,而元朝的吏治从世祖时代便不怎么好,英宗之后,对于官员的监察就更是形同虚设,到惠宗这一朝更是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惠宗大力提倡科举,选拔科道官员,也是为了多谢知道礼义廉耻的文官,能够扭转官场风气,可毕竟人数尚少,杯水车薪,要整顿吏治,还得有猛药。
世祖至元八年曾有诏令,定下考成法,合格官员需要“备五事”:“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选。” 惠宗和脱脱则更进一步,对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六条标准,“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仓得法,凑成六事” ,这自然针对连年灾害所制定出来的办法。同时又出台于此相应的《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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