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班布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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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硬币也有两面，李璮之乱另外一个有益的影响，便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盘踞于中原大地的一个个“世侯”提前消失了。
　　经此战乱，不但汉人儒臣受到了池鱼之殃，那些世侯们也尝到了苦果。“言者或谓李璮之变，由诸侯权太重”，世祖于是决定“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中断地方诸侯世袭，收汉人军将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即使是讨灭李璮有功的史天泽、张柔也没能例外。他们的“侯国”从此国除。
　　“李璮之乱”使得汉人世侯消失，之后东北地区的“乃颜之乱”又使得蒙古东道诸王的封国消失，元成为中央集权的王朝而并非分封制的帝国，却是两次叛乱造成的。
　　
　　老爹的封国没了，张弘范却并没有多少遗憾，他只是第九子，即使世袭也轮不到自己头上。要想荣华富贵，怎么都需要自己打拼。
　　到忽必烈开始襄樊战役时，张弘范任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在军前效力。手下的益都兵都是李璮生前旧部，勇悍难制，但却被他管得服服帖帖。元军以堡垒战术包围襄樊，但却没能掐断宋军的补给线。张弘范献计：“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终于使得襄樊宋军再也得不到任何支援。在最后的决战中，他更是身先士卒，裹伤再战，先后率先攻入樊城和襄阳，立下大功。
　　到伯颜伐宋之时，张弘范率部，“东略郢西，南攻武矶堡”，全部“取之”。作为先锋渡过长江。丁家洲之战中，他更是冲锋在前，首先击溃宋军前锋，为宋军随后的全线崩溃起到决定性作用。元军到达瓜州时，宋将姜才以二万人出扬子桥与元军对垒。张弘范与都元帅阿术出兵与宋兵夹水列阵。姜才的军队号称勇悍善战，元军望之有惧色。张弘范请阿术监阵，自率十三精骑渡水冲阵，因姜才阵坚不动，张弘范假意撤退，宋军纷纷追赶，其中一名骑兵跃马挥刀，逐渐逼进，张弘范突然掉转马头，手起刀落将那骑兵斩于马下，余骑大惊失色，元军乘势猛攻，大败宋军，斩首万余级。之后，张弘范又在焦山之战表现出色，俘虏八十余艘战舰，数千宋军。因为一系列战功，张弘范和自己的父亲一样，获得了“霸都”称号，并被授予毫州万户之职。
　　至元十三年，浙东台州出现民变，张弘范出兵讨平，为了安抚其地，只是“诛其为首者而已”。十四年，被授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之职。
　　为异族攻打本族之国如此卖力，张弘范受到不少口诛笔伐。以当时各个族群来说，民族主义并未如今天一般普及，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争得功名利禄，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价值体现的种种努力。以君臣大义来说，若是张弘范作战不卖力，倒才是“有亏臣节”。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本就是合二为一的。
　　不过，中国早就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孔夫子时代便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是否被看做是华夏，并非种族，而是看文化。只要是其他民族，愿意学习华夏文化，便是华夏的一部分。然而，加入华夏和统治华夏可不一样，即使被看做是“蛮夷”的民族接受了华夏文化，却也是不可以成为华夏之主。比如春秋时期，楚国从文化本已经是很“华夏”了，虽然自称王，却也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爵位。但因为立国是在南蛮之地，保留一些“断发纹身”的“蛮俗”，仍被视为“蛮夷”。楚国的“问鼎中原”，被看做和北方没有接受华夏文化的游牧民族一样的严重威胁，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那么，并没有完全接受华夏文化的元朝廷，以及还不会说汉语的世祖忽必烈对于南宋的武力征服，必然会导致一些具有深刻文化民族主义的士人超越对于赵氏一姓的忠贞，以华夷之辨进行坚决的抵抗。日后与张弘范打过多次交道的文天祥，便是典型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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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二十岁时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他日后自称“大宋状元宰相”，便是来历于此。三十七岁时，因为得罪了权相贾似道，被迫“致仕”，年纪轻轻就退了休在家闲住。直到恭帝登基，元军南下，朝廷号召各地勤王，他才成为寥寥几位率军勤王的将领，率领自行招募的义军赶赴临安。但是，南宋的主力部队已经丧失殆尽，从太皇太后到满朝文武，全都想投降议和。文天祥虽被封为左丞相兼枢密使，但也只能负责去元营议和。结果，因为在众多蝇营狗苟的同僚之间表现的过于卓尔不群，被元军大帅伯颜看出是个英雄，导致被扣押。
　　而在前去议和之前，文天祥便已经深知不可能以岁币称臣之类的条件换得社稷的保全，为了能为日后赵宋社稷保留根苗，上疏请谢太皇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福建，信王赵昺赴广东。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进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迅速出城南下。
　　两位小王爷大的九岁，小的只有六岁，在颠沛流离中历经苦难，甚至险些饿死，但在众多忠心的臣子们保护下，总算安全逃到温州。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随之感到，保护着他们来到福州。
　　至元十三年(1276年)夏六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皇弟赵昺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以赵昰生母杨淑妃为太后，以陈宜中为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
　　原本已经灭亡的南宋朝廷便这样复生，无论对于元军还是南宋军民，情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当伯颜统兵南下灭宋之时，世祖忽必烈曾晓谕伯颜，不可嗜杀，伯颜也自誓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客观的说，伯颜统兵期间，由于他军纪严明，再加上宋方守将大多不战而降，直至拿下临安，虽然战场上尸横遍野，但屠城之事并不常发生。但是，随着南宋流亡朝廷的建立，使得原本对南宋朝廷腐化、聚敛、御敌无方失望透顶的江南士民重新看到了希望，颓废苟安之气迅速被抗战精神所取代，州郡望风而降的趋势停顿下来。元军尚未涉及的福建、两广以及川蜀、两淮部分地区纷纷厉兵秣马，所谓“自夏伹秋，一城不降” ，而“自夏伹秋”正是赵昰被立为新帝之后。战争的进程也随之步入更为残酷的阶段。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大都途中，到镇江时趁看守不备连夜逃出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安抚使苗再成开门迎入。两人商议召集各路宋军反攻，并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但因战乱讯息不通，李庭之只知道文天祥曾经和元军议和过，并不知道他逃出之事，以为他已降元反而诓自己出城，于是便写信给苗再成，让其杀死文天祥。苗再成虽不相信文天祥是奸细，但也不敢做主，便把文天祥送出城外。文天祥一行到达扬州，却发现到处都是悬赏捉拿“文丞相”的告示，无奈只得继续逃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赶到温州，后听说流亡政府在福州，便赶往投效。
　　文天祥的忠贞才识早为众人所知，立即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但是，由于主政的陈宜中一向嫉贤妒能，文天祥担心引起内部纷争，对右丞相一职“固辞不拜”，只接受了“枢密使同都督”的官职。
　　
　　顾诚先生在他的巨著《南明史》中，对传统中被过度美化的明朝忠臣如史可法、瞿式耜、何腾蛟等人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的种种无能、自私和短视，并认为“如果他们真的那么优秀，南明绝不会灭亡”。这样的批评对于南宋最后的流亡政府的群臣们，也很适用。且不说从来就没什么忠义之心的陈宜中，即使是和文天祥一起被列为“宋末三杰”的张世杰、陆秀夫，虽然忠诚之心可鉴天日，却也不能算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张世杰总有胆怯和保存实力之心，而陆秀夫虽然耿直，却从来无所作为，对于一系列战略上的失误没有任何建言。
　　在南宋国运的最后时刻，唯一能算得既有忠贞之心又有恢复之志兼具抗敌之胆的，仅文天祥一人而已。
　　文天祥到福州后，提出要回温州组织舟师，由海道而进收复两浙。但一心想要放弃温州的陈宜中不同意，将文天祥外派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招募士兵。文天祥到剑州后，很快就聚集起相当可观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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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至元十三年七月开始，元军对于各地抵抗宋人的镇压也一日紧似一日。
　　七月，在李庭芝、姜才率部离开之后，守将朱焕献扬州城投降，李庭芝、姜才未能摆脱追兵，被困于泰州；
　　大将阿术攻破泰州，李庭芝、姜才被俘；
　　阿里海牙攻破严关（今广西兴安西），马墍兵败退守静江（今广西桂林）；
　　李恒击败宋军吴浚所部于南丰。
　　八月，吴浚再败于元军，退往宁都；
　　李庭芝、姜才在扬州不屈遇害。
　　在这一片战败的紧急时刻，作为流亡政府的中枢，不但没有什么居中调度挽回颓势的举措，反而只想着互相碾轧。见文天祥聚兵成功，担心离朝廷所在地太近会导致“干预朝政”，便下令让文天祥去交通不便的汀州（今福建长汀）。文天祥顾全大局，于十月率部南下。到汀州后，立即开始救亡活动，派赵时赏率一部军士去取宁都，派吴俊章取雩都（今江西于都），同时，在江西坚持抗元的刘洙等人闻文天祥开府，纷纷率兵来会，文天祥麾下迅速集结起数万人马。
　　
　　十一月，对南宋流亡政府来说，局面更为崩坏。阿里海牙攻破坚守三个月的广西重镇静江，守将马墍血战而死，阿里海牙纵兵屠城。不久，邕州（今南宁）守将献城，但马墍麾下钤辖（军职）娄某率二百五十名兵士死守月城不降，后在骗得元军送上米、肉，饱餐之后引炮自炸，二百余人全部灰飞烟灭。阿里海牙大怒，又将邕州屠城。此后，广南西路十五州，皆为元军攻取。
　　同月，阿剌罕所部攻克处州（今浙江丽水）、温州，在瑞安大败宋军，执杀赵与睪与其弟赵与虑等人，兵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
　　这样一来，南宋流亡政府所在地福州已经很危险，此时，流亡政府手中还有军士十七万，民兵三十万，可供一战者有近五十万之多。可陈宜中、张世杰却不敢与元军作战，带着幼帝赵昰登船入海逃走。十一月二十三日，福州为元军占领。
　　相对于近五十万大军的望风而遁，文天祥则是迎难而上。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集结部伍，自梅州出江西，吉州、赣州坚持抗元的宋军皆来赴，合军收复会昌县。八月间，文天祥部下赵时赏等人分道攻取吉、赣周围的城镇，对赣州形成包围之势，衡山、抚州等地残余宋军纷纷前来会合。
　　　　为了遏制江西宋军发展，元廷在江西置行中书省，以塔出为右丞，麦术丁为左丞，李恒为参知政事，以诸道之兵四出江西。
　　元将李恒自领一军精骑，出奇不意地向身在兴国的文天祥发起进攻。文天祥不曾想李恒进军速度如此之快，猝不及防，军队溃散。与此同时，在永丰的邹沨部宋军也被元军杀败，两军汇合一处撤退。
　　　　逃至空坑（今江西吉安境内）时，文天祥麾下军士多散，身边只有杜浒、邹沨等几个人相随。宋将赵时赏为使文天祥等人有时间逃走，冒充文天祥为李恒追兵所抓，并沿途掩护很多文天祥部曲逃走，后被识破，从容赴死。
　　　　文天祥逃脱后，辗转至南岭（今广东紫金），重新集结队伍。
　　
　　南宋流亡朝廷行至泉州泊岸，驻守当地的安抚使蒲寿庚前来谒见，并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没有答应。身边的人又劝张世杰留下蒲寿庚，这样可以让其麾下的数百艘巨船以及无数家资作为军用，可张世杰也没有听取。不久，由于宋朝的撤退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也不知会蒲寿庚，命部下掠取其船只，并没收船上的金银财物。
　　不让皇帝驻跸，已经显出不信任，现在又无端抢船抢钱，本来就不怎么坚定的蒲寿庚大怒，宣布叛宋降元，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在当地的宗室以及士大夫和淮军士兵，遇害者达数千人。
　　无端引来灾祸的张世杰连忙下令起锚，全军逃亡潮州（今广东潮安）。
　　　　在海上四处飘荡的南宋朝廷屡屡遭到元军袭击，一直把持朝政的陈宜中感到宰相瘾也该过足了，便以去占城（今越南中部，当时为独立国家）给皇帝打前站为借口，径自一人到占城，从此再不回来。
　　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278年1月16日），流亡政府的船队到达井澳（今广东大小横琴岛之间的海湾），忽遇飓风，舟船倾覆无数，连端宗所乘的巨舟也被大浪击翻，小皇帝几乎被淹死，惊悸成疾。飓风过后，张世杰点算兵数，竟然死者过半。这么多兵将白白葬身鱼腹，却没能和元军正式打上一仗，张世杰想保存实力，老天也不帮他。
　　　　至元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公元1278年5月8日），一直未能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的宋端宗赵昰病死于石冈州（今广东吴川西南面一个小岛）。“群臣多欲散去”，一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陆秀夫终于挺身而出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备，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立国？” 于是，众人拥立年方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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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宋的流亡朝廷苦苦维持之时。我们的主人公张弘范则在进行自己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立功谋划，至元十五年六月，他在朝觐时上奏世祖：“宋主既降，而其将张世杰奉其庶兄益王昰与弟广王昺南奔。既立昰于闽而卒，又立昺于海上，宜致讨焉。”
　　以军事上来说，漂泊海上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算不上什么威胁，但在政治上来说，却是稳定江南的极大障碍。忽必烈于是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负责对广东用兵。
　　从蒙古帝国时期开始，虽然早有各个民族的将领，但都是各领本族军队，蒙古将领可以统领其他民族的部队，而其他民族的将领却决不能率领蒙古军，这惯例在忽必烈时代也没有被打破过。张弘范深知这次委任大有违传统，在陛辞之日力辞：“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忽必烈以往事勉励道：“汝知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师既南，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赐锦衣、玉带以表示对他的绝大信任。张弘范不要锦衣、玉带，提出要宝剑、铠甲，忽必烈闻言壮之，赐张弘范尚方宝剑，表示：“剑，汝之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处之！”明白的给张弘范以专征之权。
　　于是，张弘范荐李恒为自己的副手，至扬州后，发水陆精兵二万，分道南下。
　　
　　　　以精锐之师攻疲颓之兵，即使不是张弘范率领也足以摧枯拉朽。元军水军接连攻取攻袭漳州、潮州、惠州等地，数败宋军。在广东坚持抗战的文天祥所部败走海丰，在逃至五坡岭（今海丰以北）之时被张弘范之弟张弘正追上，残军溃灭，文天祥、杜浒等被俘，邹沨自尽而死。
　　文天祥的抵抗之路终于走到尽头，在见到张弘范时拒不下跪，只求一死。其气概为张弘范所钦佩，赞叹道：“真忠义人也！”命左右为文天祥释缚，并礼敬有加。
　　　　与此同时，元军步军在李恒统帅下越过大庾岭，攻占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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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祥所部的溃灭，南宋流亡朝廷在陆地上已无可策应之兵。随着一座座城池的陷落，张世杰不得不率部保着小朝廷退保厓山。
　　厓山位于今天广东新会南端，北扼海港，南连大海，西面与汤瓶山对峙如门，所以又称为“厓门”，“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厓门之外有“三虎洲”，其东大小螺珠、二厓山石、白浪堆诸岛；台山的上川岛东南有乌猪洲，以东为乌猪洋。因此，据此可控制厓山海而至乌猪洋一带，地理形势十分重要。
　　在厓山驻扎舟船，似乎是很好的选择，但此地是潮汐出入之处，作为南宋流亡政府数千舟船屯结之地，可说相当危险。张世杰空有忠心，却毫无军事常识，“以为天险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正殿曰慈元，杨太妃居之。升广州为翔龙府。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舟，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遣人匠，造舟辑，制器械，至十月始罢”， 将此地作为流亡政府最后的据点。
　　
　　相对于二十万众兵民和数千艘战船的南宋厓山大寨，作为追击者的张弘范身边的部队就有些不值一提了。计有统领大小战船五百艘，兵力约２万人。正月十三，到达厓山时，又因为有二百艘战船迷失方向，真正到达的只有三百艘。
　　敌寡己众的仗该怎么打？张世杰手下有谋士提出了建议：“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这并非奇谋，不过是一般性的正常谋略，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掌握战场主动权。
　　　　但张世杰思担心主动进攻失败后，会导致军卒溃散，坚决不同意：“频年航海，何时可已！今须与决胜负。”命人焚毁岸上所建数千间简易房屋，把千余艘大船牢结成一字阵，沉锚于海，“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栅如城堞，奉宋帝居其间”。
　　　　在焦山之战中，张世杰便是将战船连在一起，结果被元军一把火烧的大败亏输。事隔几年，便又故技重施，所吸取的教训不过是在战舰外皆涂满湿泥，又“缚长木以拒火”，来防备火攻。但这种连接战船的举动，让宋军难以机动，既不能主动出击，也无法迅速对友军进行援助和配合，可说是摆出了死阵。
　　　　
　　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十三，厓山大战正式开始。
　　张弘范不顾自己有近一半部队未到，副将李恒的一百多艘战船也难以及时加入战场，指挥兵将猛攻宋军阵营。由于宋舰高大，元军水军冲撞不成，张弘范派人在木柴上浇上膏油，乘风纵火。但宋舰事先涂泥，火攻并未得手。
　　　　猛攻不成功，张弘范派在自己军中任职的张世杰外甥三入宋营，劝降这位族兄。张世杰回答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正气凛然，但问题是，现在是自己占优势，仍然抱以必败的赴死之心，这已经是在人事上不打算尽力了。
　　　　见张世杰外甥说降不成，张弘范又逼迫被俘的文天祥写信招降。文天祥道：“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再三催迫，文天祥便当其面书写《过零丁洋诗》示之。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遂大笑作罢。作为南宋宰相，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文天祥是不幸的，他没能够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之将倾；但作为一个英雄，一个有着鲜明人格的人，他又是幸运的，打败他的敌人也是英杰，前有伯颜，后又张弘范。能够了解他、尊重他、知道他的可贵。即使失败，英雄也应该败于英雄之手，“大丈夫辱于狱吏”，是最可悲的事情。
　　
　　　　猛攻不成，劝降也没有效果。张弘范命元军水军封锁海口。由于汲水道绝，宋军只得以海水解渴，几乎所有人都上吐下泻，战斗力剧减。张世杰虽率宋军“旦夕大战”，却没能动摇元军阵势，也未能打破封锁。
　　二月初四，张弘范的副将李恒率军自广州来会，与张弘范一起合攻厓山之北。有将领建议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宋军水城，再发动攻势。张弘范担心：“炮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李恒观察形势后，建议元军合力与宋军水师“相直对攻”。
　　　　二月初六清晨，张弘范分元军诸将为四军，相距里许，往攻宋营。张弘范下令道：“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闻吾乐作，乃战。”并自己身先士卒——“敌有西南舰，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其自当之。”自领一军出战。四路元军顺流乘舟直杀宋军水寨。宋军方面，张世杰也亲自披挂上阵，殊死抵拒。
　　　　双方反复绞杀，战至日中，仍未能分出胜负。张弘范依所定之计，命人以布障把其指挥大舰的四面遮蔽严实，将士伏盾埋伏于后，然后大奏音乐。张世杰误认为元军休军要聚宴，精神上懈怠下来。
　　趁着宋军迟滞之机，张弘范的指挥舰忽然冲击宋军左侧水寨山栏。宋军齐发弩箭，全部射在了大船的布障上。等到宋军箭矢已尽，张弘范下令撤去布障，其后的伏兵矢石俱发，宋军倒毙无数，无力阻止战船相接。元军纷纷跳上宋军阵左最大的堡垒大舰，攻陷水寨一角。
　　　　元军其他诸将乘势鼓舞兵士呼喝着冲入水寨，杀人斩帆，所向披靡。宋军各营纷纷崩溃，张世杰见状，忙抽调精兵入中军。主帅如此作为，宋军崩溃的更为迅速，翟国秀、凌震等数位宋将解甲向元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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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持续到日暮，宋军已无力回天。时值“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辩”，张世杰派军士划小船至末帝赵昺所在的大船，想接皇帝逃走。可陆秀夫“恐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接应之人无奈，只得返回张世杰处复命。张世杰见接不走皇帝，只得率十余艘战船保护杨太后突围而去。
　　张世杰逃出生天，但小皇帝和陆秀夫则还面临着元军的围攻。陆秀夫皇帝所居舟船甚大，诸舟环结，根本无法脱开逃走（张世杰高明的策略）。万念俱灰之下，他先驱赶自己的妻儿跳海，然后向赵昺泣拜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他将赵昺背在身上，纵身蹈海，君臣二人同死于万顷波涛之中。
　　赵昺死时年仅九岁，小孩子是否知道民族大义，国家荣辱？他被背负跳海，是否会不愿挣扎？人们似乎没有闲心来揣度一个小孩子的内心，他只能是以成年人的坚毅表情去殉国。在他身后，“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战斗结束的第七天，厓山一带海上浮尸十余万人。
　　跟随张世杰逃出的杨太后得知赵昺死讯，拊膺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只为赵氏一块肉耳。如今绝望矣！”言毕，纵身赴海自杀。
　　张世杰率残余宋军，本想奔占城，但军中多广东军卒，不愿前往，无奈之下不得不漫无目的的游荡。不久，忽遇飓风，将士劝张世杰靠岸。他叹道：“无以为也！”登上柁楼，燃香祈天：“我为赵氏，仁至义尽。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当时不死，只望敌兵退后，别立赵氏后人以存社稷。今又遇此，岂非天意！”言毕，飓风更加猛烈，舟船全部倾覆，张世杰及残余宋军均溺水而死。
　　无论是天意还是意外，南宋最后抵抗军至此全部覆没。
　　
　　厓山之败，让被囚于张弘范军中的文天祥痛彻心扉，赋诗寄托哀思：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
　　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只尺长安不得睹。
　　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而相对的，北方诗人刘因则有《白雁行》一诗来表达欣喜之情：
　　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吹江干。
　　北风三起白雁来，寒气直薄朱崖山。
　　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钱。
　　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再来。
　　真所谓几家欢喜几家忧，遗憾的是，也是诗人的张弘范在厓山之战后却没有写诗纪念，仅仅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么一句后来被人修改以至于成为贬损的话。
　　
　　正如忽必烈去世后，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在辅助成宗继位后便迅速相继去世，如同任务完成便功成身退一般。张弘范在完成追歼南宋残余军事力量的任务后，也在英年便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是年十月，张弘范班师还朝，世祖特别在内殿为他洗尘，荣宠亚于当年的伯颜。然而不久，张弘范便因“瘴疠疾作”而病倒。
　　　　忽必烈对张弘范的病情十分重视，特命尚医前往诊视，同时遣近臣临议用药，并命卫士到张家护卫，防止闲杂人等打扰。但常年的鞍马劳顿，使得张弘范身体早已透支，终于一病不起。在病中，他得知自己的老对手文天祥在接受阿合马、孛罗等重臣劝降后仍然不改初衷，以至于朝中有诛杀之议。连忙“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
　　文天祥虽暂时得以不死，而张弘范却不得不先走一步。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自知大限将到的张弘范浴易衣冠，让人扶掖至中庭，面阙再拜。退坐后命酒作乐，与亲故言别。拿出世祖所赐剑甲，交给儿子张珪说：“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语毕，端坐而卒，享年仅四十三岁。
　　　　世祖忽必烈对张弘范的死十分悲痛，追赠他为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烈。后来的元朝诸帝又屡次加封。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元武宗加赠他为“推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元仁宗又加赐他为“保大功臣”，封淮阳王，改谥献武。他儿子张珪屡任要职，最高做到中书平章政事的高位，爵位为蔡国公。
　　张弘范去世后，文天祥又经历了多次劝降，即使世祖亲自许以宰相之位仍矢志不移。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在张弘范去世三年后，于大都柴市口就义，享年四十七岁。
　　
　　张弘范一生尽忠于元廷，元廷也对得起他。以君臣之义而言，他相当圆满。而因为他效忠的不是汉人朝廷，身后的评价总是不好。东晋桓温曾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大丈夫只要生前无憾，倒也不必拘泥于身后品评。但笔者倒希望借明代何瑭评价许衡的一段话，来给本文做一结尾，也算给张弘范做一评价：
　　“独近世儒者谓公华人也，乃臣于元，非春秋内夏外夷之义，有害名教。搢绅之士，间有惑于其说者。瑭尝著论辩之大略以为：中夏夷狄之名，不系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无容心焉，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公刘古公之俦皆生于戎狄，后世称圣贤焉。岂问其地与其类哉？元之君虽未可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亦骎骎乎中国之道矣。……况元主知尊礼公，而已行道济时望之。公亦安忍犹以夷狄外之，固执而不仕哉……由是而观，则公之臣元，无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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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上）
　　
　　大元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当特异的存在。
　　国家是人组成的，而一群人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不仅仅靠生存考虑、地域范围或经济需求之类的纯物质的因素，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精神上的黏合。
　　在蒙古帝国崛起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主体思想”的。人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用“某某教”来命名某个国家。比如英、法和神圣罗马帝国，便是基督教国家，阿拔斯王朝、赛尔柱王朝自然是伊斯兰国家，西辽帝国、蒲甘王朝是佛教国家，而金朝、南宋、西夏、高丽、安南则是不折不扣的儒教国家——当然今天的世界也可以如此划分，只不过要换掉很多“主体”，新生很多“思想”。
　　而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兼收并蓄，帝国的重臣信仰什么宗教的都有，而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成吉思汗虽然笃信“长生天”，却并没有拿供奉长生天的萨满教来作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
　　之后的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无不如此，帝国在武力和政令上是一个整体，在思想上则五花八门，即使是大汗信奉的宗教也不能一家独大。
　　这样的情形也一直延续到元朝。
　　
　　如果说蒙古帝国的四代可汗在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懵懂，上没有意识到看似虚无缥缈的宗教要比金戈铁马更能有效的整合一个帝国。那么到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不仅仅是以可汗的身份，还要以皇帝的身份治理一个庞大帝国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进行思想上的统一，则是出于保持蒙古特色和务实的施政理念。
　　为了保持蒙古本色，就不能用任何一种现成的思想来整合帝国，这一点忽必烈非常清楚——蒙古崛起后，在文明上仍然落后于各个被征服国家，一旦独尊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都会迅速使蒙古人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对忽必烈来说，自己作为蒙古帝国大汗和大元王朝的皇帝，必须要确立蒙古本位高踞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仲裁者，才能使得蒙古人不断进步且永葆本色。
　　同时，重视务实是忽必烈一生贯彻的信条。任何空洞或难以立见实效的东西都会被他弃之一旁，而只要是能够见实效，他会不管什么来路都立即为己所用。用人上如此，制度上如此，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儒家学说、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被其所接受——
　　在灭亡南宋后，江南地区地方官学全部沿袭下来，至元二十四年，设立江淮十一道儒学提举司，专管儒学教育。而对于儒学教官，忽必烈时代专门设立各级教官，中央有国子学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地方行省有儒学提举司正、副提举，各路设教授、学正、学录，散府和上、中州设教授，下州设学正，县设教谕 。至元二十一年，还颁布了《教官格律》，专门规范管理各级教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完整的官办儒学系统，正是忽必烈时代草创并基本完善的；
　　委任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此后萨迦派教主代代为国师，有元一代成为定制；
　　汉传佛教的各个宗派都受到恩赏，甚至曹洞宗大师福裕被赐予“光宗正法”名号，之后更被追赐“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晋国公”的封谥：
　　道教各派也都被抚谕，正一道天师张宗演更被委任总领江南道教，不但享受信徒供奉，还吃着高额的朝廷俸禄；
　　掌管基督教的机构崇福司，秩从二品，级别相当高，而凡是基督徒集中的地区，如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都有教徒自选以及罗马教廷派来的主教；
　　至于伊斯兰教，因为信奉者是在元朝享有极高尊荣的回回人，更是有专门的回回掌教哈的所，执掌回回人的刑名、户籍、词讼事务,独立于朝廷的司法之外，伊斯兰教徒还享有减免差役和赋税的权力。
　　
　　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往往因为信仰的不同的而成为死敌，任何国家的君主都不得不将宗教和政治有机的统一起来。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则自信可以在自己的统治下出现一个所有宗教和信仰都并立且都为自己所用的国家。这在当时，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谁也不能说百花齐放不是好事，但种类、品性不同的花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殊异，要想使之共生共荣，就得有精致的花房。这种花房直到今天尚不能说已经完美的建立了起来，更不要说数百年前了。忽必烈及其子孙所统治的臣民主体毕竟是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汉人，其他的宗教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补充。以汉地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元帝国，将儒教从独尊的地位上拉下来，和其他宗教摆在平等甚至较低的地位，汉人的精英们无法用自己千年来所熟悉的方式获取进身之阶，必然会积聚不满。当这不满遇到合适的的机会，比如天灾让普通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时，他们就会带着百姓们用血和火来宣泄。正如在基督教国家剥夺教士的特权，在伊斯兰国家剥夺毛拉或阿訇的特权，必然会出现极为可怕的结果。
　　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的实验最终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便是帝国的毁灭以及其后的两个朝代极力排斥着“百花齐放”——既然要吸取教训，那矫枉就必须过正了。
　　
　　不过，元王朝在后忽必烈时代，本有很大的可能向着之前的北魏或之后的满清方向前进，虽然这种可能最终未能实现，却成为贯穿有元一代的一条隐线。
　　一条汉化、儒化，始终与忽必烈的“内蒙外汉”，一国多制纠缠较量的隐线。
　　这条隐线以忽必烈藩邸和“金莲川幕府”中的汉人儒士为发端，以元惠宗和脱脱发起“更化”为结束。而使之巩固并贯穿整个元朝统治期，则是在世祖忽必烈一朝以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而在历史的记述中。汉法派总以“忠臣”面目出现，而理财派则顶着“奸臣”的帽子登场。
　　
　　其实，抛开一分为二的武断，其实汉法和理财本不矛盾。行汉法也要理财，国家没有良好的财政自然无法运转。但理财是为了安定和发展，如果以理财为手段，又以理财为目的，一切唯利是图，且不讲“开源”——想办法发展生产而生财，只想“截留”——在现有状况下加紧搜刮，那便是祸国殃民，属于竭泽而渔了。有人把阿合马等人归为“回回法派”，说回回法和汉法决然对立，并不准确，回回法相对汉法确实重利，但也自有取之有道的生财方法，否则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何以繁荣昌盛？
　　但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所谓利源一启便“不可复塞也”，认为兴一利就会生十弊。因此君主应该节用，而不应该总想着生财，在根本上与忽必烈的资金需要有极大的抵触。那么凡是迎合忽必烈而以理财为要务的，便会被儒者视为“理财奸臣”。
　　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由人设置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游戏，在复杂中区分是非黑白，往往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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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有意思的是，要说理财派之肇始者，却是一位汉人儒臣王文统。
　　王文统，字以道，或云号云臾，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是金朝曾进士。 “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 。
　　前文说过，金朝在蒙古军的连年进攻下，对河北、山东等地的控制逐渐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且纷纷投降于当蒙古而成为世侯。王文统便来往于各个世侯之间，“以游说遍干诸侯”，但并没有马上遇到伯乐。直到见到益都行省李璮，才算有了知音，“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 。
　　王文统不但学问很好，而且极为善于理财，在他的帮助下，李璮的财政状况在所有的世侯中是最好的。王文统也随之名噪一时，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他，十分赞赏。虽然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但也对其才干没有异议。刘秉忠和张易也对忽必烈举荐说：“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
　　中统元年四月，刚登上帝位的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一下子高于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人。
　　从一个世侯幕僚一跃而成为帝国宰相，王文统自然对忽必烈感激涕零，上任后，将自己的才学倾囊献出，操持国事不遗余力，“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
　　中统元年五月，王文统主持建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规定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七月，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燕京行省，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
　　中统二年初，行省颁布新政条例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作出明确规定。三月，王文统又上奏设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高度完善了帝国政治制度。
　　同时，王文统还下大力气对钞法进行改革。针对从窝阔台汗时代开始的币制不统一，各地都发行钞币的混乱局面，王文统主持在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发行新钞取代旧钞，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刀切”，让持有旧钞的百姓蒙受损失。在钞法改革上，王文统的作为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分析利弊，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通行海外。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茶（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纸币与当地货币折价使用，“甚便民”。
　　王文统为相，兢兢业业，勤恳任事，对于国政民政都有不凡贡献。而尤其难得的是其人并不擅权，处理政务从不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听取下属和同僚意见，采取最为行之有效的政策，“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这样的宰相，原本可以以“贤相”之名载入史册的。
　　
　　可惜，王文统因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便难免会有迎合主上的作为。元朝建立之初，战争不断，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身为宰相，要为主分忧，不能让皇帝打仗没有粮饷，奖赏有功之臣手头拮据。王文统自然以理财为头等大事，既是“头等”，则主张重利，凡是以利为先。这就严重触动了正统儒臣们的道德底线。
　　以许衡、姚枢、郝经、窦默为代表的儒臣之所以忠心辅弼原本被称为“夷狄”的蒙古皇帝忽必烈，就在于忽必烈附会汉法。一改蒙古帝国时期的杀伐攻略、横征暴敛，颇能以民为重，义以利先。这样的人成为中国之主，才有可能建立继承他们心中的自古传承的正统王朝。他们也就会以名臣跻身于煌煌史册。
　　可忽必烈毕竟是“附会”汉法，虽然并非如祖先那样用纯粹的蒙古传统来“以夷变夏”，却也并非如北魏孝文帝那样完全抛弃本民族一切文化特征来“以夏变夷”。他是希望建立一个内核仍保持蒙古传统，而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来重塑一个国家。汉法派希望的那种“独尊儒术”的状态并不在忽必烈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虽然王文统也是儒士，但其人专注于法家和纵横家之“术”，凡是只讲究实效，并不关注于“义在利先”这样纯粹道义问题，再加本身能力非凡，自然深受忽必烈信任，以新进官员迅速凌驾于那些早已跟随忽必烈左右的儒士之上。这样，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个人利益来说，汉化派迅速成为王文统势不两立的政治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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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王文统被委任为平章政事，窦默便上书忽必烈直接对王文统进行抨击：“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 ，但忽必烈没有听从。之后，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并认为当宰相的最佳人选“无如许衡”。可忽必烈认为许衡并没有宰相之才，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
　　深谙政治纵横之道的王文统，自然也不会屡受攻击而不还击。但窦默、姚枢都是忽必烈藩邸旧人，与忽必烈感情很深，许衡又是当代大儒，忽必烈虽并不重视他，却很看重其在朝野的影响力，进行直接的反击不会奏效，只能采用迂回。于是，便表奏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看起来是抬高三人身价，但其实是减少甚至隔绝了三人在忽必烈身边的机会，“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
　　窦默、姚枢已经看出自己不可能扳得倒王文统，决定顺坡下驴，以此避祸。可许衡认为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太师、太保、太傅从何而来？于是三人退回诏书，拒不领命。忽必烈于是改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授国子祭酒。不久，已经感觉无所作为的窦默、许衡辞职回乡。王文统轻描淡写地扫除了威胁。
　　
　　自己能力出众，又深受皇帝信任，而且还能做到出世圆滑。王文统不说能终身显贵，当个十年八年的太平宰相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惜，人的一生并非全由自己掌握，往往会因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改变命运。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来的大变立即将王文统推向了万劫不复。
　　这场大变便是山东李璮之乱。
　　
　　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又是“故主”。他在忽必烈艰难的时刻掀起反旗，对忽必烈的打击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上都十分巨大。而王文统也无可避免的会被怀疑。
　　在李璮正式叛乱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张宏就曾经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的十条罪状，其中便牵涉王文统，所控罪状可说刀刀见血：
　　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这是帮助李璮储备军需；
　　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这是没有将李璮的地盘纳入朝廷的经济体系；
　　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这是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满足李璮自己的财货用度，也是为谋逆的奠定资金基础。
　　张宏在奏章上明确写道：“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的批复则是事属机密，但令勿泄 。
　　忽必烈并非不察觉李璮的种种不轨，但一方面因为要应付对阿里不哥的战争，不想让南方出事。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对王文统的信任。
　　但李璮个人野心膨胀，终于于中统三年二月三日在外无襄援，内无策应之下发动叛乱，并迅速陷入到困守济南孤城的绝境。他昧于大势的一意孤行，确实是自取灭亡，却无端连累了老岳父王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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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写了书面的材料呈上，具体内容没能见诸史书，只知道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王文统并没有承认“教璮为逆”的指控。
　　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无论《元史》还是《新元史》，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王文统呈上的交代材料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我们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却并未存疑，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窦默、姚枢是王文统的政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刘秉忠虽然一直是王文统的支持者，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必须站在正确立场上。于是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忽必烈让大家“同辞言之”，也就是统一口径，于是都说“当死”。王文统的命运就此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迅速落幕。
　　
　　王文统与窦默、姚枢、许衡等人的政争。虽可算理财派与汉法派之争的开端，但王文统本人并非嗜利无行的佞臣，其当政时的种种举措对民生也极为有利。他自己其实只能算是汉法派中较为务实的一份子而已。儒化极深的太子真金虽深受老师窦默、姚枢的影响，但对王文统也很认可尊重 。如果由他长期秉政，其实并不妨害元朝日后走上汉化的道路。他被李璮牵连而死，忽必烈“始疑书生不可用”，纯粹以理财为要务且丝毫不关注民生的阿合马等人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也就是说，王文统时代，理财派与汉法派所争不过是原则上的细节，外带一些自身名利的争夺。到了阿合马时代，两派的分歧就直接触及到了原则问题，以至于争斗更加波谲云诡，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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