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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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英军也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把镇江和乍浦联系起来，以为乍浦守军只是偶尔坚挺了一下，再加上占有完全压倒性优势，使得他们十分轻敌。在之前的作战中，一般都是海陆军进行配合，唯有此次海军作了壁上观，基本未用舰炮对镇江城内进行射击，仅对城外的绿营军队做了象征性轰击——没有任何意外，绿营兵在伤亡几十个人后做了鸟兽散。
　　这一下英国人更不得了：重炮什么的都不需要了，直接端着枪进城吧，谁敢反抗，准保把他的肋巴扇子给打骨折！
　　结果是英军反而被八旗兵抱住了一顿痛打。参加镇江之战的八旗兵又分两类，原驻镇江的京口八旗训练水平稍差，相比之下，从南京调来增援的四百青州八旗要厉害得多，这些兵勇成为守卫镇江城的核心主力。
　　当天，青州八旗表现十分抢眼，他们奋勇格杀，刀柄上渗满鲜血，滑得拿不住，仍大呼杀贼。
　　英军企图用长梯从正面登城，但是在八旗兵的顽强阻击下，“坠梯者纷纷”，根本爬不上城，最后选了一个叫十三门的地方，才打开缺口，而十三门那里正好没有青州兵把守。
　　眼见英军从十三门蜂拥而入，青州兵挺身上前。有的勇士手持长矛，一家伙先挑了一个，来不及拔出，又挑着尸体刺倒了另一个英军，短兵相接处，犹如当年的赵子龙附体。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仅靠青州兵难以将英军驱出城外，城内英军越来越多。得知城陷已成定局，海龄一把火点燃都统署，带着全家跳入了大火之中。
　　失去指挥的青州兵不肯放弃，他们率领京口兵在城内列阵，与英军展开巷战。面对英军更胜一筹的火力攻击，京口旗兵率先掉链子，选择了后撤。
　　能够坚持到这种程度，京口兵已经相当不易，可青州兵仍然很生气，对之大骂：“你们不敢交锋，难道在我们屁股后面助助威都没胆吗？”
　　好吧，你们这些没种的家伙，就像铁球那样骨碌碌地全滚掉好了，看大爷跟他们斗！
　　青州兵“悉力死拒”，拼着命作战，到实在力不能支时，才夺门撤退。
　　鸦片战争以来，从广东到福建，从浙江到江苏，在所有海防重镇中，镇江设防最为薄弱，英军投入的兵力也最多，但这里的抵抗又最为激烈，英军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总计有172人伤亡，其中42人战死或失踪，其伤亡率相当于除乍浦之战外历次战斗的总和。
　　八旗兵付出了伤亡近500人的代价，也就说两三个八旗兵即能拼掉一个英国兵，这份成绩单在近代史中相当瞩目，青州八旗因此一举成名。
　　道光留恋满语是有道理的。保留着传统的八旗驻防军总算没有给这位满人背景的皇帝丢份，让他在长久的挫败中好歹也找回了一点脸面，遂在相关奏折中御笔批示：“不愧朕之满洲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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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八旗兵怎样豁出性命，镇江还是丢了。
　　镇江处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间，乃漕运之枢纽，占领和控制这里，也就等于卡住了道光和整个帝国的咽喉——你再能挺，不能不吃饭吧。从军事角度上来说，镇江的得失已经决定了中英之战的胜负归属，到投子认输的时候了。
　　1842年8月2日，英军主力溯江而上，直指长江上的核心城市南京。牛鉴与耆英等人连连上疏，请道光下旨议和，以拯危局。情急之下，牛鉴顾不得忌讳，说出了这样的话：“危迫实不可言，情况危急到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请皇上速速定夺，以拯民命。”
　　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理解，要是道光不允许的话，就是不顾“民命”了，其语气已近似逼迫，堪称狂言。在上尊下卑的官场语言中你绝对找不到任何先例，然而也正是这种有杀头罪过的疯子语言，终于让道光清醒过来。
　　即使在英军兵临南京城下的这一刻，他仍然在幻想战局出现转机，这样的话才可能保证“先剿后抚”的效果，也才能在谈判中争取到地位。可是牛鉴的话表明，他的想法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以拯民命”四个字已经触到了道光内心的底线。作为皇帝，他得对整个帝国负起责任，不能破罐子破摔，而在战争看不到一丝一毫取胜希望的前提下，越早结束，损失才会越小，这正是当年他的爷爷乾隆征讨缅甸时留下的教训。
　　在给耆英的旨意上，他告诉对方，两年来，沿海百姓频遭战火蹂躏，我实在与心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不如“息事安民”。
　　他屈服了，尽管很不情愿。
　　道光松开了紧箍咒。可是让南方官吏纠结的是，英国人却拒绝跟他们谈和。
　　道光年间，从来没有天生的“主抚派”，都是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后才改弦更张的。比如耆英就是这样，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不遗余力，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主和的气味儿。发生思想转变，是到了前线，亲眼见识英国人“船坚炮利”之后才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耆英还呆在大后方，没准“主剿”的论调仍然喊得比谁都高哩。
　　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属于皇室宗亲，他跟琦善一样，都不用读书，全是靠荫生才当了官。不过这个人似乎天生就很会做官，连教师爷都不用请，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他做过四个部门的尚书（部长），一个部门的侍郎（副部长），前前后后担任了五十多个职务。
　　大概因为官做得太多太大，什么世面都见过，无形中也把耆英的胆子给弄壮了。在南方主和的官吏中，牛鉴虽然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但道光不发话，他还不太敢擅自行动，耆英正好相反，他明里不跟皇帝争，私下里却我行我素，称得上是胆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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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光三令五申，要求弃“抚”从“剿”的那些天里，耆英从没有放弃他的“羁縻”努力，一路都追着英军递送书信。在他那里，道光的“主剿”谕旨形同空气，想理就理，想不理就不理。
　　这么多年官做下来，老官僚自有一套应付上级的办法。英军回复他的照会，他会从里面挑字眼，然后进行包装。在他笔下，英方的强硬态度往往会变成“言词恭顺”、“深知感激”，反正是一副软沓沓的孬种样，其做法颇近似于那个靖逆将军奕山。只不过奕山还是打了败仗，实在没法交代时才走了文学道路，耆英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文学青年，随时随地都有创作灵感，可以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
　　可是道光好哄，英人难骗，璞鼎查不是义律，这个洋鬼子一个劲地耍大牌，耆英的笑脸往往贴了冷屁股，人家就是不鸟你。
　　牛鉴则表现得更有意思，在璞鼎查甩臭脸的时候，他还给对方说大道理，讲信义，表示现在进入了谈和期，英军不应再出手动武。
　　璞鼎查连听都不想听：“闭嘴！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要让我暂时不攻南京也可以，先拿三百万两白银出来，做为赎城费。”
　　南京不是广州，没有那么多富商，牛鉴勉强才凑了六十万，还要分两次才能付清，而此时的璞鼎查已全然没有一点英国绅士的风度，模样倒跟个港片中蛮不讲理的黑社会大哥差不多，他根本等不及对方凑钱。1842年8月5日，牛鉴接到英军发出的通告：不交出三百万，立即进攻南京。
　　牛鉴急得都快要疯掉了，他派人急赴无锡找耆英，让耆英拿个办法出来。
　　耆英能有什么办法，要有办法，还至于坐家里无事可干吗？
　　与耆英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主和大臣、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他说有办法。
　　伊里布的人生经历跟裕谦相似，有显赫家世，同时又是科班进士出身，不过与裕谦不同的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伊里布就以“熟练边务”而闻名。
　　当时的各省之中，以云南等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为最难治理，朝廷在选择疆臣时，往往要挑选那些得力的大臣充任。伊里布执政云南期间，能够宽猛互济，该温和时温和，该铁腕时铁腕，使得云南政通人和，因此受到道光的多次褒奖，并授以协办大学士。道光执政前期，疆吏中能获此殊荣的仅两人而已，除了他，就是琦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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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伊里布可以位列一线能臣之列，加上清末也常称少数民族为“夷”，一个“边夷”，一个“英夷”，在未搞清楚两种“夷”区别所在之前，一般人都以为“治夷”方法可以互套，这使得伊里布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光所用名单中的热门人选。
　　义律第一次占领定海之后，伊里布即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奉命收复定海。一开始，伊里布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上来都是雄心壮志，而他干练果敢的行事风格也得到充分展现，短期内就从周围各省调集了一万多兵勇。在拖拉皮沓的清末官场，这种工作效率甚为少见，足能当得起道光对他的信任。
　　但是其他人的最后遭遇也同样可以复制到伊里布身上，还没打起来，伊里布就发现武力收复定海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有陆军，却没海军，关键的水师战船没有着落，而去定海，就得坐船抢渡，不然插翅膀飞过去啊？
　　伊里布像琦善一样识趣，他不打了，改为与英军进行谈判，并成功地实行了停战，保证英军不再进攻。后来由于琦善与义律制定的“穿鼻草约”在先，他又得以从英军手中接收了定海。
　　假使换个角度，可以说伊里布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定海，应该有功才是，然而其时正是“主剿”空气最浓的时候，京城的言官御史，地方上的左邻右舍，弹劾奏章多得跟雪片似的，让伊里布很快陷入了被人民群众声讨的汪洋大海，这其中，就有伊里布以前的下级颜伯焘，后来的下级裕谦，称得上是众叛亲离，令伊里布大感苦涩。
　　最狠的一棒是道光敲的。伊里布被革去所有职务，发往张家口军台（相当于驿站）做苦差去了。
　　随着战争的延续，原先咬牙切齿，发着狠要弹劾伊里布的那些“主剿派”相继吃了亏，除了已经死掉的，活着的都一个个变成了“主抚派”。立场一变，态度就变，他们不仅觉得伊里布当时没有做错，反过来还眼光独具——您老人家怎么还没打就知道打不过的，太高明了！
　　伊里布重又变成香饽饽，大家都举荐他再次出山，道光也有此意，便将他释回，随耆英南下，从事“先剿后抚”事宜。
　　伊里布说有办法，算是着实救了耆英一命，但再听下去，伊里布说的有办法，不是说他有办法，而是说他的一个家丁有办法！
　　在见多识广的伊里布眼里，他这个家丁可不是普通家丁，那是世之奇才，可以与管仲、乐毅、苏秦、张仪之流相提并论。
　　这是个极品家丁，他的名字很有喜感，就叫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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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喜是天津人，祖上曾经富裕过，不过到他这一代已经败落。由于家里实在太穷，张喜没办法走科场道路，只能去别人府上做家丁。
　　父母给不了张喜钱，却给了他三样千金不易的财富。一是不俗的外表，史载张喜“超姿貌”，身材魁梧挺拔，乃十足的大帅哥。二是聪明的头脑，张喜性格爽直，但做事又十分精明细致，尤其反应非常敏捷。第三，当然是好口才，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到铁树开花，枯藤发芽。
　　难得的是他还喜爱读书。因为没有应试这一顾虑，就用不着去死记硬背，生吞活剥，随便一本书拿到手里，有用的看，觉得废话连篇的便丢到一旁，这大大扩展了他的眼界，堪称从民间走出来的实学人才。
　　不过张喜刚到伊里布府上的时候，并不惹眼。伊里布位列名臣，府上的家丁也都非一般粗鄙之辈，那相貌堂堂的，办事麻利的，能说会道的，不在少数，而且同行相嫉，家丁与家丁之间也相互排挤。张喜初来乍到，免不了受挤兑，所以一开始默默无闻，平时也只能端个茶，倒个水，公开场合连插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转机开始于伊里布移任江浙。大部分混得好的家丁在云南都有家有业，想想要走那么远，没人情愿，只有少数几个人肯继续跟随伊里布，张喜便是其中之一。
　　人少了，聒噪之音也就少了，伊里布渐渐地发现张喜这个家丁非同一般，有着惊人的见识。
　　伊里布奉命收复定海，却发现连海都过不去，当时也像其他大臣那样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张喜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
　　伊里布问哪里错了。张喜说，国事就跟下棋一样，布局要布得对，对“英夷”这样的强敌须采用“当剿用剿，当抚用抚”的策略，也就是说，该打的时候要狠狠地打，不遗余力，一看形势不妙，那就得赶紧见风使舵，就驴下坡，别为了面子在那里死撑。可是我们错就错在，当剿的时候用了抚，当抚的时候用了剿，前后颠倒，结果“洋务”越办越糟，窟窿越捅越大。
　　张喜告诉伊里布，“剿”不行，得用“抚”了。
　　伊里布一听有理，便采用了张喜所用之计。他给道光发去一份奏折，声称要合四省大军，联合收复定海。这实际上是一个拖字诀，四省联合，没个几十天工夫难以集结得起来，而且伊里布的这份奏折用的还不是“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是最慢的平信方式，道光迟至近一个月后才收到。
　　道光那时候“剿”的兴头正高，收到奏折，马上看出伊里布是想拖延时间，为此大发脾气：“跟你说话咋这么费劲呢，我让你出兵去收复定海，你跟我扯什么四省，是不是皮子紧了欠收拾？”
　　时间只拖了一半，但已经够了。等伊里布接到道光“脾气折”的时候，形势有了转变，在琦善的建议下，道光又由“剿”改“抚”，伊里布自然就用不着干“陆军打海军”这样的瞎折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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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期间，由于英军运输船在附近失事，伊里布抓到了一批英军俘虏，其中还有一名叫安突德的英国陆军上尉。裕谦杀俘是为了表明决心，张喜没那么死心眼，他又给伊里布献了一计。
　　伊里布依计对这些俘虏好吃好喝招待着，然后给懿律送去一照会，很直接很赤裸地提出“以人易地”的原则：我给你俘虏，你还我定海。
　　英国人在殖民战争中的行径就跟海盗差不多，不然也就不会有“赎城费”一说了，从来都是他们讹别人，没有别人能讹他们的。懿律和义律说什么也不肯答应，懿律更是发着狠，说你们要是不送还俘虏，明天我就打到镇海去。
　　好说话一些的是义律。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口风，那就是因为水土不服，病疫严重，英军已有撤出定海，偃旗息鼓的想法，只是还不太甘心，总觉得不拿点什么就亏了。
　　伊里布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应该乘热打铁，他决定派人去定海，与英军进行直接谈判。
　　一圈问下来，没有一个僚属愿意去。龙潭虎穴啊，去了要是回不来怎么办？
　　伊里布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张喜，后者“慷慨请行”。
　　家丁身份是上不了谈判桌的，伊里布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六品顶戴的虚衔，以权充使臣。当这位“家丁使臣”出发时，周围认识他的人都为之捏着一把汗，但张喜平静如常，样子非常从容。
　　张喜连着两次乘着小船出海登舰，与懿律、义律以及其他英方的高层人物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双方达成一致，即将收复定海、释放俘虏与琦善的广州会谈打包处理，只要那边会谈拿出初步方案，这边就一个还定海，一个放英俘。
　　懿律和义律平时见到的中国官员，大多神情乖张，极少碰到像张喜这样身处险地，仍能坦然自若、侃侃而谈的“使臣”，一时间也很佩服，当场就以洋酒相敬。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洋人都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猜疑，比如说酒里放毒之类，张喜接过洋酒一饮而尽，脸上没有一丝疑惧之色。
　　几天后，义律乘舰前往广州，懿律则发出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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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伊里布得到琦善从广州发来的文件，获知英方已同意“以人易地”。
　　消息是好消息，可问题是怎么交呢，是先“交人”还是先“易地”？万一对方不认帐怎么办？这个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显然把双方都给难住了，彼此都不愿轻易做出妥协。
　　伊里布推敲半天，拿出一个方案，即由张喜带部分战俘打前哨，先行到定海“交人”，葛云飞等“定海三总兵”率三千人马，押解那个“最高级人质”安突德随后，这样一旦有变，还能对英军施加压力。
　　张喜按计划到达定海，并释放了他所带来的英俘。英军清点了一下，说不对啊，安突德呢，你们不把他交出来，我们就不能“易地”。
　　张喜早有准备，说我们交一部分人，代表的是诚意，只要你们“易地”，我们留着那个安突德有什么用，养着他还要白吃饭哩，当然马上就会还你们。
　　英国人仍然把脑袋摇得像个拨郎鼓，张喜的脸沉了下来。
　　“想耍赖？告诉你们，安突德就被我军押在半路，刀架着脖子呢。你们归还定海便罢，不还的话，哼哼，我的肠子可是有些辘辘了——先砍安突德的脑袋，然后大军开到，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
　　话犹未了，却出现了一个令张喜既被动又尴尬的场面：安突德驾着小船回来了。
　　紧随而后的还有两名中国小校，一看，正是负责押解安突德的那两位，经证实，安突德是被英军发现后半途劫走的。张喜赶紧问从镇海出发的大部队在哪里，回答是还没跟上来。
　　这真是令人天旋地转的事，摆明英国老外是想背约反悔了，而且他们也有了反悔的条件，不悔白不悔，倒是张喜等人命悬一线，反过来成了对方的人质。
　　张喜急了，刷地就把身上腰刀拔出来，对英军负责人大喊道：“我们现在已经把俘虏全部交到了你们手上，你们要是再不还城的话，大家只有同归于尽了！”
　　英军负责人被张喜那怒发冲冠的样子吓了一跳，听翻译一讲，才知道张喜的意思。他本来是想讨讨巧，但义律已有“一手交人，一手还地”的正式命令给他，如果“中国使臣”真的被激怒，给他破罐子破摔，来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类的，他也很难向义律交代。
　　这洋鬼子马上“改容谢过”，向张喜道歉，说刚才纯粹是跟你开个玩笑，定海肯定会还给你们。
　　第二天，英军收缩部队，陆续上船离开。这时候，那三千大军竟然还没现身，临时接收定海的是四个人——张喜和随从翻译，外加那两个小校。张喜负责连夜赶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顺便打听出征人马的下落，其他人则在定海城里到处找熟人，请他们帮忙看守城门和仓库。
　　伊里布半夜里被张喜叫起来，既喜且惊，喜的是终于接收了定海，惊的是自从“定海三总兵”出发后，便音讯皆无，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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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喜也是一头雾水，只好再次返回定海，这次总算是见到诸位老兄的尊容了。原来他们一路拖拖拉拉，三千人走了三天才到达定海。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听到定海已成为空城后，三个总兵还为谁第一个进入定海而争功，差点因此打起架来。
　　在浙期间，张喜声名大震，尤其是在接收定海的最后过程中，几乎全仗其一人之力，让人不禁想起春秋时“晏子使楚”的故事——晏子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硬是把楚王那仗势欺人的威风给灭了个干净。
　　伊里布和张喜这一主一仆收复宁海，原本是立了功的，可是被“主剿派”一围攻，却由功臣变成了罪人。道光帝更是一厢情愿，他认为伊里布如果遵旨进兵的话，完全可以把盘踞在定海的“逆夷”一扫而空，现在你还眼睁睁地放他们跑了，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
　　在“主剿派”的归类中，如果说琦善是“主抚派”的老大，伊里布就是老二，等到老大获罪，老二亦在劫难逃，当即被抓回京城受审。
　　一同被捕的还有“极品家丁”张喜。有时候一个人的祸福真是说不准，假使他现在仍然籍籍无名，谁也不可能来为难一个普通家丁。
　　在北京，张喜被单独审讯了十余次。世态炎凉，负责审讯的刑部官员希望从张喜嘴里套出不利于伊里布的口供，以便向皇帝邀功，但张喜宁死也不愿出卖自己的主人。
　　有人拿张喜的家丁背景做文章，当面讥讽他说，你一个卑贱的下人，居然还以使臣的身份去跟英国人谈判，你觉得你配吗？
　　张喜理直气壮地回答：“当时当地，配去谈判的人自然不乏其人，可他们为什么不去呢，却让我这么一个不配的人舍身冒险，恐怕他们才是真的不配吧！”
　　刁难张喜的人被驳得张口结舌，转而又想用动刑来进行威慑和逼迫。张喜说，我渡海去定海谈判前，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还怕区区刑具吗？
　　审讯者从张喜身上挖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只得匆匆结案，释放了张喜。张喜回家后，得知伊里布已经被发往张家口受苦，心里深感不安，于是拜别双亲，一路餐风宿露，赶往张家口。
　　张家口属于关外，路上风沙走石，很不好走。张喜在路上就得了风寒，已经半身麻木。伊里布见后于心不忍，便说现在我这里也没什么事，你还是先回北京养好身体再说吧。
　　就这么着，张喜又被劝回京城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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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东南局势的逐渐恶化，道光被迫再次起用伊里布。伊里布刚回北京，张喜就去随侍，并一再叮嘱主人：“如果皇上要召见你，请务必将夷情彻底讲清楚，不然的话，我们恐怕又要像以前那样受到掣肘，什么事都办不好。”
　　张喜之所以这么说，与他对形势的研判有关。到张家口那段时间，伊里布曾问他，如果英军北上天津，天津能不能守住。张喜很干脆地回答，恐怕守不住。原因是天津的兵力和炮台部署，还不如虎门镇海，虎门镇海尚不能守，天津这里又怎么可能出现意外的奇迹？
　　当时琦善也在张家口一同服刑，他对张喜的论断深表赞同。
　　张喜回到北京后，发现道光的“剿抚”态度动摇不定，而且仍以为依靠天津防务就可以将英军阻击于国门之外，便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伊里布一行只会徒劳无功。
　　果然，道光对伊里布连见都未见，仅仅给了一个七品顶戴，让他跟着耆英办事。伊里布得不到皇帝召见，当然也谈不上汇报什么“夷情”了。
　　一叶而知秋，张喜意识到道光对“夷情”还没有深刻认识，耆英、伊里布此去，不过是做做陪衬，难以建功。正好他的身体也不好，父母又需照料，于是在伊里布问他是否愿意南下时，张喜便以病相辞。
　　其实耆英也认识这个有名的“极品家丁”。事实上，他不仅认识，还一度打过张喜的主意，想借机将他召入麾下哩。
　　对带伊里布玩，耆英兴趣并不大，都是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同僚，有了功算谁的？并且他还听说，伊里布在浙江能和英国人实现停战，并成功收复定海，全系张喜一人之功。
　　耆英真正感兴趣的是张喜。他曾把张喜叫到自己府上，问这问那，一会问问“夷情”，一会又问问张喜多少岁，家中有几口人，父母怎么样。
　　话锋一转，耆英忽然发问：“你为什么不跟伊中堂（指伊里布）了？”
　　张喜莫名其妙：“没有呀，我去过张家口，现在只是中堂让我回来养病的。”
　　耆英哦了一声，又问张喜，那你今后还会跟着“伊中堂”吗？
　　张喜不假思索，那是当然，“中堂”待我很好。
　　旁敲侧击了一会，耆英逐渐进入正题：“我看你年轻有为，很可以为国家出点力，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浙江办理洋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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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相比于虽遭赦免，却仍受朝廷和皇上冷落的伊里布，耆英显然是一根高枝，然而张喜并不是那种舍弃故主，嫌贫爱富的人。何况他觉得耆英并不尊重人，面对面说话，手里还拿着鼻烟壶，眼睛也看着别处，分明是仍然把他当成一个下人。
　　张喜坦然作答：“等伊中堂到京，请将军（指耆英）和伊中堂面商吧。”
　　耆英听后嘴上说是这个理，是这个理，但脸上明显不悦。
　　不过那时候的耆英并不像伊里布那样把张喜作为奇才来看待。他认为张喜不过是胆子大了一些，敢跟外国人单独对话罢了，胆大的人到处都是，我耆英要是高兴可以找一大箩筐。
　　离开京城时，伊里布想让耆英去道光那里请道旨，以便动员张喜南下。耆英一撇嘴：“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让皇上瞧着我们还不如一个家丁，多余养我俩废物吗？”
　　南下之后，耆英才发现“洋务”之难，那不是光胆子大，嘴皮子麻利就能办好的，整整三个月时间里，别说“抚”了，与英方沟通都难，而在江南一带，上至奕经、牛鉴，下至一般士绅百姓，只要听说过张喜当初作为的，都是“既慕且叹”，均认为张喜不来，局面难以收拾。
　　现在再次听伊里布提到张喜，已经焦头烂额的耆英真是懊悔之至。早知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奇才给带过来，如今奈何？
　　伊里布春风满面：他已经来了！
　　打动张喜的，是伊里布亲笔书写的一份秘密家书。在这份家书中，伊里布告诉张喜，“夷事”已“大猖獗”，朝廷终于下定决心“抚”了，但不知道如何“抚”法，无从下手。本来还想一南一北，通过书信跟你商量着办，看情况来不及了，还是需要你亲自来。
　　伊里布还动情地说，以前我们在浙江实心办事，却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是剖白前冤的时候，机遇难得，不可错过。
　　这不是主人给仆人的家书，分明是朋友对朋友的一份真情告白。
　　捧着这封家书，张喜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此时跟父母住一起，两老俱已八旬年纪，是需要照料的时候，他是不想再走了，可是伊里布话语恳切，主人的一片知遇之恩难以推却。再者，他早就论证过，天津海防挡不住英军，江浙若不能了局，战火延伸至天津是必然的，到时北方又是一片浩劫，想坐视都不可能。
　　在征询乡社宗亲的意见时，一位耆老言道：“尽忠即是尽孝。你家中尚有兄弟，可权其轻重。”
　　有了这句话，张喜才拜别双亲，兼程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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