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上下集全文完)：慢热的历史悬疑小说，从反清复明的瑞兽讲起，作者：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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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午，北京青阳居，罗光棍和任弗届胡闹一番离开后，众人进内就座，抱怨几句，点菜进食。有客人点了一例新菜品，名“麒麟脯”。菜上来，缤纷五彩，异香扑鼻，尝了尝，果然美味。客人大快朵颐，吃个罄尽，会了钞，正要走，青阳居的厨子跑出来，拉住客人道：“您既喜欢，为何不问我怎么做的？用的什么料？文火烹还是武火炒？酱油焖还是炭火烤？”客人道：“管你怎么做的，好吃就行了，回头再来——你快撒手，油腻腻的，脏了我衣裳。”这个姓周的厨子自顾自地滔滔不绝起来：“我用的呀，是驴肉，先炸后焖……当初怎么想出这道菜的？说来话长，有天晚上呀，我做了个梦……”不待他说完，客人挣开袖子，朝他脸上啐了一口，走了。
以上是借我自己的小说，虚构二次方，打个比方——写这篇后记的我，就是自命不凡的、啰里巴唆的周厨。我很乐意分享创作这本小说的一些幕后细节，吹扬自己的写作观念，但我无法讨论任何小说内里的层面。天下人，谁都有权利诠释小说，唯独作者没有权利。这份权利，是作者自愿放弃的，分享与吹扬本身就是自负的表达欲的体现，若再得寸进尺地扯着人家“诠释”自己的小说，简直就是无耻了。
2018年底，我完成了一部唐朝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涉及古代的祥瑞文化，尤其是祥瑞与民间信仰、朝廷政治的关系。古代官民常向朝廷报告祥瑞，如嘉禾、甘露、瑞茧、醴泉、麒麟、凤凰、寿龟、白鹿之属，以粉饰太平、歌颂圣德。惯常的情况是，官民上报，皇帝大喜，赏赐颇丰，上下欢欣。此类行为在历代典籍中屡见不鲜，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作秀，祥瑞也由此成为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清朝康雍乾时期依然存在。《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对这种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厌倦不已，下谕官员禁奏祥瑞事。就此，我迸发出一个念头，如果乾隆朝时，有个颟顸媚上的官员，兴冲冲地上折子：本地山中出现麒麟，昭示国运亨昌，皇上圣德。——乾隆欲杀一儆百，于是责令他进献麒麟，那这位官员该如何应对？以麒麟难捕为由蒙混过关？欺君大罪的铡刀明晃晃地等着；抓来麒麟上贡？何来麒麟？这便是小说中于梦麟的困境。而同样颟顸的我继续想：如果可以造出一头麒麟呢？如果这头人造的麒麟是近乎真实而有生命的呢？本书的故事，就此有了一条关键的提线。
2019年仲春，这部小说的提纲粗具骨架，为丰满细节，我去江南一带进行实地考察，追溯陶铭心、何姑、青凤、乔阿难、汤保禄他们在两百多年前生活过的场景，虽然早已今非昔比，但我习惯于这样的写作筹备。深夜漫游在南京、苏州的大街小巷，似乎可以穿越时空，在街角遇到这些故人。好友兼责任编辑金醉与我同行，徜徉在游人嘈杂的拙政园中，我想出了造水法的情节；耳听禽鸟啁啾，我想出了阿难以孔雀充凤凰报祥瑞的闹剧。在一家旧书店，我拿起一本明代笔记小说《五杂组》，随手翻看，在卷六《人部》中发现一条记载：
人有同年庚日时而贵贱迥不相同者。相传太祖高皇帝已定天下，募有与己同禄命者，得江阴一人，召至，欲杀之。既见，一野叟耳，问何以为生，曰：“惟养蜂十三笼，取其税以自给。”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为笼蜂乎？”遂厚赐遣还。
关于朱元璋的逸闻野史多如牛毛，这则小故事我之前便有印象，彼时再读到，突发奇想：何不将这件事小而化大，让朱元璋更加焦虑、更加恐慌，乃至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设计出一套严密的管控体系，严防这些八字相同者的行动与思想。而这套秘密邪恶的体系一直延续到清代，毕竟，明清皇权之登峰造极，社会文化之封闭程度，是一脉相承的。离开书店，我将这个想法和金醉说了，老金大为兴奋，鼓励我详细研磨。之后，我又结合其他材料，比如古代命理学、四柱八字之说，还有一些古典小说的情节，比如李渔的短篇小说《改八字苦尽甘来》等，设计出了“八字驭人术”。此术乍看虽尖新不可思议，但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根据的。
在当下文界，出于种种原因，历史小说常被归入类型小说一路。可悲可愤的是，对许多读者而言，类型小说意味着“故事读来爽快便可，其他审美标准可以忽略”。于是乎，类型小说杂入大量审美价值粗糙、一味追求情节之媚俗轻佻的作品，读者似乎不以为意，辩云：“情节好看便罢了，管它文字如何？管它内涵如何？”另一厢，纯文学的拥趸也借此发难，鄙视类型小说之粗滥，似乎只要加入历史、悬疑、武侠、奇幻等佐料者，都属下流，不配进入文学正殿。类型已成原罪，先天便禀赋不足，生了弱症，只配在“通俗文学”的泥巴路上踉跄。于泥沼欢舞者，于云端睥睨者，各执文学彩帛一端，角力博弈，互不相让，终于撕裂为二。
而我有个幼稚却狂妄的理想，便是打破“类型”，弥合所谓纯与不纯的粗暴的裂痕。小说非名犬名猫，以“血统出身”论本就荒谬——沾满泥巴的中华田园小说亦可大有作为。历史小说也是小说，只不过是历史题材罢了。于读者，不应该以下等小说视之；于创作者，也不应该以低劣的文学审美作为藏拙怯才的安乐窝。故事的娱乐性与文学水准并不矛盾，这本是常识——古今中外文学史中，可以举出无数经典例子。只是在如今，两者的裂痕越发深广，要么只图爽快，不求旨归；要么追求虚幻的精纯，蔑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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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以为，历史小说的写作不应沦为某种炫耀知识的编造游戏。设定如何新奇，叙事如何精巧，转折如何震撼，史料如何丰详，实在是次要的——并非不重要——首要的，当是其中的内蕴，从古人那里借来两个字，我愿称之为“寄托”。寄，是将澎湃心绪及幽微旨意以文字之飞鸿寄向远方的未知；托，是假托，是委托，是请托。如汉武帝求仙露之巨型铜人的托盘，托着故事，沟通冥冥的天地鬼神。寄托，是言志一种，是作者一片深心，是漫漫思绪，是抱负，是孤愤，是压抑，是痛苦，是狂喜，是懵痴，更重要的，是不可明言、不愿明言、无须明言的言外之意。没有寄托的写作，是无志之作，是没有灵魂、没有力量的，是百货市场的塑料花，是三家村土地庙的泥像，是九纹龙史进遇到王进前日日玩弄的花棒——架势唬人，却破绽百出，上不得真战场，碰不得真高手。不仅类型文学多患此空洞大病，就是今天所谓纯文学，也有不少病入膏肓。
古人作文章，常有发愤之说。愤，不是简单的愤怒，更非具体指向谁的怨恨，可以解为各式各样的胸中块垒，可以解为难以抑制的复杂心绪，可以解为对自身境遇、对所处环境和对生命本身的无法挣脱的大压抑、大孤寂、大悲痛，最终归于欲哭无泪的大无奈。李贽卓吾先生曾云：“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
从屈子作《离骚》，从司马迁作《史记》，从韩愈呼吁不平则鸣，从李后主以血泪写词，从施耐庵作《水浒》，从笑笑生作《金瓶》，从陈忱续《水浒》，从丁耀亢续《金瓶》，从蒲松龄作《聊斋》，从曹雪芹作《红楼》，从吴敬梓作《儒林》，从鲁迅作《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从当下无数怀才不遇者、迷惘痛苦者、“在酒楼上的孤独者”的创作，中国文学的发愤传统一直在延续——看上去断了，其实没有断。这些作家因孤愤而书写，以书写而发孤愤，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或立锥于当下，直面惨淡与绝望，或假托于过去，深蕴心曲与讽喻，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一切文字，莫不从心底流出，千古文心，永不湮没，连缀而成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文脉之一。
在写作侪辈莫不浸淫于西方文学的当下，发愤之说、寄托之说，显得迂腐可笑，然古今寂寥者心境一也，一千四百年前登上黄金台的陈子昂，是我们每个人的映射。天地悠悠，日月流转，死亡与衰灭是共同的前途。他们不好言说的，我们也不好言说；我们想言说的，他们早已言说。韩愈叹麟，叹的岂止是麟？敬亭说书，说的又何尝只是书？乾隆对陶铭心所做的，朱元璋对朗学圣已经做过；赵敬亭谆谆告诫的，乔阿难继续讲着；保禄离开了，穗哥儿还会回来；麒麟在藏鼎山炸成五彩祥云，凤凰在三棵柳村已翩翩升起。何物可为祥瑞？何人可称圣人？何时没有感慨？何处又没有哀伤？虚构无限漫衍，开出遍地真实之花朵。渺小如蚁的我辈挣扎于世间洪流，寄托发愤而出的文字，或比或兴，吐成一片树叶，爬上去，随波而逝，期待着彼岸，期待着温暖的巢穴，期待着自由觅食的快乐，同时，也荒谬地期待着更大的波浪与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