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女人是否适合做一名侦探？(完)--作者：[英] P.D.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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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她们跨出前门的时候，利明小姐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科迪莉亚，急切地用平常的语气说：“有件事最好还是让你知道。第一个发现马克并伪造自杀现场的是我。那天早些时候他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一下。由于伦恩在，我九点钟之前无法脱身。我不想让他起疑心。”
“你发现马克之后，难道就没有想过他死得有点儿蹊跷？虽然窗帘是拉上的，可是门锁却被打开了。而且那支口红也不见了。”
“直到今晚我躲在暗处听到了你们的谈话，在这之前，我什么都没有怀疑过。现在，人们的性爱都爱玩花样，所以我相信了那天看到的场面。那实在太可怕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我的动作很快，生怕有人过来。我在厨房的水池里用水把手绢打湿，把他的脸擦干净了。他的口红似乎总也擦不掉。我脱掉了他的衣服，把扔在椅背上的裤子给他穿上。我来不及给他穿鞋了，因为那个似乎并不重要。最糟糕的是用打字机打那张纸条。我知道布莱克的诗集就在农舍里的某个地方，我所选择的那一段也许要比一般的自杀遗书更有说服力。四周静悄悄的，打字机键盘发出的声音好像响得不得了。我非常害怕，就怕有人听见。马克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当时来不及看，不过我把他打出来的那些东西丢进客厅的壁炉里烧掉了。最后我把那些衣服捆在一起，还有照片，把它们拿到这里来，准备放进实验室的焚化炉里烧掉。”
“你把其中一张照片丢在了园子里。你也没有把他脸上的口红擦干净。”
“所以你就是这么猜到的？”
科迪莉亚没有立即回答。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不能把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的事说出来。
“我当时还不敢肯定你就是那第一个到现场的人，但我猜一定是你。有四个原因：你不希望我调查马克死亡一案；你在剑桥大学读过英文专业，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布莱克的诗句；你打字很熟练，我觉得那张字条不是业余的人打出来的，尽管你后来想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打的；我第一次去加福斯庄园询问自杀遗书的时候，你完整地背出了布莱克的诗句，而字条上的诗句是少了十个词的。我后来去警察看到了那张字条，才发现这一点。这条证据直接指向了你，是我手中最有力的证据。”
她们一起来到汽车旁边，同时收住脚步。科迪莉亚说：“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立刻给警方打电话。可能会有人听见那声枪响。”
“不大可能，我们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我们听见了吗？”
“是的。我们听见了。”稍稍停顿之后，科迪莉亚继续说，“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就像枪声。”
“不可能。也许是汽车的回火声。”
利明小姐说话时就像个蹩脚的演员，语气僵硬，缺乏自信。但她毕竟还是说出来了。她会记住这些话的。
“可是没有车子经过啊。而且声音是从大宅里传来的。”
她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起向回跑，从开着的大门进入门厅。利明小姐稍稍停顿，目不转睛地看着科迪莉亚，然后打开书房的门。科迪莉亚紧随其后进入书房。利明小姐说：“他被人开枪打死了。我最好打电话报警。”
科迪莉亚说：“你不能这么说！连想都不要想！你先走到尸体旁边，然后说，‘他开枪自杀了。我最好打电话报警。’”
利明小姐木然地看着自己情人的尸体，然后四下里望了望。她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突然问道，“你刚才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指纹怎么办？”
“没关系，我已经处理过了。你只要记住，我到加福斯庄园来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我有枪，你也不知道罗纳德勋爵把我的枪拿走了。在此之前，你从没见过这把手枪。今天晚上我来的时候，你把我带进书房，两分钟之后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你又看见了我。我们俩一起走到汽车前，就像刚才那样聊了几句。我们听见了枪声，做了我们刚才所做的事情。把其他发生过的事都忘掉。他们问你的时候，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给剑桥警察局打电话。”
三分钟后，她们一起站在敞开的大门口，等待警察的到来。
利明小姐说：“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交谈了。从此以后，我们不能见面，也不能对彼此表现出任何兴趣。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两人没有合谋，这就不可能是谋杀。我们以前只见过一次面，甚至相互之间并没有好感，为什么要合谋呢？”
她说得很对，科迪莉亚心想。她们确实对彼此都没有好感。如果伊丽莎白·利明去坐牢，她不会真的在意。她在意的是马克的母亲进监狱。而且，她在意的也是，马克的死亡真相永远不能为人所知。这份决心之强烈，甚至让她失去了理智。现在这一切对马克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而他从前也不会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可是他死后，罗纳德·卡伦德却亵渎了他的尸体，还打算把他推向风口浪尖，最多能够博得别人的一点同情，弄不好则会使他沦为笑柄。她完完全全地对罗纳德·卡伦德翻脸了。她并没有想让他死，也不可能去扣动扳机；既然他死了，她不会感到遗憾，也不会为杀死他的人分担责任。但利明小姐不应当受到惩罚——这只是权宜之计，仅此而已。她看着窗外的夏夜，等待着警笛声传来，这一次，她彻底地接受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正当性，她计划继续做下去，而且永远不要感到丝毫的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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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明小姐说：“你可能有些事想问我，我认为你有权利知道。等警方调查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可以在晚祈祷之后，在国王学院的小教堂里见面。我会穿过屏风圣坛，你就在教堂中部等我。如果我们两个人到时候都还有人身自由的话，在那里遇见也很正常。”
科迪莉亚饶有兴趣地发现，利明小姐再次掌握了主动。她说：“我们会见面的。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会出差错。”
一阵暂时的沉寂。利明小姐说：“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着急。现在他们也该来了吧？”
“他们很快就会到的。”
利明小姐突然笑起来，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苦涩：“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要对付的只是男人。”
她们开始耐心地等待。她们听见了越来越近的汽车引擎声，接着看见汽车前大灯照在车道上，把路上的每一块石子、花坛边缘细小的植物都照得清清楚楚，把那片婆娑的紫藤照得蓝汪汪的，照得人眼花缭乱。汽车在大宅前微微颠簸了一下，停了下来，车灯也随之熄灭。几个黑色的人影步履沉稳、不慌不忙地走过来。门厅里突然进来一批身材魁梧、沉着镇静的人，其中一些人穿着便衣。科迪莉亚站在墙边上不显眼的地方，利明小姐迎上前去低声与他们说话，把他们领进书房。
两个穿警服的人留在门厅，他们相互交谈，根本没有注意科迪莉亚。他们的同事在不紧不慢地工作。他们肯定使用了书房里的电话，因为又有一些车辆和人员陆续到达。先是警方的医生，这从他的包就可以看出来。接着听见他们跟他打招呼：“晚上好，医生！请到这边来！”
这句话他肯定经常听到。路过门厅时，他好奇地看了科迪莉亚一眼。他身材矮胖，不修边幅，对于被打扰的睡眠，皱巴巴的脸上露出了孩子似的不耐烦表情。接着进来的是一位手持照相机、三脚架和一箱设备的便衣照相师，一名指纹专家，另外还有两个穿便衣的人。根据伯尼曾经说过的程序来看，她猜测他们是犯罪现场勘察人员。看来，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可疑的死亡。为什么不呢？的确很可疑。
这座大宅的主人死了，但是房子本身好像恢复了生机。警察正常自信地交谈着，丝毫没有因为死了人而低声耳语。他们都很专业，工作起来轻车熟路，有条不紊。他们先视这件案子为横死的谜案，案件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他们见过的尸体太多了：有的从高速公路上抬下来已经残缺不全，有的缺胳膊少腿就放进了救护车，有的是用滚钩和渔网从河底打捞上来的，还有的从板结的泥土里挖出来时已经腐烂。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人，他们会像医生一样亲切和蔼，但绝不会透露任何信息。这名死者生前是个重要人物，现在虽然已经无足轻重了，但他的尸体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会更加谨慎、更有条理地对待。但这终究只是一件案子罢了。
科迪莉亚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等着。她突然感到好累，只想伏在门厅的桌子上好好睡一觉。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利明小姐从面前走过，也没意识到还有个高个子警官，正与她边谈话边从门厅进了客厅。这两个人也都没有注意到靠墙坐着的，套着宽大毛衣的瘦小科迪莉亚。科迪莉亚极力告诉自己不要睡着。她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她的心里非常清楚。现在如果有人来询问她然后让她睡一觉就好了。
直到照相师和指纹采集师的工作完成后，才有一位级别较高的警官到外面来找她。事后，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警官的模样，但是却记住了他那谨慎、平淡、毫无感情的声音。他把枪拿到了她面前。那把枪就放在他摊开的手掌上，下面垫了一块手绢防止他的手碰到。
“你认识这件武器吗，格雷小姐？”
他竟然使用“武器”这个词，科迪莉亚觉得很怪。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枪”呢？
“我认识。应该就是我那把。”
“你不能肯定？”
“应该是我的，除非罗纳德勋爵有一把相同型号的枪。这是四五天之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他从我这里拿走的。他答应明天早上我来领钱的时候把它还给我。”
“这么说你是第二次到这个大宅子里来了？”
“是的。”
“在这之前你见过罗纳德勋爵或者利明小姐没有？”
“没有。在罗纳德勋爵派人去找我接这个案子之前没有。”
他走开了。科迪莉亚把头靠在身后的墙上，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另一位警官走过来，身后还跟了一个穿便衣的笔录员。他们又问了她一些问题，科迪莉亚把准备好的话说了一遍。他们做完笔录后，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她肯定又打瞌睡了。醒来的时候，她发现一个高个子、穿便衣的警官站在她面前。那人问道：“利明小姐在厨房泡茶，小姐。也许你可以去帮她一把。也算有点事做嘛，对不对？”
科迪莉亚心想，他们要把尸体运走。她说：“我不知道厨房在哪里。”
她看见他的眼睛眨了眨。
“哦，是吗，小姐？你对这里很陌生，是吗？好吧，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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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在这幢大宅子的后边。厨房里散发出调味品、食用油和番茄酱的气味，使她回想起当年与父亲在意大利用餐的情景。利明小姐正从大橱柜里把茶杯往外拿，电水壶已经开始冒热气。那个警官留了下来，这样她们俩就不能单独在一起了。
科迪莉亚问道：“要我帮忙吗？”
利明小姐没有看她。“那个桶里有饼干，你拿一些出来放在托盘里。牛奶在冰箱里。”
科迪莉亚的动作像个机器人。牛奶瓶在手中就像拿了一个冰冷的圆柱体。她那疲劳的手指好像不听使唤，开饼干筒盖的时候，她还把一个手指甲弄折了。她注意到厨房里的一些细节：墙上有一幅挂历，画的是耶稣的圣德兰，但是那张脸被故意拉长了，而且显得很苍白，就像被圣化了的利明小姐；一只驮着两篮假花的瓷驴子，它那忧郁的头上戴了一只小草帽；此外，还有一只盛着褐色鸡蛋的蓝色大钵。
厨房里有两只托盘。那位警官从利明小姐手中接过较大的一只，在前面领路走进门厅。科迪莉亚跟在后面，就像一个得到许可帮妈妈做事的孩子，把托盘举至胸口。警官们正聚在一起，她自己端起一只杯子，回到刚才坐的地方。
这时，传来另一辆汽车的声音。一位中年妇女走进来，旁边跟着一个穿制服的司机。科迪莉亚虽然已经累得迷迷糊糊，但仍然能听见她那说教似的大嗓门。
“我亲爱的伊丽莎，这太可怕了！你今天晚上必须回去住。不，我一定要你回去。警察局长在吗？”
“不在，玛乔丽。不过这些警官人都很好。”
“把钥匙交给他们吧，他们办完事之后会锁上门的。今天晚上你可不能一个人单独待在这里。”
在与警探相互介绍和匆匆询问的过程中，这个女人的声音始终占主导地位。利明小姐领着这位来访者上了楼，五分钟之后又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小手提箱，手臂上搭着自己的外衣。她俩一起走出门，由司机和一名探员护送，坐进了汽车。这几个人谁也没有看科迪莉亚一眼。
五分钟后，那位警督手里拿着钥匙走到科迪莉亚面前。“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这幢房子锁起来，格雷小姐。现在你该回家了。你还想待在那个农舍吗？”
“如果马克兰德少校同意的话，我会再待几天。”
“你看上去累坏了，我派个人开你的车把你送过去。明天还需要你出具一份书面声明，你能不能在早饭后尽快到局里来一下？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吧？”
“我知道。”
一辆巡逻警车先开动，她的迷你车就跟在后边。警方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拐弯时迷你车经常侧滑。科迪莉亚的头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时不时地向旁边一栽，靠到司机的手臂上。隔着他棉布衬衣的长袖，她隐隐约约感觉到接触温暖皮肤的舒适。汽车的车窗是开着的，她意识到窗外的热风正吹拂着自己的脸，意识到天上不断涌动的流云，还意识到东方天空中第一抹不可思议的色彩。这条路线对她来说似乎很陌生，时间似乎变得支离破碎。她弄不明白车子为什么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看出车道旁边那高高的绿篱，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黑影，还有那个倾颓的大门。她到家了。
司机说：“是这个地方吗，小姐？”
“是的，就是这个地方。不过我通常把车子停在车道右侧那个地方。那里有一片矮树丛，从车道可以直接拐进去。”
“好的，小姐。”
他下车和另一个司机商量了一下，随后开着车慢慢向前，走完了这次行程中的最后几码。那辆警车终于开走了，现在绿篱的门边只剩下她一个人。门口杂草丛生，她用了几分力气才推开了门。她拖着步伐像个醉汉似的从农舍旁边绕过，来到后门，花了一些时间才把钥匙插进锁孔，不过这是最后一个难题了。现在她已经没有手枪可藏，也不必再检查封窗户的胶带。伦恩已经死了，她还活着。在农舍度过的每一晚都疲惫不堪，可是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筋疲力尽过。上楼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梦游。她再也没力气钻进睡袋拉上拉链，于是直接钻到了睡袋下面，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经过几天——可是在科迪莉亚看来仿佛是几个月——的等待之后，终于又迎来了一场缓慢而正规的庭审，就像伯尼死后那次调查一样，但也有不同之处。在伯尼的调查中，只有寥寥几个人悄悄溜进后排座位，听取了他的死讯，而这次出庭的有神情严肃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低声交谈着，律师和警察也小声地做着准备工作。科迪莉亚心想，利明小姐身边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肯定是她的律师。科迪莉亚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高级警官态度友好但并不恭敬，不动声色地照顾着自己的委托人，自信地表明现在进行的是乏味但必要的程序，就像星期日的晨祷那样例行公事。
利明小姐面色苍白。她穿的还是科迪莉亚第一次见到她时穿的那身套装，但是戴了一顶黑色小帽、一副黑色手套，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薄围巾。这两个女人都没有看对方。科迪莉亚在一个长条凳的一端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她独自坐在那里，无人理会。有一两个年轻警察礼貌地对她笑了笑，眼神中带着安慰和同情。
利明小姐首先提供了证词，她的声音低沉，镇定自若。她没有起誓，而是庄严宣布，这个决定使她的律师脸上掠过一丝焦虑，不过此后她没有再度使他担心。她作证说，罗纳德勋爵因为儿子的死感到沮丧，她认为他一直在自责，怪自己没能发现马克烦恼的原因。他对她说想雇用私家侦探，是她去找格雷小姐并把她带回加福斯庄园的。利明小姐说自己反对这个做法，因为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用处，达不到任何目的，认为这种徒劳无益的调查只会使罗纳德勋爵更忘不了这个悲剧。她以前并不知道格雷小姐有把枪，也不知道罗纳德勋爵拿了她的枪。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并不在场。罗纳德勋爵陪同格雷小姐去看他儿子的房间时，她应格雷小姐的要求，去找卡伦德先生的照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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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裁判官语气温和地问了她罗纳德勋爵死去当晚的情况。
利明小姐说，十点半刚过不久，格雷小姐来向他汇报。格雷小姐出现的时候，她正好从前面的门厅经过。她曾经提醒格雷小姐时间很晚了，可是格雷小姐说她想推掉这个案子回城里去。于是她就领着格雷小姐走进罗纳德勋爵正在工作的书房。她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分钟。接着格雷小姐就从书房里出来了。于是她就陪格雷小姐一起走到她的汽车旁边，两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格雷小姐说，罗纳德勋爵让她第二天早上过来领酬金。她并没有提那把枪的事。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罗纳德勋爵刚接到警方一个电话，说他的实验室助理克里斯托弗·伦恩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在格雷小姐进入罗纳德勋爵的书房之前，她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格雷小姐，也根本没想起来要说。格雷小姐直接进了罗纳德勋爵的书房。利明小姐还说，她俩正站在汽车前说话的时候，突然听见了枪声。起初，她还以为那是汽车的回火声，可紧接着，她就意识到声音是从大宅里传出来的。她们急忙跑进书房，发现罗纳德勋爵瘫倒在写字台上。那把手枪已经从他的手中掉到地上。
罗纳德勋爵从来没跟她透露过自杀的念头。她认为，他对于伦恩先生的死感到非常悲痛，不过这种事情很难说。罗纳德勋爵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最近，他的工作压力一直很大，自从儿子死后，就与之前判若两人。可是利明小姐从没想到罗纳德勋爵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接着是警方的几个证人发言。他们所说的角度不同，非常专业，但给人们的印象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他们以前见过，而且今后还会见到。
接下来举证的是医生，包括病理学家。他详细论述了一颗九十格令[9]重的夹套中空腔子弹射进头颅里时所产生的效果。显然，在法庭看来，这些细节都无足轻重。
死因裁判官问道：“你刚才听见了警方提供的证据，那把手枪的扳机上有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拇指指纹，握柄上有模糊的手掌纹。根据这一点你作何推论？”
对这个提问，病理学家感到有点意外。他说很显然，罗纳德勋爵用枪顶着自己脑袋的时候，是拇指压在扳机上的。他认为从子弹射入的伤口位置来看，这种方法也许是最自然的。
最后，科迪莉亚被叫到证人席并起了誓。她曾经考虑过起誓是否合适，也考虑过要不要效仿利明小姐的做法。有时候，通常是在阳光明媚的复活节早晨，她确实希望自己能够真心实意地说自己是个基督教徒，可其他时候，她知道自己就是自己——一个不可救药的不可知论者，但又容易稀里糊涂地不断重新接受信仰。但此刻，宗教虔诚是她永远也无法拥有的奢侈品。她即将说出的谎言极其可憎，因为它亵渎了神灵。
她进行陈述的时候，死因裁判官没有插话。她感觉到自己的话使法庭有些不解，但也不无同情。这一次，她那抑扬顿挫的中产阶级口音成为了一种优势。这口音是她在修道院的六年中耳濡目染学会的，别人用这种腔调说话时，她会感到恼火，就像她自己的口音曾经使她父亲恼火一样。她穿着职业套装，还买了一条黑色薄丝巾戴在头上。她记得要称死因裁判官“大人”。
对于她受聘查案的事，她证实了利明小姐的说法。接着死因裁判官说：“现在，格雷小姐，你能否向法庭陈述一下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死亡当晚所发生的事情？”
“大人，我当时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办这个案子了。我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而且认为今后也不会再有什么发现。我在马克·卡伦德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待过的那个农舍住了下来，但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是拿着钱调查他的私生活。于是，我在冲动之下，决定告诉罗纳德勋爵我想结束这个案子。我开车去了加福斯庄园，到那里的时候大约是十点半。我知道当时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急于在第二天上午返回伦敦。碰到利明小姐的时候，她正好从门厅经过，于是她把我直接领到了书房。”
“请你把看到罗纳德勋爵时的情况向法庭进行陈述。”
“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心神不定。我试着解释为什么放弃这个案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他让我第二天早晨去拿酬金，我说我只打算收取日常开销，但是想把自己那把手枪要回来。他摆了摆手打断我，然后说，‘明天上午，格雷小姐，明天上午。’”
“之后你就离开了？”
“是的，大人。利明小姐陪我一起走到汽车前，我刚准备把车开走，这时候我们就听见了枪声。”
“你在书房的时候，没有看见罗纳德勋爵那里有枪？”
“没有，大人。”
“他难道没有跟你提起伦恩先生的死，也没有暗示他想自杀？”
“没有，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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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裁判官在他前面的便笺薄上草草地写了点什么。他的眼睛没有看着科迪莉亚，但却问道：“现在，格雷小姐，请你向法庭解释罗纳德勋爵是怎么把你的枪拿走的。”
这个部分比较棘手，不过科迪莉亚已经演练过了。剑桥警方的工作做得很细。他们对于同一个问题会反复追问。罗纳德勋爵怎么会有那把枪的，她心知肚明。她记得伯尼跟她说过一条达格利什办案方法。她当时就觉得，这条忠告对罪犯的帮助比对侦探更大。“千万别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撒谎，真话的威力是最大的。那些聪明绝顶的杀人犯之所以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在关键问题上撒了谎，而是因为在真相不会造成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却仍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继续撒谎。”
科迪莉亚说：“这把枪原先是我的合伙人普赖德先生的，他为此感到很自豪。我知道他自杀的时候想把这把枪留给我。所以他采取了割腕的方式，没有用枪，虽然用枪比较快，也比较简单。”
死因裁判官敏锐地抬起头。“他自杀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不在，先生。不过尸体是我发现的。”
法庭上响起一阵表示同情的低声议论，她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关切。
“你知不知道那把枪是没有许可证的？”
“不知道，大人，不过我曾经怀疑过它没有许可证。我调查这个案子时候之所以还带着它，是因为我不想把它放在办公室，把它带在身边会让我觉得安心。我本打算一回去就查查它有没有登记。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使用这把枪，而且真的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致命的武器。只是因为这是我查办的第一桩案子，而且它是伯尼留给我的，把它带在身边能让我感到一些安慰。”
“我明白了。”死因裁判官说。
科迪莉亚心想他应该是真的明白了，整个法庭也是如此。他们很难怀疑她的话，因为她所说的虽然离奇，却都是事实。现在她准备说谎了，而他们则会继续相信她的话。
“现在能否请你告诉法庭，罗纳德勋爵是怎么从你那里把枪拿走的。”
“那是我第一次到加福斯庄园去的时候。罗纳德勋爵带我去看他儿子的卧室。他知道律师事务所是我一个人在经营，就问我一个女人干这样的工作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担惊受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有一把伯尼留给我的手枪。他得知那把枪就在我的手袋里就让我把枪交给他。他说他不希望自己聘请来的人给他人或者她本人带来危险，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于是他把枪和子弹全都拿走了。”
“他是怎么处理这把枪的？”
科迪莉亚曾经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显然他不会拿着枪到楼下去，那样利明小姐一定会看见。她可以说他把枪放在马克卧室的哪个抽屉里了，可是她记不清那个床头柜是不是有抽屉。于是她说：“他把枪拿出了房间，没有告诉我拿到哪里去了。他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接着我们就一起下了楼。”
“你和利明小姐发现罗纳德勋爵的尸体时，你看见那把枪就在离他的手不远的地板上，难道在这以前，你都没有再见到过这把枪？”
“没有，大人。”
科迪莉亚是最后一位目击证人。法庭很快就作出了判决，显然，法庭认为这样的判决比较符合审慎、准确并具有科学头脑的罗纳德勋爵。判决认为死者系自杀，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死因裁判官对于枪的危险性作了冗长、极其负责任的告诫。他向法庭陈述，枪是可以杀人的。他成功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没有许可证的枪支尤其容易产生这样的危险。他没有对科迪莉亚个人进行责难，但是显然在克制自己。他站起身，庭上的众人也都随之起立。
死因裁判官离席后，法庭立即形成一个个低声议论的小群体。利明小姐很快就被人围住了。科迪莉亚看着她与人们握手，接受慰问。听到有人提议举办追悼仪式的时候，她表情严肃，频频点头。科迪莉亚心想，自己先前怎么会担心利明小姐受怀疑呢？她远远地站在一边，像是犯了错一样。她知道警方会指控她非法持有枪支，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点了。确实，如果她真的受罚，那也是轻微的惩罚。但是人们不会忘记，由于她的疏忽和天真，英国失去了一位一流的科学家。
正如雨果所说，在剑桥大学自杀的都是很优秀的人。对于这一位，不会有人怀疑。罗纳德勋爵这一死，也许从此会被人们捧为天才。
科迪莉亚独自一人走出法庭，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她朝马基特希尔走去。雨果肯定一直在等她，现在他的步调跟她一致了。
“情况怎么样？我敢说，死神好像一直跟随着你，是吧？”
“还可以吧。看来是我在跟随着死神。”
“他真是开枪自杀的？”
“是的，开枪自杀。”
“用你那把枪？”
“如果你去了法庭旁听，就会知道了。我没有看见你。”
“我没去，我有辅导课。不过这个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我不该拿这事来烦你，罗纳德·卡伦德其实并没有剑桥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你对他并不了解。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可是现在死了。事实总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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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这你知道，科迪莉亚。对于我们来说，死亡恰恰是最无关紧要的。想想约瑟夫·霍尔[10]的话吧，‘死亡与降生相距仅一臂之遥，我们的摇篮原本就在坟墓之中。’他确实选择了自己的武器，也选择了自己的时间。他已经活腻了，很多人对他也受够了。”
他们沿着圣爱德华大道朝国王街走。科迪莉亚不知道他们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眼下她只想朝前走，而她并不觉得陪着她走路的这个人很讨厌。
科迪莉亚问道：“伊莎贝尔到哪儿去了？”
“伊莎贝尔在里昂的家里。昨天爸爸突然来了，发现这位大小姐原来没多少长进。爸爸认为，亲爱的伊莎贝尔在剑桥所受的教育并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也许她本来可以多学到一点的。我想你不必为她担心，现在伊莎贝尔很安全，尽管警方认为有必要到法国去找她调查一下——他们究竟去干什么呢？——去也没多大用处。爸爸会给她请一大堆律师。他现在可没心情听英国人胡说八道。”
“那你怎么样？如果有人问你马克是怎么死的，你绝对不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你觉得呢？索菲、戴维和我都很安全。在重要的事情上，我是可以信赖的。”
这时科迪莉亚真希望他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也可以信赖。她问道：“伊莎贝尔走了，你觉得遗憾吗？”
“是很遗憾。美貌这东西令人困惑，颠覆常识。我永远无法接受伊莎贝尔竟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慷慨、懒惰，情感过于丰富，头脑又十分简单的年轻女人。我一直认为像她这么美的女人，肯定有一种生活的天分，拥有某种超越小聪明的神秘智慧。每次只要她一张嘴，我都期望她点亮我的生命。我想我可以这一辈子都望着她，等待她给我的神谕。可是她所有的话题除了衣服还是衣服。”
“可怜的雨果。”
“绝对不要说‘可怜的雨果’这样的话。我没有感到不快乐。满足感的最大秘密在于，绝对不要去追求理智告诉你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科迪莉亚心想，雨果年轻、富有、聪明——虽然还不算聪明绝顶——而且英俊，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什么必须放弃的东西。
她听见他在说：“为什么不在剑桥再待几个星期，让我带你在城里到处转转呢？索菲可以把她那个空房间让给你住。”
“不了，谢谢你，雨果。我必须回去。”
其实回到城里她也没什么事，可是跟雨果在一起待在剑桥，她也一样无事可干。待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她要在农舍里一直住到星期天，然后和利明小姐见个面。此后，对她来说，马克·卡伦德的案子就永远结束了。
星期天下午的晚祷上，会众怀着崇敬的心情，静静地聆听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唱诗班之一演唱应答短诗、赞美诗和圣歌。祈祷结束后，人们纷纷起立，共同演唱欢乐的赞美诗。科迪莉亚也站起来与大家一起唱。她一直坐在靠近雕刻精美的屏风旁那张长凳的一端，从这里可以看见高坛。唱诗班身上的长袍闪烁着绯红色与白色的光芒，一排排、一圈圈整齐摆放的蜡烛摇曳着金色的烛光，高高的祭坛上方，两支细长的蜡烛立在柔光中流便像[11]的两侧，远远望去，犹如一块红黄蓝三色交叠的光斑。被赐福的会众异口同声地齐颂“阿门”，唱诗班从高坛上鱼贯而下。教堂南面的门被打开了，阳光直接照射进来。参加祈祷的院长和系主任离开后，学院的其他人员也信步走出教堂，缓缓散去。他们按规定穿在身上的长袍都暗淡陈旧，但长袍下面却是鲜艳的灯芯绒和苏格兰呢服装。那只巨大的管风琴发出抽泣似的呜咽声，就像一只喘着粗气的动物。接着，它响亮地演奏出巴赫的赋格曲。科迪莉亚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边听一边等待。这时会众正沿着主要过道向教堂后面走——他们穿着色彩亮丽的夏季服装，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有穿着端庄的星期日黑色正装的年轻人，也有手拿图解导游指南和照相机、有些不知所措的观光客，还有几个面容平静喜乐的修女。
利明小姐是走在最后的几个人之一。她个子很高，没有戴帽子，身穿灰色亚麻裙，戴着白色手套，教堂里有些凉，她随意套了一件白色开衫。显然她是一个人来的，并没有受到监视。她见到科迪莉亚时装出的惊讶表情似乎也变得没有必要，两人一起走出了教堂。
教堂大门外的石子路上是熙来攘往的人群。带着照相机和配饰的日本游客高声兴奋地说着什么，打破了星期日下午的平静气氛。从这里看不见剑河的银色水流，只能看见在对岸背景映衬下的平底船，船上的篙手活像舞台上的木偶，不断把手伸向篙的上方，然后转身把篙插进水里，就像跳宗教舞蹈似的撑着船在水上滑行。宽阔的草坪沐浴着阳光，空气中不时飘来阵阵清香，眼前是一片宁静的绿色。一位头戴学位帽、身穿长袍、身材瘦弱的老教授正一瘸一拐地穿越草坪，一阵微风把他那件长袍袖子吹得鼓了起来，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准备振翅高飞的大乌鸦。
“他是学院成员，因此，这片神圣的草坪不会被他的双脚污染。”利明小姐好像是对科迪莉亚进行解释似的说。
她们默默无言地从吉布斯大楼旁边走过。科迪莉亚心想，不知利明小姐什么时候能切入正题。可是当利明小姐真的开了口，第一个问题就使她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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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你能行吗？”她感觉出科迪莉亚的惊讶，不耐烦地加了一句，“侦探事务所。你能支撑下去吗？”
“我必须试一试。我也只会做这个工作。”
她不想向利明小姐解释自己对伯尼的热爱和忠诚。即使是对她自己解释，她也觉得有点困难。
“你的经营费用太高。”
这简直就是在宣读一份极具权威性的判决书。
“你说的是事务所和那辆迷你车吗？”科迪莉亚问道。
“是的。干你这一行的，我看不出单靠一个人跑外勤，怎么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对付开支。你总不能既坐在办公室接待客户，打印各种信件文书，同时又外出办案吧。另外，我想你也请不起助手。”
“现在是不行。我一直在想租用一个电话应答服务。这样就可以接单，当然，委托人还是比较喜欢到事务所来讨论案子。如果日常开支花费够我生活，那么业务费就足以应付事务所的经营开销了。”
“那也要有费可收啊。”
这个话题似乎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她们又默默地向前走了几分钟。利明小姐说：“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你还是应该收取一些费用的，这至少能帮你解决非法持有枪支的罚款。这件事我已经交给我的律师去办了，你很快就会收到一张支票。”
“这个案子我不想收任何费用。”
“这我可以理解。就像你对罗纳德勋爵所说的，它不符合你的公平交易原则。严格来说，你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报酬。可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收下日常开销的费用，就不会显得太可疑。你觉得三十英镑行吗？”
“这就很好了，谢谢你。”
她们走到草坪的拐角处，转身朝国王大桥走去。利明小姐说：“我的后半生都要对你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我想我可不会引以为荣。”
“那就不用感谢我。我是为马克考虑，不是你。”
“我原来以为，你是为了伸张正义之类的理想才这么做的。”
“我考虑的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人。”
此刻她们已经来到桥边，并排倚靠在桥栏上，看着下面波光粼粼的河面。通向这座桥的几条小路上，几分钟内一个人也没有。利明小姐说：“假装怀孕并不困难，这你知道。只要一件宽大的胸衣，再往底下塞点东西就行了。当然，这对于女人来说是种耻辱，如果那个女人还不能生育，那简直是卑鄙下流。但是这做起来并不困难，特别是在没人关注的情况下。伊芙琳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平素少言寡语，性格腼腆，人们以为她只是不愿意张扬自己怀孕的事。加福斯庄园中少有亲朋好友来往，所以也不会有人乱传产前检查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去拍她的肚子。当然，我们必须赶走那个讨厌的傻瓜保姆皮尔比姆。罗纳德认为解聘她是假怀孕带来的附带好处。他不喜欢别人跟他那样说话，还把他当成那个哈罗盖特文法学校的优等生罗尼·卡伦德。”
科迪莉亚说：“戈达德太太告诉我，马克长得很像他母亲。”
“她是会这么说。她不但蠢，而且多愁善感。”
科迪莉亚没有吱声。一阵沉默之后，利明小姐接着说：“我发现我怀了罗纳德的孩子，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位伦敦来的专家说伊芙琳不太可能怀孕了，这个结论也是我们三个人都猜到了的。我想留住这个孩子，罗纳德急于想要一个儿子，伊芙琳的父亲整天想要一个外孙，而且愿意拿出五十万英镑给他。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我辞去了教书的工作，去了伦敦一个不为人知的安全地方，伊芙琳则告诉她父亲，说她终于怀孕了。罗纳德和我欺骗乔治·博特利时都毫不愧疚。他是一个傲气十足、冷酷无情、自以为是的蠢货，总觉得没有他管着，这个世界就无法运转了。他甚至资助了他自己的骗局。伊芙琳开始不断收到支票，每张支票都附言要她保重身体，要她找伦敦最好的医生，要她好好休息，要她到阳光充沛的地方去度假。她对意大利一直情有独钟，于是意大利就列入了计划。每隔两个月，我们三个人就到伦敦聚齐，然后一起飞往比萨。罗纳德在佛罗伦萨郊外租了一幢别墅。到了那儿之后，我就成了卡伦德夫人，而伊芙琳就扮演我的角色。我们请的是白天来干活的佣人，所以不需要给他们看护照，他们也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旅游度假。我们从当地请来为我做健康指导的医生跟我们也很熟了。一个英国女士竟然对意大利如此钟情，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来，直到快要临产，当地人感到受宠若惊。”
科迪莉亚问道：“可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和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看着你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明知道你要生的是他的孩子，她怎么能够忍受呢？”
“因为她爱罗纳德，如果失去他，她会受不了的。作为一个女人，她实在是不太成功。如果她失去丈夫，那还有什么呢？她不可能回到自己父亲的身边。再说了，我们给了她一份厚礼——那个孩子将属于她。如果她拒绝，罗纳德就会抛弃她，跟她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我宁可离开他，哪怕去给人擦台阶。”
“不是每个人都有擦台阶的本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么强的道德感。伊芙琳是个虔诚的教徒，因此惯于自欺欺人。她让自己相信，我们这样做对孩子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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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她父亲呢？他难道就没有怀疑过？”
“他对她的虔诚嗤之以鼻，而且一直如此。从心理上来说，他不可能一边厌恶她的虔诚，一边认为她有能力欺骗别人。更何况，他急着想要个外孙，根本不会想到那个孩子也许不是她的。他拿到了一份医生的报告，我们第三次去意大利的时候，告诉沙托里医生，卡伦德太太的父亲很关心她的健康状况。他应我们的要求写了一份医学报告，确认了怀孕的进展。在孩子出生前，我们提前两个星期去了佛罗伦萨，在那儿一直待到马克出生。所幸的是，他比预产提前了一两天。我们有先见之明，把预产期报晚了一些，这样就好像伊芙琳真的早产了。沙托里医生以精湛的医术作了必要的处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带着一个孩子和一份准确无误的出生证明回来了。”
科迪莉亚说：“九个月之后，卡伦德太太就去世了。”
“他没有杀她。我想你在暗示这个。他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魔鬼，至少在当时还不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我们两个人毁了她。我们当时应该给她请个专科医生，那样肯定要比那个庸医格莱德温好得多。可是我们三个都很害怕，因为一位优秀的医生一定会发现她其实没有生过孩子。她本人也跟我们一样担心，并且坚持不要找其他医生。她逐渐开始喜欢上那个孩子了。于是她就这样死了，遗体被火化，我们以为从此就永远安全了。”
“她临死前给马克留了遗言，就是她在祈祷书上胡乱涂写的那几个符号。她把自己的血型告诉了他。”
“我们知道血型是个威胁，罗纳德给我们三个人都采血样检验过。不过自从她死了之后，我们连这个顾虑也没有了。”
一阵长长的沉默。科迪莉亚可以看见有一批旅客沿着小路朝桥这边走来。利明小姐说：“讽刺的是，实际上罗纳德从来没爱过这个孩子。马克的外祖父特别宠爱他，这点倒不是什么问题。他把自己的财产分了一半给伊芙琳，这些钱自动转到了她丈夫的名下。他的另一半财产归马克，但要等到马克二十五岁生日的那天。可是罗纳德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子。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爱他，而他又不准我去爱。我看着孩子慢慢长大、上学。但我不能去爱他。我曾经不停地给他织毛衣，简直成了一种强迫症。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我给他织的毛衣花色图案也越来越复杂，毛线也越来越粗。可怜的马克，他肯定以为我疯了，认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不满的女人，是他的父亲离不开但又不愿意娶进家门的女人。”
“在农舍里就有一两件这样的毛衣。你想让我怎么处理他的东西？”
“把它们拿走，送给用得着的人。难道你觉得我应当把毛线拆下来，重新编成别的东西？就像枉费的心血、情感和徒劳，那样做合适吗？”
“我来为它们找点出路吧。他的那些书呢？”
“也处理掉。那个农舍我不会再去了。如果你愿意，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
那几个游客离她们很近了，不过似乎正专注在自己的谈话中。利明小姐从口袋里取出一只信封，把它递给科迪莉亚。
“我写了一封简短的自白书。里面没有提任何关于马克的事情，没有提他是怎么死的，也没有提你发现了什么。这只是一份简短的自白，承认在你离开加福斯庄园后，我立即开枪打死了罗纳德·卡伦德，然后强迫你为我的谎言作证。你最好把它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有一天可能用得着。”
科迪莉亚看见信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她没有把它打开，只是说：“如果你是在为我们做的事后悔，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应当早一点儿说。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我不后悔。我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可是这桩案子也许还没有完结。”
“现在不是结了吗？调查已经给出了最后结论。”
“罗纳德有几个很有权势的朋友。他们很有影响力，他们不时会运用这种力量，哪怕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依然有这样的势力。”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让法庭重审这个案子吧！要改变死因裁判官的结论，是需要议会法案的。”
“我并不是说他们会那样做。可是他们可能会提出质疑，会‘向合适的人的耳朵里吹点风’。合适的人往往并不难找。他们就是这样做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科迪莉亚突然问道：“你有火吗？”
利明小姐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手袋，把一只漂亮的银色管状物递给她。科迪莉亚不抽烟，不太会用打火机。她按了三下才把打火机的芯子打着。她把身体倚在桥的护栏上，点燃了那只信封的一个角。
在强烈的阳光下，白炽的火焰几乎是看不见。火焰慢慢地吞噬着纸张，科迪莉亚只能看到一条窄窄的、跳动的紫色火苗以及不断变宽的炭化边缘。燃烧发出的刺鼻气味被微风轻轻地吹散。等火焰快烧到手指的时候，她丢下依然在燃烧的信封残片，看着它像一片小小的、弱不禁风的雪花那样翻滚飘动，最后掉进剑河之中。她说：“你的情人是自己开的枪。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两个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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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没有再谈罗纳德·卡伦德的死，两人沿着榆树夹道的小路默默地朝后园走去。其间利明小姐看了科迪莉亚一眼，有些气恼地对她说：“你看上去还挺精神！”
科迪莉亚心想，这突如其来的怒气是一个中年女人对一个年轻女人的嫉妒，嫉妒对方这么快就能从身体所遭受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仅仅一个晚上的熟睡，就使她恢复到精力充沛的状态。伯尼曾经恼羞成怒地形容这种状态为“像松鼠般活跃警觉”。虽然没能好好泡个热水澡，她肩膀和后背上磨破的皮肤还是全长好了。过去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肉体上给她留下任何伤痛。她不知道利明小姐感觉怎么样。那有光泽的淡黄色头发依然梳理得整整齐齐，紧贴着头皮。她的衣着也依然保持着冷静的特色，好像作为大人物的助手，就必须以精明强干、有条不紊的面目示人。不过她那白皙的皮肤上已经出现了灰色斑痕，眼睛四周也有了深深的黑影，嘴巴两侧和前额上的皱纹也加深了，她的脸上第一次显出衰老和焦虑的痕迹。
她们穿过国王门后向右拐。科迪莉亚过来的时候，在离大门几步远处找了个地方停迷你车，利明小姐的路虎停在前面的王后路上。她紧紧地抓住科迪莉亚的手握了握，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声再见，看上去就像剑桥的两个熟人在晚祷上不期而遇，又过分正式地告了别。利明小姐脸上没有微笑。科迪莉亚看着这个高个子女人沿树荫遮蔽的小路大踏步地向约翰门走去。她没有回头。科迪莉亚心想，她们下次见面，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呢？很难相信她俩仅仅见过四次面。除了都是女人之外，她们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不过在罗纳德·卡伦德被杀之后的这几天，科迪莉亚意识到这个女人有多么忠诚。正如利明小姐本人所说的，她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好感，可是都把对方的安全紧紧地握在了自己手里。有几次，科迪莉亚想到她们之间这个惊天秘密的时候，几乎不寒而栗。但毕竟这种时候很少，而且今后会越来越少。时间终将洗刷掉这件事的阴影，生活仍会继续。只要她们的大脑细胞还没有死亡，她们就永远不会把它彻底遗忘，但是她相信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她们会在剧场或者餐厅相互看对方一眼，或者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地铁的自动扶梯上，在认出对方后的震惊之余，是否会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切？在那次调查审讯的四天之后，罗纳德·卡伦德被杀一事就逐渐进入了历史。
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继续留在农舍了。她花了一个小时精心打扫并整理几个房间，也许几个星期之内，不会有人再进入这些房间。她给客厅桌上那个大杯子里插的野樱草浇了些水。再过三天，这些草就会枯死，不会有人注意到，可是她不忍心把这些还没有死的花就这么扔掉。她走到外面的工具棚，仔细看了看那瓶酸牛奶和那锅炖牛肉。她的第一冲动是把它们倒进厕所，但它们曾经是证据的一部分。现在她已经不再需要这些证据了，应当把它们彻底毁掉吗？她想起了伯尼反复再三的忠告：“永远不要毁掉任何证据。”伯尼有许多具有警示意味的实例，用以强调这句格言的重要性。最后，她决定把它们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用拍照的方式进行记录，而且特别注意曝光和用光。这似乎是一件徒劳、荒唐的做法。拍照完成后，她感到一阵欣慰，因为瓶子里和锅里那些人令人恶心的东西现在可以处理掉了。她把它们仔细清洗了一遍，留在了厨房里。
最后她开始收拾东西，把自己的包和工具箱以及马克的毛衣和书都放进迷你车里。她在叠毛衣的时候，想到了格莱德温医生坐在后花园的情景，他那萎缩的血管对阳光已经没有反应了。这些毛衣对他会有用，但是她不能把它们拿去给他。如果是马克这样做，那个老人还会接受，换成她就另当别论了。
她锁上门，把钥匙放在一块石头下面。她无法再次面对马克兰德小姐，也不想把钥匙交给这个家里的任何其他人。等她回伦敦之后，会再给马克兰德小姐写一封短信，感谢她的关照，然后告诉她钥匙放在哪里。她围绕园子走了最后一圈，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冲动驱使，竟然走向了那口井，可是当她来到井边，却吓了一跳。井边的土被清理并挖开，种上了一圈三色紫罗兰、雏菊、小丛的十字花科和山梗菜科植物。每一棵植物都是精心栽种的，四周的土壤因浇过水而有些下陷。在不断蔓延的杂草中，这俨然是一片色彩斑斓的绿洲。这景象很美，但又显得极不协调，特别古怪。经过这番奇妙的装点，这口井看上去甚至有些猥琐，就像一只木头乳房，上面还有一个大乳头。她怎么还能把这个井盖看成一件无害又别致的装饰呢？
科迪莉亚不禁心生怜悯，又抑制不住厌恶。这肯定是马克兰德小姐的杰作。多年来，这口井对她而言无疑是恐怖与悔恨的化身，萦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而现在，它又成了她心目中的神龛。这样做荒唐可笑，也着实可怜，科迪莉亚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看见。她突然感到一阵害怕，怕碰上马克兰德小姐，怕看见那双眼睛中萌动的疯狂。她几乎是连奔带跑地逃出园子，使劲拉动园门，在杂草中将它推上，最后头也不回地驱车驶离农舍。马克·卡伦德的案子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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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务所。反常的闷热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她打开窗户，一阵微风把写字台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封信，装在一只长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的是罗纳德·卡伦德的诉状律师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内容很简短。



亲爱的女士：

随信附上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用以支付您应已故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之聘对其子马克·卡伦德之死进行调查所花费的资金。如果您对这个数额没有异议，就请在所附的收据上签字并寄回，我将不胜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说，这至少能够支付她的部分罚金。她还有一些钱，足以让事务所再支撑一个月。如果到那时还接不到案子，还可以去找费金斯小姐，再找一份临时工作。一想到费金斯秘书社，科迪莉亚就毫无热情。日理万机（用这个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费金斯小姐小办公室与科迪莉亚的一样寒碜，但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花花绿绿的墙壁，各种容器里插着的纸花，还有些瓷器装饰品和一张招贴画。那张招贴画总是让科迪莉亚觉得好玩：一个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穿着热辣的短裤，脸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跃过一台打字机，并尽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时两手各抓一把五英镑钞票。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做一个星期五女郎，与有趣的人在一起。最优秀的克鲁索[12]都在我们的书里。”

在这张招贴画的下面，坐着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圣诞树一样灿烂的费金斯小姐。她总是在和一个个无精打采、年龄偏大、相貌丑陋、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谈。她的这些“奶牛”中，难得有人能脱离苦海，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费金斯小姐会告诫她们，接受固定工作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语气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在告诫孩子性问题一样。不过科迪莉亚喜欢她。费金斯小姐会欢迎她回去，原谅她投奔了伯尼。接着，她会与幸运鲁滨逊私下里通一次电话，然后就有一只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亚，就像妓院的老鸨会把新人推荐给挑剔的客户。“我们这儿最高级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一定会喜欢她——而且工作能干！”她还会在最后几个字上加重惊奇语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广告诱惑被费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临时雇员当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来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机构还有很多，但是费金斯小姐只有一个。出于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诚心理，科迪莉亚几乎很难逃脱那只闪亮的眼睛。确实，在费金斯小姐的克鲁索那里，很可能有一堆临时工作给她干。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枪械管理法案》第一节规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当事人从此将终身无缘参与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与社会责任、安全相关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机旁边，翻开电话号码簿的黄页，准备把材料向名单上最后二十位诉讼律师分发完。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难堪和郁闷。这篇东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几遍草稿后编造出来的，当时看来，这封信似乎还不算离谱过头。可由于伯尼的死以及卡伦德案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谓全面的专业服务、立即在国内任何地区展开工作、思维缜密且经验丰富的侦探人员以及收费合理等自卖自夸的话语，现在看来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地步。《商品说明法》中不是还有关于虚假表述的条款吗？不过，其中所说的合理收费承诺以及绝对自由选择，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没法找利明小姐来作证。捏造了不在场证明，接受了警方审讯，成功地掩盖了一场凶杀，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了伪证。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事务所里太安静，她甚至忘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她心中不觉一阵害怕，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电话看了好几秒钟，才伸手抓起电话。

对方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恭敬。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恶意，但科迪莉亚却觉得每一个词都带有明确的威胁。

“是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吗？这里是苏格兰场。我们还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了事务所。你今天能不能找个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达格利什高级警司想见见你。”



十天后，科迪莉亚第三次被传唤到苏格兰场。现在，对这幢离维多利亚大街不远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科迪莉亚已经熟门熟路了。不过，她在走进大楼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暂时抛开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进清真寺前必须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样。

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房间里没有多少反映他个人特点的东西。统一配置的书架上，一看就全是关于法律的教科书、各种条令条例以及议院的各种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书。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画，画的是坐落在维多利亚堤岸的诺曼·肖大楼[13]，视角取自泰晤士河上，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灰色与浅赭色的大厦外观被皇家空军纪念柱上的金鹰双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几次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钵玫瑰花，都是从花园里采的，枝干粗壮，弯曲的花刺就像强劲有力的喙，不像伦敦西区花店里卖的那种缺乏阳光、没有香气的玫瑰。

伯尼从来没有描述过达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欢翻来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论转述达格利什。科迪莉亚对这个名字听得烦了，便从没多问过。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与面前这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进来，他就站起来与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她紧张不安。她突然对伯尼感到一阵恼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这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岁，不过没有她想的那么老。他皮肤黝黑，个子高挑，四肢灵活，不像她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皮肤白皙，虎背熊腰。他很严肃，跟她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长辈那种高傲的口气，而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着关切与体贴，但丝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欢他那双手，喜欢他的嗓音，喜欢她看到的皮肤下的骨骼轮廓。他说起话来温和可亲，但是暗藏陷阱，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危险而残酷的人，所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对待伯尼的。在审讯过程中，她时不时地在想，他——亚当·达格利什——怎么同时是个诗人[14]。

他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他介绍说她是曼纳林警官。她总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写字台边上。科迪莉亚觉得自己很了解曼纳林警官这样的人，比如她学生时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她们的皮肤光洁润滑，从来不长粉刺；她们的金发按照规定剪至校服领子上方，卷曲得恰到好处；她们的声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欢快，从来不尖声说话。她们对人世间的正义和逻辑以及她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亚走进来的时候，曼纳林警官冲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表现得很坦然，没有过分地示好，因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调查，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这个表情几乎可以让科迪莉亚掉以轻心，但她可不愿意在那双老到的眼睛注视下表现得像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