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骨头会唠嗑：法医真实探案手记·南方篇》-真实而沉重的刑侦现场-作者：廖小刀

black白夜

那些年，我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破小案，以积累更多的DNA样本，不断更新排查人员数据。

案发现场附近成了我重点采集的区域，周边地区只要发生类似的拦路抢劫强奸案，我会第一时间去比对。

后来，只要有外侦的兄弟去外省出差，我都会拜托他们带上资料去当地比对，我总担心凶手的数据没有被当地及时录入库。

每次有新的DNA检测技术应用到法医工作中，我也会翻出这个案子去试试。

我总会想起胜哥的那句话：凶手还会冒头的。

那一天，到底还是来了。

2019年3月的一天，我刚从短暂的午睡中回过神来，办公桌上的手机就震个不停，那是一个归属地显示为贵州的电话。

简短地介绍完身份，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一句我等待了10年的话——

“我们有一宗系列抢劫强奸案的物证，比中你们2008年夏小兰案凶手的DNA了。”

我猛地放下杯子，一边询问着案情，一边迅速点开DNA数据库的网页。

距离夏小兰被杀，已经过去了10年4个月零8天。

那个反复出现在我梦里的案件，终于有了转机。

虽然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但贵州警方已经锁定了凶手的居住范围，确定了凶手的样貌体态，那张一直模糊的脸终于被勾勒出最关键的几个细节。

我细细询问着贵州那边的案件情况，对方干脆把物证的DNA图谱发了过来。看到图谱的那一刻我终于确信，当年在现场物证中检验出的DNA信息没有让我失望。10年等待，我终于摸到了他的尾巴。

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拨通了胜哥的电话，大叫道：“2008年夏小兰案里凶手的DNA比中贵州的案子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大约是还在咀嚼我那句话，然后突然传来胜哥升了两个调的声音：“那个案子？对出来了？”

没等我答复，胜哥已经挂断了我的电话，不到两分钟，我办公室的门被径直推开，他三两步冲了进来。

胜哥从我手上接过当年的档案，又找出压在柜底的自己写下的侦查笔记，当然，还有那沓厚厚的名单。

10年之后，我们再度踏上追凶之路，这次是我和胜哥两个人。

胜哥第一时间飞去贵州，他觉得自己的直觉回来了。

他和当地的警方穿着便衣，找到了那个半山腰上的农家小院。山石砌成的围墙，院门虚掩着，胜哥站在院门边，兜里的手铐把裤子坠得有点歪，他做了两个深呼吸，又紧了紧腰上的皮带。这一刻，他等了10年。

轻轻推开院门，院子里，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小男孩扭过头，呆呆地看着胜哥他们进来。正屋门口，一个老人正在打瞌睡，屋里空空荡荡，再没有其他人。

胜哥他们扑空了。

老人说，儿子和儿媳2天前刚刚离开家回广东打工去了，家里只剩下他和小孙子。

胜哥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自己千里迢迢飞到贵州，算起来，凶手是在同一天离开这里，坐火车去了广东。

之后他们采集了嫌疑人父亲的DNA连夜检验，信息比对的结果显示：完全吻合。

那组在数据库里静静躺了10年的数据，终于在这一刻成了套在凶手身上的镣铐。这个家的男主人就是10年前在小河边杀害夏小兰的凶手。

胜哥第二天就坐飞机往回赶，但这个案子像是注定要留下些遗憾给他。他刚下飞机就接到消息，凶手已经先一步被刑警队的同事抓获了。抓人的地方，距离当初夏小兰被杀的地方，不足4千米。

凶手不仅当时没有走，甚至这十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工业区里打工。

那年，他杀害夏小兰之后，因为没有抢到钱，一直留在附近的家具厂打工。胜哥排查过他所在的家具厂，但当时混在工人中的他并没有引起胜哥的注意。

因为他只会做木工，老家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老婆又刚刚生产，正需要用钱，年后他便又回到了广东，这让他顺利躲过了胜哥对未返回人员的排查。

杀害夏小兰的第二年夏天，他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撞上了路边的花坛，造成头骨粉碎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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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个让我们发现他的机会，但因为是自负全责，警察并没有太多介入，他草草处理之后就回老家疗养了。疗养持续了两年，而那两年，恰巧是我们对案发地附近进行撒网式排查的时候。

茫茫人海中，他一次次从我们眼皮底下逃脱。除了发生交通意外那次，这些年，他没有和警察说过一句话，上街都会绕开派出所。

但是现在，10年，兜兜转转，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第二天白天，派出所留置室。

隔着一道铁栅栏，我和胜哥终于有机会跟这个我们找了10年的男人面对面。我本以为自己的心情会非常激动，但那一刻我却格外平静。

那确实是一张普通的脸。凶手名叫韦金重，体形精瘦，1.7米左右的身高，穿着灰色的夹克和黑色的长裤，说话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胜哥职业生涯中审讯时间最长的一次，总共十几个小时，日夜颠倒。

起初，韦金重并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回答都格外简短，像是怕泄露什么秘密，不说话时就抿着薄薄的嘴唇发呆。

关于10年前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说。确实，这是最稳妥的办法，10年时间会模糊很多东西，我们也做好了他抵赖的准备。

只是凶手可以沉默，证据却能发声。陆陆续续抛出的物证一寸寸击溃了韦金重的防线，十几个小时的沉默抵抗后，他最终承认自己杀害了夏小兰。

他已经记不起作案的那天到底是哪一天，只记得那个晚上格外的冷。

晚上9点多，身无分文的他揣着一把菜刀出了门，老婆在家待产，他想弄点钱，想来想去，最快的方法就是抢劫。

他在家附近选了一条又黑又偏的小路，等了很久，骑着车的夏小兰从路的一头出现了。

看着对方孤身一人，他从草丛里蹿出来拦住了她，问她有没有钱。他举着菜刀威胁夏小兰，夏小兰试图骑车逃跑，韦金重在两人错身而过的时候，用刀背狠狠砸向女孩的头。

他把女孩拖到旁边的草丛里，迅速搜了她的衣兜，一无所获。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关心有没有钱了，看着没什么反应的女孩，他觉得心里有什么在翻腾。趁着女孩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他脱掉了对方的衣服。

韦金重的交代仅止于此，对于那段时间另外两起相似手法的案件，他始终不肯承认。

“有证据你就弄我，怕啥子。”他抬起头，语气平静，眼神却带着深深的挑衅。

韦金重的话像是迎面给了我一记重拳。关于另外两起案件，我有太多遗憾。根据两个被侵害女孩的描述，两起案件的经过和作案手法几乎一模一样，案犯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只是被侵害的女孩都是第二天才报案，已经洗过澡，洗了衣服，甚至连手指甲都剪了一遍，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物证。即便他嫌疑再大，我们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审讯结束后，我们带韦金重去指认案发现场。他戴着手铐和脚镣，走得很慢。

当年的小路已经变成宽阔的水泥路，那片荒草地如今已被人工绿化草地所替代。我们只能根据周边的河流和电线杆，推测当年夏小兰被杀的具体位置。

夏小兰当时所在的工厂已经搬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居民区。来往的居民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一行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每天散步的河边，曾经发生过什么。

只有我看着不停息的河流，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那片深深的芦苇丛里，赤裸的女孩还躺在那里。但是我知道，今天过后，她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了。

贵州的系列抢劫强奸案最终也被认定是他所为，但我们这边的那两起案件由于没有直接证据，加上案发时间过于久远，受害人无法准确辨认凶手，最终无法认定。

虽然有些小遗憾，但更多的是解脱。

押着韦金重回看守所的时候，他在车上问了胜哥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这回我不干这事儿，你们就抓不到我？”

“你能忍住不干坏事？”

胜哥拉着他的手铐，把他推进了看守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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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无证之罪
案发时间：2012年10月

案情摘要：一放牛老汉在河边树林中发现一具无名白骨尸。

死者：？

尸体检验分析：

上半身完全白骨化，双脚、小腿残留些许干瘪肌肉及皮肤。

头骨无伤，盆骨、四肢无骨折，基本排除交通意外后抛尸。指甲短且干净，足底未彻底腐败，无老茧，非流浪汉。颈椎骨骼见3道平行切痕，刀杀？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全身共有206块骨头，堆在一起看着不多，提着也不重，但如果把它们平铺开来，在一张长2.45米，宽1.1米的解剖台上，居然会摆不下。

这是一具白骨尸带给我的新发现。

前一天下午，一个放牛老汉在河边小树林里发现了这具白骨尸。我们抵达河堤公路时，镇上接警的一个民警和一个辅警正坐在路边的车里吹空调。

“你们赶紧把尸体运走看看，这天气太热了。”

尸骨被发现的位置距离河堤公路50米左右，民警领我们钻进小树林，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绕了好几个弯才到现场。

当时，白骨尸就“躺”在那里，上身的T恤完全分辨不出原貌，也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又一个“无名氏”。

这种尸体几乎是贯穿广东整个夏季的“特有产物”。30多摄氏度的高温，小河边偏僻的树林里，有人自杀，也有人吸毒致死，当然，更常见的是病死的流浪汉。

这类尸体往往没有家属，没有围观群众，没有人过问，平均一个月我能接到三四具。处理得多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

拍照的同事似乎也觉得这些骨头不值得费太多工夫，对我说：“随便摆摆，拍几张就可以了吧。”

我看了眼手机，已经到下班时间了。身上的白衬衣已经湿透了，我有些后悔中午把警服送去了洗衣房，它被早上刚看的一具水浮尸熏得发臭，不得已我才穿自己的衣服来看现场。回去赶紧把衬衣塞洗衣机里，多加点消毒水，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事。

“速战速决。”

听我催促，拍照的同事将拿出来的物证编号牌又塞回袋子，和我七手八脚收拢起散落的骨头。

回到解剖室，我拉开黑色尸袋的拉链，大块的、小块的、长条的骨头乱七八糟地掺在一起，像套散了架的拼装玩具。

解剖台放不下这具尸骨，我在地板上摊开一张白色床单，开始“拼图”。

先是颅骨，我用双手把它从尸袋里捧出来。这是个极其漂亮的颅骨：没有头发，完整、干净，让我一瞬有种拿骨骼标本的错觉，而不像在验尸。

再是盆骨，接着是四肢、椎骨和肋骨。

他的上半身已经完全白骨化，仅有双脚和小腿残留些许干瘪的肌肉和皮肤，让人联想起卖肉档口挂的连着筋膜的牛羊骨架。

一幅“人骨拼图”一寸寸在我眼前显现，可关于他的一切，我还一无所知。

白骨尸是尸体中秘密最多的，也是法医鉴定起来最难的。因为躯体基本腐败殆尽，留给法医的有价值的信息最少。

拼得越完整，我越困惑。头骨无伤，盆骨和四肢无骨折，基本排除交通意外后被抛尸于此。

我捡起面前那些因为腐败而脱落的指甲，又看了看尸体的足底。指甲很短且干净，足底还没有彻底腐败，也没有长期赤足形成的老茧，死者生前应该不是流浪汉。

那是自杀者或者吸毒人员？

我在脑子里拼命回想着昨天的现场，是不是遗漏了什么？

当时天色渐渐昏暗，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尸体被抬走后留在原地的凹陷，里面有灰褐色的蛹壳层层叠叠堆积着。

哪儿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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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回忆着昨天哪里出了问题，解剖室地上白骨尸的颈椎骨骼上，一块污迹闯进了我的视线。昨天的现场和解剖台上的白骨尸在我眼前渐渐重叠。

等等！没有针头，没有绳索，没有刀具。现场既没有吸毒用具，也没有自杀工具！

人是怎么死的呢？

我拿起那块骨头猛地站起来，或许是蹲得太久，我一瞬间眼前发黑，缓了一会儿才走到水池边，小心地用水清洗那块污迹。

水流不断冲刷，污迹越来越浅，3道平行的切痕露了出来！我的心跳一瞬间快了起来，但却不敢确定。

解剖室里光线昏暗，我快步走到室外，将那块骨头冲着太阳。阳光下，骨骼上的几道切痕清晰可辨。

有人曾经用刀狠狠割过死者的脖子，这是一起凶杀案！

我最怕的就是这种一开始根本没有被认定成凶杀案的现场。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自己可能无意间已经破坏了现场。

我开始气恼，被害人是谁？又是谁下了这么狠的手？

案件性质因为这3道不起眼的切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解剖室里，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一起杀人命案和一起普通猝死案，现场勘查的方向与方法有天壤之别，我必须重新回到现场，弄清楚白骨是谁，还要找到凶手。

第二次抵达现场的时候，我的心情没法像昨天那样轻松。

树林外围已经被警戒线圈了起来，河堤边停了六七辆警车。上次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技术人员，这次我们出动了2个组，6个人。

我远远地和专门负责命案侦查的外侦兄弟们打了招呼，朝尸体原来的位置走去。

通往林子深处的那段路依旧难走，太阳的炙烤再加上神经高度紧绷，我再一次浑身湿透。

位置这么偏，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抛尸，因为从公路到河边的距离比到树林更近。抬着一具尸体走这么远的路，体力上难以支撑，况且把尸体搬进树林，不如直接丢进河里，更不易被察觉。

现场正中，那个浅浅的泥坑是尸体搬走后留下的。坑里早已被腐败液体浸透，加上旁边的小垃圾堆，燥热的空气中，一种怪异的混合腐臭味萦绕在我们四周。

我翻开一层层垃圾，给那一堆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破烂”挨个编号、拍照，从1号到30号，连周边的树都没有放过。物证编号牌用光了，干脆拿便签写上数字临时充当编号牌。

胜哥戴着口罩朝我走过来。他张口就直接逼问我要点：“死了多久了？”

我用长柄钳子再三确认尸体原本的位置没有其他东西，然后脱掉一层手套，只剩最里面那层，捏起泥坑里一个苍蝇蛹壳，用指尖轻轻捻动。

灰褐色的蛹壳已经完全脆化，不需用力就变成了粉末。再综合考虑时间和天气，可以大致估算出，尸体在这片小树林里放置的时间超过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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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我总觉得老师讲死亡时间推断很神奇，等我成为法医之后才发现，这就是个“世纪谜题”，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我扔下手里的蛹壳，给了胜哥一个保守的回答：“死亡时间超过两个月，但不超过一年。”

胜哥立马不干了，喊着：“这怎么查？时间跨度也太大了吧！”

他蹲下来凑到我边上，轻轻用肩膀撞了撞我。这是摸准了我肯定有比书本上更大胆的“私人建议”。

对于广东的天气，我挺无奈，就像老天爷额外给我工作增加的难度。冬天即便只出两天太阳，气温也能飙到二十六七摄氏度，在这里冬天穿T恤出门并不奇怪。

“先查今年4月份之后的吧，年初还是挺冷的，应该穿不了T恤。”

时间范围缩小了一半，胜哥满意地走了，留下我对着几箱标了号、散发着恶臭的物证发愁。

第二次从现场回来，我开始细细清洗那件尸骨上的T恤。

T恤已经有些腐败脆化，我不敢使劲搓，更不能用力拧，只能开着水龙头用流水冲。

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怎么手洗过衣服的我，小心翼翼揉洗了两遍这件“尸骨衣”，T恤依然漆黑一团。我将它捞起来，翻出内里，那里还沾着一些蛹壳，以及更多难以分辨的腐败组织。

从现场淘回来的几箱垃圾里，这是我最“宝贝”的一样。虽然衣服已被腐败的尸体浸润，又因为风吹雨淋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但正面隐约可见的两个大写字母让我忍不住兴奋。有明显标识，衣服的辨识度很高，说不定家属能认出来！

我拿出一张塑料布，把T恤平整地铺在上面，将蛹壳一个个摘下来，又用刀片轻轻将上面附着的不明组织刮下来，然后把洗衣粉一点一点涂抹到那些有明显污迹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处理。

终于，浸泡T恤的水不再浑浊。我摘掉手套，把一个半小时的劳动成果拍照传给了胜哥，摊平的灰色T恤正中，两个大写的字母清晰可见——“FE”。

无名白骨尸的第一封协查通报终于发出去了，我们都在等那个能认出这件T恤的人。

胜哥排查了辖区里近一年的失踪警情，但是来认尸的三四家都对不上。尸源的查找范围从本地辖区扩大到了邻市。

白骨化尸体的优势是，耻骨联合煮起来特别省事，这道工序能帮我准确判断死者的年龄。但弊端也很明显——面对一堆骨架，就是亲妈来了也难以认出死者。

一周后，依然没有人来认领尸骨。

我预料到这个案子会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毕竟死亡时间越长，遗留在现场的物证和线索越少。

除了目前这些手段，只剩下“颅相复原”。这是一种通过颅骨形态，结合剩下肢体的脂肪厚度，绘制死者原貌的技术。但因为很难准确还原五官和发型，偏差较大，我实在不想用这一招。

那件已经被我清洗到极限的T恤还在那里，衣服上凌乱的破口和褶皱总让我越看越恼火。

眼下，T恤是最有可能确认白骨尸身份的物品，我突然冒出个想法，打算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

第二天，当我把一个男性塑料模特扛进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所有同事投来诧异的目光。

门卫笑着过来拦住我，问道：“是不是嫂子准备开服装店？”我摇了摇头。

警队里一帮小伙子没人摆弄过这种东西，大家热情高涨，手里没活的都跑到天台上来帮忙，七手八脚把“人”组装了起来。

我把死者的T恤小心地套了上去。大家围着塑料模特转着圈看，都觉得新鲜。照片拍出来的效果出奇的好。

有了照片，接下来就是修片。T恤上的破口、污迹浸染严重的色块都需要修复。

我之前玩过摄影，这次一边在网上搜修图教程，一边自己慢慢鼓捣，当天晚上花了2个小时，终于将新拍的T恤照片修好，传给了胜哥。

胜哥立刻发出了第二封协查通报。

拍完照之后，我就把塑料模特收进了5楼的临时物证存放室。在我看来，整栋大楼就那个房间合适，空间大，平时很少有人去。

我把它立在房间的角落，想着不碍事就行。没想到，塑料模特“住进去”的头两天，就有不止一个同事晚上去物证室时被这个站在角落里的“人”吓得嗷嗷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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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人平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对各种重口味现场、半夜坟场之类的故事津津乐道，结果一个塑料模特就让他们“原形毕露”了。

我跟胜哥讲了这个事，胜哥嘴上说着晚上要去物证室见识一下，可之后再也没提过这茬。

转眼进入11月，一天上午，胜哥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我认得那件衣服！”

塑料模特终于在发案一个月后显出神威。

胜哥在派出所接待了打电话的女人。她30岁左右，在长椅上哭得很伤心，一手捏着眼镜，一手拿着纸巾擦眼泪。

她说，通报上那件衣服是她亲手买给弟弟林宇的生日礼物，7月初的一天，林宇穿着这件T恤，骑着摩托车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开始她并没有特别担心，因为弟弟好赌，一赌起来三四天不回家是常事。可一周过去了，弟弟还没有回家，打电话又一直打不通，她和家里人开始着急了，便四处打听。

直到胜哥把协查通报贴到她住的那条街上，她才知道自己的弟弟可能已经遇害。

女人还提供了一条线索，林宇的一个赌友说，林宇在失踪前一天刚借了3000元钱。

关于林宇被害的细节逐渐丰富起来。

胜哥觉得，自己真应该去物证室看看那个站在墙角的塑料模特，虽然有点吓人，却立了大功。

当天晚上，DNA比对结果证实死者就是林宇。此时，距离他失踪已经超过4个月，我们终于可以给这具白骨写上名字。

胜哥立马调取了林宇失踪前的电话记录，最后一串号码吸引了他的注意。那通电话来自林宇的同学兼老乡，吴勇。

吴勇是一个小眼睛、厚嘴唇，看起来宽厚老实的年轻人。他到林家吃过饭，林家人也都认识这个同乡。按照林宇姐姐的说法，吴勇话不多，不管干什么都听林宇的，就像她弟弟的跟班。

林宇的父亲在儿子失踪后，两次找吴勇问过林宇的去向，但吴勇都说自己不知道。而通话记录显示，林宇失踪那天他们通过电话，而且他也是最后一个跟林宇通话的人，可他却从来没有和林宇的家人提过这一点。

但仅凭一个通话记录，还不能惊动对方。

我们立即寻找路面监控。可是监控保存期限只有3个月，何况河堤上的公路根本没有监控，最近的一个摄像头在几千米之外。

从法医的专业角度看，时间过去太久，现场环境复杂，就算遗留有什么物证，能够发现和提取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凶手作案时穿的衣服和鞋子还在的话，可能有办法，前提是他能老实交代作案时穿的是哪件衣服。

4个月的时间足够他编出一整套符合自己逻辑的说辞，但这里面有没有漏洞，我们可以替他检验。

我点子多，又想到一个冒险的方法：测谎。这像一次和嫌疑人的对赌。

那天，胜哥以询问证人为借口将吴勇带到公安局。当时他正准备收拾行李回老家。

办公室里，胜哥例行询问了吴勇是否对林宇的死亡知情，吴勇神情放松地回答：“不知道。”

当胜哥问到，林宇失踪那天，他是否给林宇打过电话的时候，吴勇的眼神开始有些飘忽。显然，他对侦查手段一无所知，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看见桌上那个酷似心电图机的机器时，吴勇开始有点紧张了，手指不自觉地做起小动作。

我让吴勇坐在测谎仪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告诉他这是在测谎。他本来重下去的眼神不自觉抬了起来。

测谎仪刚引进国内的时候，一线侦查员都以为这东西神得很，直到“杜培武杀人案”被认定为冤案之后，再也没人把测谎结果作为证据。这次，我们打算让测谎仪发挥点别的作用。

我们没有直接开始测谎，而是故意拖延。长时间的等待会让被询问的人愈发紧张，从而露出破绽。

我给吴勇的手上涂上酒精，粘好电极，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双手僵硬。我掏出准备好的扑克牌，出其不意地递过去一张黑桃A，他诧异地接过去。

“请问，我给你的是不是黑桃A？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吴勇不明所以。

我又递过去一张方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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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预设问题的目的是测试对方的配合度，并且让对方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这台机器来判断他是否在说谎。

“请问，我给你的是不是方片A？请说你拿到的是方片A。”

“我拿到的是方片A。”

仪器上的曲线出现轻微的变化，那是吴勇撒谎后触发的生物本能一时还没法控制。

让他“信”只是第一步，到底能不能成，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胜哥和我跳过了第一关键问题“你有没有杀人”，而是直接抛出后续两个关联问题——“你是不是在杀人后把刀丢在了现场附近？”“你是不是把杀人时穿的衣服带回了家里？”

吴勇像是一瞬被箭击中了铠甲的缝隙，对于这两个问题，他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抬起头一脸茫然，说道：“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啥意思，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不管你回不回答，我们都能知道结果，沉默就代表是。”

测谎的第二步就是让他“慌”。

吴勇开始了一连串的否认，仪器上的曲线剧烈地上下波动。

“测谎仪已经明确检测出你在撒谎，抵赖没有任何意义。”

吴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很快，在我们准备好的摄像机面前，他承认自己杀了林宇：“人是我杀的，还有吴兵帮我。”

根据吴勇提供的线索，胜哥当天抓住了吴兵。

两人都招供了，过程异常顺利。

让我没想到的是，此刻我和案子却被推到了悬崖边，摇摇欲坠。因为没有物证。

案子最关键的物证是割颈的凶器，还有案发时吴氏兄弟穿的衣服。如果我能在这些东西上找到林宇的血迹，就可以串起完整的证据链，杀人者就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现在这几样我一样都没有，真成了“死无对证”！

吴氏兄弟说，犯案当天穿的衣服都扔掉了。至于凶器，是吴勇从家里带的一把不锈钢菜刀，样式普通，也已经用了很久，杀完人就扔河里去了，完全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什么样子，胜哥从网上随便点开一张菜刀的照片吴勇都说像。

树林边的河是我们辖区最大的一条河，水面宽阔，河里常有上千吨的货轮航行。吴勇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在什么位置扔出去的，只记得自己用了很大力气，至少丢出去10米。

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和同事拿着金属探测仪和超大的电磁铁，开始打捞。

3天里，我收获了一个废旧的铁圈、两根钢筋、几块不明用途金属块和若干螺丝，却连一个长得像刀的玩意儿都没捞到。

队长叫停了我的打捞工作，这意味着这起案子到这儿可能就悬着了。

我知道，这档案要么在我桌上，要么被放进档案柜。而一旦被放进那个黑漆漆的柜子，之后的10年、20年可能都不会再有人打开。

那些不再有人打开的悬案不是薄薄一沓纸，那是被害者压在我心上的一座座“坟”。

胜哥那边的进展也不顺利。

吴氏兄弟口供里提及的最后一个关键物证是林宇骑到现场的摩托车。按照吴勇的说法，他们俩把车卖给了街边一个修摩托车的小店。但胜哥找到车店老板时，老板却说摩托车收了没多久就被人偷了。

虽然我们怀疑这是老板的托词，更大的可能性是林宇的摩托车已经被车行拆成零件处理掉了，但尴尬的是，我们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最后一环证据也断掉了。

仅有口供，我们根本无法给吴氏兄弟定罪。如果吴氏兄弟翻供，我拿什么来敲定他们的罪行，拿什么把他们绳之以法？而证据在哪呢！

就在这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吴氏兄弟的口供出问题了！

胜哥发现，吴勇和吴兵两人交代的细节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每次的笔录都有些细节合不上。他从看守所审讯回来就找到我，表情凝重地说：“必须得找到证据，不然就‘麻烦’了。”

我知道胜哥口中的“麻烦”是什么。

那是一起可以被称为我们队里所有刑警“梦魇”的案子——我们曾亲手放走一个“杀人犯”。

6年前，辖区里发生过一起古怪的案件：医院里，一个病人忽然发生抽搐，然后迅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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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本身并没有癫痫病史，出现这种症状很反常。因为毒鼠强的中毒症状和癫痫发作时极其类似，有医生怀疑病人可能中了毒。

毒化检验的结果让所有人心惊肉跳：死者的血液里确实有毒鼠强成分。

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医院。但在随后的病历排查中，我们发现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这家医院前后有26个病人出现过类似癫痫的抽搐症状。

对比以往资料，一家医护人员加病人不足500人的医院短期内出现26个癫痫病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也就是说，这家医院里有个游荡着一直在投毒的人！前面26人中可能也有受害者！

我们给这些人剪取指甲、抽血进行化验，甚至在征得对方家人同意之后，把一位已故病人土葬了的尸体挖出来开棺验尸。

但最终，我只在一个死者的身体里检测出了毒鼠强成分。

锁定的嫌疑人是一个年过六十的女护工。她看起来沉默寡言，畏畏缩缩，普通到在街上走一圈就会消失在人群里。

我只记得，她的手格外得湿。

看护记录里的她就像一个行走的“恶魔”，她负责哪一个病区、哪一个楼层，对应的地点就会出现“癫痫发作的病人”。

我们甚至在她放个人物品的地方发现了毒鼠强，但她辩解称自己是留着杀老鼠，而且护工存放物品的房间基本是开放空间，谁都能接触，谁都有嫌疑。

最终我们在女护工的检材里没有检测出毒鼠强成分。女护工被无罪释放。

放她走的那天，我心情格外沉重。就是这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凶手”最可怕，因为没人能担保她不会继续作案，而且放走了可能再也捞不回来——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人群里埋下了一颗炸弹，不知道它会不会炸，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炸。

而在医院医生和护士眼里，就是我们放走了凶手。

此时此刻，嫌疑人吴勇、吴兵就在看守所的铁栏杆里面，都有口供，但如果我们拿不出证据，那扇通往外面的大门随时都会开启。

从那以后，我经常会在结束一天的常规工作，或者当天安排的尸检比较少的时候，带着助手和同事到林宇出事的河堤“吹风”，期待着能碰上和案件相关的东西。

1次、2次、10次“吹风”过去，广东天气渐渐转凉。

有次“吹风”，助手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只烂拖鞋，我瞄了一眼，没好气地问他：“两个案犯一个死者，三个老爷们儿，谁的脚能穿进这只36码的女式拖鞋？”

又不知“吹风”了多少次，12月的一天，我突然在河堤公路上发现了一滴干涸的只比黄豆粒大一点的血迹。

我异常兴奋，小心翼翼把样本送进了实验室，却见鬼一样一连三遍都测不出DNA分型。

我不死心，又把剩余的样本送到省级鉴定机构。结果让人完全崩溃：那压根不是“人血”，是“鱼血”！

我成了一个分不清人血与鱼血的法医。

就在我被现场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时候，胜哥还在吴勇新口供的指引下，在一条小河沟里摸索了整整2天，希望能把他交代的丢进小河的钱包、手机找到。

可捞起来的除了乌黑的淤泥，就只有垃圾。

紧要关头，林宇的姐姐突然想起一个关键线索：眼镜盒。她记得很清楚，林宇骑走的是她的车，车上放了一副她的眼镜。弟弟和车一起失踪之后，她在同一家眼镜店又配了一副。

但从审讯最初到现在，吴氏兄弟根本没有提及“眼镜盒”。

这可能是一次疏忽，但也可能是案子的一个转机。

我又来到案发现场，这成了我做法医以来看过次数最多的现场。

日子都到12月底了，我见证着这个案发现场的改变，在广东，这3个月已经囊括了一年之中四分之三的景色变化。

小小的眼镜盒。这种搜寻工作最磨人的地方在于，没有具体地点，只能靠着两只眼睛、两条腿，一遍遍反复搜索。

更大的不安来自谁也不知道那个被凶手随手丢下的眼镜盒，到底还在不在那儿。

第一次，10个人斗志高昂。结果找了一下午，到天黑只能回食堂吃饭。

第二次，只去了3个人。

第三次、第四次，我只能拉动助手同行了。

black白夜

是的，我习惯了失望，却依旧放不下期待。我心底已经做好了打算，哪怕案卷送到了检察院，只要一天没有开庭，一天没有审判，我就一天不会停止。

案子破不完，坏人抓不尽，但是让攥在手里的罪犯溜走这种事，一次就够了。

一个很平常的午后，我又招呼同事一起出发，这是第二十三次“吹风”。

快到傍晚，正当我以为今天又会是一场徒劳时，突然听到了同事的欢呼，我看见他跳跃起来，双手上举，一只手还捏着一条不知道哪里捡来的长竹竿。

这是我第一次在篮球场之外，看到这个30多岁的人跳这么高。

我丢下手里的枯枝跑了过去。

草丛中，一个黑色的小盒子静静地躺在那里。

经林宇姐姐辨认，我们找到的眼镜盒就是她当初放在摩托车上的，眼镜盒和眼镜布上清清楚楚地印着眼镜行的名字和地址。

根据口供找到的物证成了证据链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案件的所有资料在年底前如期移交到了检察院，吴氏兄弟被顺利批捕。第二年冬天，吴勇被判处死刑，吴兵被判死缓。

把档案送到档案室的时候，我在案卷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这本档案之后再不用被开封，我是经手它的最后一个人。

可能真是我执念太深。即便找到了证据，惩罚了凶手，我还是不能完全放下这个案件。那幅“白骨拼图”总在我脑子里晃悠，我还有一个“谜”想不通。

最初，“五一”过后的某天，林宇找到吴勇说有人欠了他5000元高利贷，让吴勇和他一起追债，并且答应追到之后分些好处给他，“肯定不让你白忙活”。

林宇先到广东几年，对这边的环境更熟悉，吴勇从老家过来以后，就成了林宇这个老乡的小跟班。这次吴勇也没多想，就答应林宇一起要债。

忙活了2个月，两人不管是去欠债人家里还是工作的地方，都堵不到人，没收回一分钱。吴勇觉得要债这事没结果，就不想去了。

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审讯时吴勇说的，就是他看到林宇因为要不到账私自在欠条上多加了一个“0”，将“5000”改成了“50000”，这让他更觉得林宇不靠谱。

他拒绝了林宇再次一起要账的邀请，并且试着向“大哥”要点辛苦费。因为每次出门，不管是给车加油还是吃饭喝水，都是自己掏腰包。

没想到，“小弟”收到的是“大哥”的两个耳光。

吴勇没有吱声，也没有还手，但正是这两耳光让他暗下决心。

吴勇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堂哥吴兵，两人约定在河边的小树林教训一下林宇。

那天，吴勇打电话告诉林宇，说看见欠债人在河边钓鱼，让他赶紧过来。

吴勇领着林宇走进小树林，躲在林子里的吴兵立马抄着刀从背后冲上去，但没等吴兵动手，“大哥”林宇一把推开了他，还给了吴勇两脚。

几乎是同时，吴勇扯过菜刀，一刀砍在林宇的脖子上。怕对方不死，又在脖子上割了几刀。这就是我最初发现的骨头上的3道切痕。

杀人后，两人拿走了林宇的钱包和手机，骑上他的摩托车逃离。直到大半年后被我们抓获。

我见过不少少年，都幻想有个江湖，满是侠胆道义。现在我才想明白，这个江湖中其实只有几百元钱的争执、背后的菜刀与白骨。

black白夜

05　谁动了她的梨
案发时间：2017年6月

案情摘要：某出租楼内一租客遇害。

死者：女租客

尸体检验分析：

面部缠绕透明胶带，手脚部被尼龙绳捆绑。

裙子被撩起至腰部，大腿内侧见血手印，疑似遭受性侵。

胸部见伤口，持续流血，血液呈暗红色。

2000年左右，在珠三角当法医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尤其是对我这种运气不太好的法医来说。

那时，珠三角是全国知名的治安盲点区域，一年有近百起命案发生。我可能是事故体质，一值班，命案就井喷。我曾经在一个值班的夜里，连续勘查了3起毫无关联的命案。最黑暗的那段时间，匪徒的凶残无人能想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和这帮人战斗了近10年，队里牺牲了3个兄弟，设下无数监控，严格管理出租屋登记，恶性案件的发生数量，已经不足当年的五分之一。

我和胜哥一直以为，日子会这样慢慢过下去。

然而在2017年仲夏，一起案件把我们一棍子打醒。我们从未遭受过这样的打击，凶手用一种拙劣的障眼法，扰乱了所有线索。我们出动了上百人，整个区域的警力被耍得团团转。

案发后的第三天，我和胜哥站在案发的那栋公寓楼里，有些失魂落魄。外边搜查得天翻地覆，可最关键的证物，和我们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米，但我们当时并未意识到。

那天清晨，我被一个电话唤起。

前天才去过的抢劫案案发地点，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同一栋楼，同样的作案手法，受害者同样为女性。凶手用一个可乐瓶凌辱了女孩。我猜测，这是一起连环案，敢这样干的混球，应该在10年前就被抓光了才对。

我刚拎起工具箱准备出发，就看到胜哥开着那辆破尼桑，直接冲出公安局大门。他没有等我。

我驱车钻过挂满招牌的小巷，停在命案发生地点。灯箱闪烁，巷道潮湿，犹如市井版《重庆森林》，胜哥那辆破尼桑就停在前面。

眼前是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不锈钢防盗门，不锈钢防盗窗网，周围粘着牛皮癣一样的广告。

身边的一切都在告诉你，来到这里，务必小心。

2天前，这栋楼的女房东被一名男租客绑进房间，抢了手机和现金。没想到2天后，这里又发生一起案子，手法几乎一模一样：绑姑娘，抢钱。只是这一次，罪犯彻底陷入疯狂，还杀掉了女孩。

我到门口时，胜哥刚从里面钻出来。他看我来了，只是疲惫地揉了揉脑袋。我瞧见他牛仔裤上有一小片茶渍污迹，估计昨晚又没有回家。

我知道胜哥在急什么，接下这起案子，他比谁都闹心。

女房东被抢劫的案件，胜哥是主要侦办人员之一。没想到，他还没找到劫犯的线索，这栋大楼居然又出了一起命案。

前后两起案件只隔了2天，他把这视为一次难以接受的失误，他说：“如果那帮兄弟还在，如果队里足够重视，第一时间花大力气抓逃犯，凶手没有机会再跑出来杀人。”

如果能迅速抓到抢劫案犯，或许这个女孩就不会死了。

但其实，那起抢劫案虽然性质恶劣，涉案金额却不大，加上随着治安的好转，重案队的人大大缩减，队里担心没有人手去处理新案子，就没有动用大量警力去追查。胜哥说是办案人员“之一”，其实真正投入的警力就他自己，毕竟队里只有7个人。

人手和时间都不够，没有人责怪胜哥，但看胜哥烟抽得有多凶就知道，他现在是自责、压力一肩扛。

我陪他走到一楼走廊的尽头，看他在墙壁上灭掉快烧到头的香烟，正准备扔掉的时候，我拍了拍他，提醒道：“别在命案现场丢东西。”

他捏着烟头，久久撂下一句：“不管怎样，抓到那家伙就都清楚了。”

女房东正在接受询问，看到我来了，她无奈地冲我点了点头。

多数时候，法医的出现都不讨人喜欢。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会再次和我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