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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宝宝寒

晚清岁月------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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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28 11:01: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道奕经后来有没有审出来,反正随着英军逼近南京,道光已经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再去理会这些了。再后来——那其实是过了很多年后的事,有人从紫禁城的皇家仓库里翻出了一张世界地图,那是道光的高祖父康熙帝让外国传教士给他绘的,上面赫然就有英国。可是即使道光看到这张地图又有什么用呢,反正要打还是打不过,再多说一句,要是康熙当年就重视英吉利,还至于子子孙孙被人家挤兑到这个份上吗?
  不去打听,或许还能减掉一点痛苦。
  可是痛苦还是来了,你不找它,它自己来。耆英就南京谈判发来的奏折,与其说是请旨,不如说是转达英方的威胁更合适,而道光也再不可能像当初对待琦善那样,一拍桌子,说你这混蛋,还敢灭自家威风,长他人志气,失心疯了你。
  退朝之后,道光一个人背着手在便殿的台阶上走来走去。虽然远在京城,但他分明看到,那个垂头丧气地坐在南京城内,低头签字画押的人,正是他自己。
  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难堪,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道光很清楚,批准“南京条约”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光代表着他败给了一个看起来乳臭未干的异域女孩,还代表着他不再是有道有为的一代明君,他原来也那么平庸,那么普通,那么不值一提。
  情绪翻涌处,有一种痛可以让你痛到钻心。他这个皇帝,自即位以来,恨不能省下每一两银子,恨不能把除睡觉吃饭以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公事上,他已竭尽全力,换来的却是这样一种结果。
  这个上半夜,道光就那样在便殿徘徊,脚步似乎一直都没停下过。随侍们不敢前去打扰,但是仍能清晰地听到一声声叹息。
  已经五更天了,接近后半夜。随侍忽然听到道光顿足长叹一声,接着便飞快地走入殿中。他坐下草草地写了一封信,随后将其封起来,交给随侍:“等穆彰阿来军机处上班,你就把这个交给他。”
  在道光生平写过的无数信中,这大概是最让人他无奈的一封。因为这就是他让军机处转寄耆英的那份谕旨,在上面,道光用朱笔亲手写下了“各条约准照议办理”几个字。
  这几个字毫无疑问代表着屈辱,可他不能不写。否则,战争就不会停,还会继续蔓延,其利害将不仅限于江、浙等省,最终还会关系到“数百万民命”,他必须对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对数百万臣民有个交待。
  这一刻,快乐和自信从此离道光远去。
  英军退出长江的消息一传出,道光就即刻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但也同时要求各省尽快修筑海防工事,提高战备能力。
  他终于弄明白了。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国的战事,包括他亲自指挥过的张格尔战役,主要集中在西北内陆,海战海防上可以说一片空白,突然要和世界第一海上强国作战,相当于倒数第一和第一掰手腕,能不吃大亏吗?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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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28 11: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事实也是如此,在鸦片战争中,中英军事差距最明显的,就是海上攻防,那些水师战船在英国军舰面前,几乎跟玩具船差不多。
  赶快提高自己的海战能力吧,可问题是能力这东西,不是你想提高就能马上提高的。
  奕山在广州仿造了一艘“军舰”,然后向道光奏报,请求停止再造那些水师战船——造了也没用,这些破玩意,连跟英国海军当面比量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有钱,不如跟我一样,拿去仿造“军舰”。
  道光对这个建议很重视,他让奕山把仿造图纸贡献出来,给闽浙苏三省官员做参考,最好能每个省都像广东那样拥有自己的“军舰”。
  然而造军舰这东西可不是玩家家,英国军舰的制造已经进入了近代化工业行列,大清国的那点小作坊要造军舰,就跟在说个并不好笑的笑话一样。实际操作中,“内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奕山自己的仿造的也基本是个四不像,更别说给别人示范了,再加上经费不足等问题,只能不了了之。
  造军舰无果,洋枪洋炮怎么样呢?
  自鸦片战争以来,大家都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耆英成为“外国通”后,对洋人的新玩意倒也极有兴趣,有一次曾给道光送来一支击发枪。道光自己在射击和武器使用方面是行家里手,他亲自试了一下,发现比鸟枪好用了不知多少倍,于是连连称赞“绝顶奇妙,灵便之至”。
  可是当谈到是否要仿造一节时,他又想到了仿造“军舰”的失败,说这东西我们弄不出来的,到时“必成望洋之叹”,还是省点劲吧,免得气大伤身。
  从以前整治陋规的受挫,以德治国的尴尬,再到现在鸦片战争的失败,都让道光觉得自己好象是置身于一所大房子里。这所房子太久太旧了,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但你想拆掉盖一座新的,一时之间又谈何容易。别说他做不到,即使康熙、乾隆这些英武的祖先也做不到,因为那等于重建一个帝国,最坏的结果就是,新的没建起来,旧的却已片瓦不存。
  改造需要足够的时间、耐心,以及思想和财力上的准备。以当时大清国的财力状况和社会整体思维水准,要想盖出一座新房子,也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道光的应对办法是,随时粘补修理,以保持一律整齐,而不听任其遭到破坏。
  修理房屋,皇帝只是一个主持者,真正依赖的还是下面所选用的这些官吏。道光用了个典故,叫“曲突徙薪”。这个典故说,厨房灶旁应该少堆柴禾,烟囱也要改建成弯的,这样可以防止火灾的发生。
  此后,道光在送官吏赴任地方时经常要提及“曲突徙薪”,意味很明显,就是防微杜渐,你们发现哪里有问题,就要及早出手,不要等到火光冲天了才来跟我讲,那时候房子早就烧着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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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28 11:04:2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道光看来,鸦片战争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祸患,而这场祸患的发生和蔓延,都是因为当事者处置不当所致。每次谈到这里的时候,他无不是悔恨交加,谕旨里尽是“忿恨难言”、“忿懑之至”的句子。有一次,道光甚至当着大臣的面就“握拳捶心”,拿着拳头敲打自己的胸口,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
  道光言有所指,他认为林则徐对此负有责任,而让他后悔和愤恨的也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用人不明”,在禁烟上错误地重用了林则徐。
  道光曾逐一追究鸦片战争中表现不佳的大吏和将帅,除将牛鉴投入大狱外,又将奕山、奕经等人一个不少地送上刑部大堂,而且所判处刑罚都严厉到极点,即斩监候,等于死缓。
  但是等到心绪平和下来,道光又选择了原谅。因为他逐渐明白,这些人并不都是废物渣子,你换一个,其实效果也好不了多少。
  没过多久,牛鉴等人便被一个个地放了出来,而且照旧重用。这里面,也包括最早的“主抚派”琦善和“主剿派”邓廷桢,反正不管你们以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都知道你们是不得已,也不容易,所以都可以官复原职。
  道光对官员的评价也变得客观起来。他说琦善聪明绝顶,出任疆臣多年,什么事都办过,包括这次“夷务”,经历过也算有经验了,相信以后官会做得更好。
  道光唯一不能原谅的就剩下了林则徐。当初,他曾满怀希望地赋予林则徐以重任,可正是由于林则徐的轻率和鲁莽,招致了鸦片战争以及后面连续不断的麻烦,给他的后半生留下了满满当当的失望和创痛,这让人情何以堪。
  林则徐一直未能得到释放和起用,道光甚至不想再提这个名字。在召见从伊犁回来的邓廷桢时,他倒是难得想到了同在伊犁的林则徐,不过说的是:“我用错了人”。
  相对于道光的恨恨不已,林则徐的声誉却达到了顶点。这一方面缘于“虎门销烟”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得不说,与林则徐后期没有正面与英军交锋也有关系。没有交锋,也就没有失败,英雄形象自然就可以长久地维持下去。林则徐对此颇有自知之明,在获悉牛鉴、奕经、奕山等人均被判斩监侯,特别是浙江巡抚余步云人头落地后,他连称侥幸,认为自己流放伊犁,天天处于“雪窖冰堂”之中,苦是苦了一些,但比较这些同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可是外界并不这么认为,大多数人只要一提到林则徐,就会理所当然地把他跟当年的岳飞联系起来,认为朝廷若是能对这些民族英雄放手使用,何愁外夷不灭?“南京条约”的屈辱结果,则更助长了这种情绪,在朝野舆论中,也以是否挺林则徐划界,呼吁林则徐复出的,自然是忠臣,对林则徐复出持消极态度的,便是奸臣,一如京剧舞台上的红脸和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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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1:25:0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时曹振镛已死,他死后五年,鸦片战争才打响——“模棱宰相”简直就是个“福气宰相”,敢情装萌卖傻一辈子,什么苦都没吃过。顶替他的穆彰阿就不一样了,他也想在这些事上“模棱”,但做不到啊,起码皇上写好的谕旨,总得经你手发出去吧。
  大家不敢编排皇帝的不是,所有的火气都发到了穆彰阿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躺着也得挨枪,所以自从鸦片战争开始后,穆彰阿的名声真是糟透了,“举世皆恶之”,像“南京条约”、林则徐被贬遭流放之类,全都归罪到他一人,几乎就是奸佞中的奸佞,整个一脸上涂着白粉的大反派。
  让穆彰阿最为头疼的,还是他在军机处的同事王鼎,由此还酿出了一场惨剧兼闹剧。
  王鼎是个非常正直的官吏,其廉洁程度甚至超过林则徐,生平从不肯帮人走后门,也不走别人后门,死的时候家无余财,这在陋规盛行的官场十分罕见。
  王鼎和林则徐是至友,他们属于那种不带有任何私人利益关系的君子之交。
  就在林则徐被判充军伊犁的前夕,黄河再度决口,殃及河南、安徽各省。王鼎奉命前去实施堵口工程,他知道林则徐熟悉河务,有治理黄河的经验,便乘机上疏将林则徐留下来充作自己的助手。
  林则徐协助王鼎,耗时8个月,眼看着黄河就可以胜利合龙了。王鼎因此被晋加太子太师,其余出力人员也都得到了大小不等的奖赏,唯独林则徐被冷落在旁。
  王鼎为此一再上书道光,赞许林则徐的功绩,要求给林则徐一个机会,让他将功赎罪,免戊伊犁。朝廷未有答复,王鼎认为已经心中有底,便高高兴兴地请大家吃饭,还特意让林则徐坐在首席。这时圣旨到了,但是来使说,皇上交待过,现在不能宣读,必须在合龙的那一天才能公布。
  王鼎更加定心了。他认为这是道光的用意所在,要喜上加喜,将合龙与开释林则徐一道庆祝。第二天,黄河合龙,宣读圣旨:“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
  王鼎大惊失色,倒是林则徐本人镇静自若,像没什么事发生过一样,然而林则徐的态度反而使王鼎更加难过,觉得对不起朋友。当两人道别时,王鼎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不顾一切地为林则徐申冤叫屈。
  执意要贬黜林则徐是道光的意思,但王鼎不可能直接对着皇帝来,他只能先朝穆彰阿算帐。
  王鼎自己虽然也是军机大臣,然而职权有限,若是穆彰阿能站出来为林则徐说上两句,凭他的首席军机大臣身份,林则徐的处境无疑要好得多。可是穆彰阿没有这么做,他当然不是与林则徐有什么特别的过节,而是因为他的生存之道就是混,说话办事都要看道光的脸色,道光说不饶林则徐,他只能照办不误。
  王鼎恨就恨在这一点上。每次碰到穆彰阿这个“奸臣”,他都要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一通。穆彰阿不予争辩,王鼎还追着不放:“你嘴里塞袜子了呀,怎么我说话你听不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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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1:39:21 | 显示全部楼层
  穆彰阿知道王鼎的脾气,只能强装笑脸,敬而远之,见到了都绕着走。某日,道光同时召见两人,这下绕不开了。当着道光的面,王鼎也丝毫不给穆彰阿面子,支起炮架便轰:“林则徐那样一个贤人,你为什么要把他流放到新疆去,我看你简直就是宋朝时的秦桧,明朝时的严嵩。你个大奸臣,王八蛋,我看天下事,都要坏在你手上了。”
  穆彰阿默然无语。道光坐不住了,因为谕旨是他下达的,穆彰阿不过是经个手而已。
  我人不在这里也就算了,我在这里你还这么骂,不是在指桑骂槐吗?
  没错,王鼎是有那意思,他一半是讲给道光听的,穆彰阿不过是被他拿来当了块垫脚石。
  对着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道光也没什么办法。他定了定神,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对王鼎说:“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我看你有些醉了。”不由分说,让内侍将王鼎扶出,其实就是强拉了出去。
  见道光不敢拿他咋的,王鼎一不作二不休,第二天,他抛开穆彰阿,在廷上就向道光直谏,要求赦免和重用林则徐。这下道光真的发怒了,敢情你是给脸不要脸啊,给我闭嘴!
  见王鼎还在滔滔不绝,道光忍无可忍,站起来一拂袖子,就要起驾回宫。
  王鼎气血上涌,竟然上前就要拉皇帝的衣服——龙袍当然不是你想拉就能拉的,那些内侍们是干什么吃的。
  王鼎失望了。
  想到林则徐将永久地在边疆含冤受苦,这个正直的人便无法忍受,他决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作最后一次努力。
  穆彰阿得知,王鼎突然悬梁自尽了!
  他的反应先是一轻松,然后觉得不对劲:这王鼎是个死心眼的货色,他不是要学古人尸谏吧?
  军机章京陈孚恩第一个去王鼎家里探看。他是穆彰阿的死党,回来后,给穆彰阿带来一份王鼎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份奏折,也是遗书,上面果然写着要以一死来弹劾穆彰阿,保举林则徐。
  穆彰阿看了一头冷汗,狠人啊,死了都要咬我一口,我招你惹你了。
  穆彰阿别的不怕,就怕道光拿到这封遗书后,会因顶不住外界的压力,把他推出来应付舆论,那他穆彰阿就真成冤大头了。
  虽然遗书拿了过来,但是王家人显然已经知道了遗书的内容。穆彰阿想了想,把王鼎的儿子找来,劝他说,你老爸冲撞了皇上,皇上现在还在发火,你要是把这道遗书送上去,那皇上就更没面子了,到时候朝廷可能连抚恤金都不会发,你作为他的儿子也会跟着倒霉。
  王鼎的儿子胆小怕事,觉得穆彰阿言之有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穆彰阿说,你不要怕,我给你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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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1:41:47 | 显示全部楼层
  穆彰阿自己掏了一大笔钱给王家,算是封口费,让他们隐瞒自杀一节,只说王鼎是“暴卒而亡”。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像一些,他还亲自给王鼎写了墓志铭,里面当然是春风化雨,不会涉及到一点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知道的看了,还以为他们是相交多年,相知相重的老朋友哩。
  遗书还是要送给道光看的,不过已经换了一稿,那是穆彰阿让手下门人写的。这道光也不好糊弄,他觉得奇怪,一个军机大臣怎么说死就死了,怀疑遗书作伪,不过在派人去王家看过后,并没找到什么疑点,也就不了了之,该抚恤的抚恤,该嘉勉的嘉勉。
  穆彰阿却为此留下了心病。事发后,他让陈孚恩到处宣传,说王鼎乃重病而亡,但小道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有些人免不了窃窃私语,当八卦一样地传来传去。
  穆彰阿很着急。有一天,他在军机处问陈孚恩:“王鼎身故那件事,我听人讲还有别的情况,陈兄第一个去王府探看,一定是了解真实情况的,能不能说说看?”
  陈孚恩没想到穆彰阿当众有此一问,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吱吱唔唔答不上来。在坐的其他军机大臣更是相顾愕然,不知道穆彰阿在演什么把戏。
  陈孚恩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心说这穆彰阿明明知道真相,还要这么来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怕犯欺君之罪,想杀人灭口了?
  想到这里,陈孚恩冷汗直冒,不知如何应对。你说到道光那里告发穆彰阿吧,王鼎留下的遗书已经被穆彰阿拿去销毁掉了,要告也没证据,而且穆彰阿是首席军机大臣,位高权重,不是他一个章京就能随随便便扳倒的。
  要不,也来个自杀,以向穆彰阿表明心迹?可是看看家里面,葡萄美酒夜光杯,老婆孩子一大堆,哪个也舍不得丢下。
  正在发愁,忽然听到说朝廷对他打赏。陈孚恩明白这是穆彰阿的功劳,赶紧前往穆府道谢,一进去后就长跪不起。
  穆彰阿对他说:“昨天我给你讲那番话,是为了以正视听,制止谣言的散布。可你为什么不回答啊,吓死我了。你要是说了,就可以把众人的嘴给堵住。”
  陈孚恩这才恍然大悟。
  “我以为您是要责怪我呢,所以才吞吞吐吐,其实我也是很愿意为您制止谣言的。”
  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起来。原来陈孚恩回家后,穆彰阿同样怕得要死,担心陈孚恩会去道光那里告发,所以才急急匆匆地去给陈孚恩讨赏。
  除了王鼎这么一个老愣头青,朝中诸臣都心知肚明,要找林则徐别扭的是道光本人,只要道光不松口,林则徐就必须在新疆继续过他的“雪窖冰堂”生活,所以王鼎究竟是怎么死的,几乎没有一个大臣不知道内幕,但没有人会傻到像王鼎那样自讨苦吃,自找不是,穆彰阿的担心实在很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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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1:43:38 | 显示全部楼层
  虽然道光并不知道王鼎是要以自杀来实施尸谏,但舆论对林则徐完全一边倒的支持,不能不对他的思维和决策产生影响。在王鼎死后三年,实际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三年,道光发出谕旨,宣告结束林则徐的流放生涯。
  按照惯例,林则徐需要进京请训,就像邓廷桢他们一样,但是仅仅两个月后,道光就改变主意,命其不必来京,而直接以三品顶戴暂代陕甘总督。从这之后,一直到道光去世,君臣二人都再未见过一面。
  或许道光是害怕因此想起鸦片战争前他在京城召见林则徐时的情景,那足以再次触动他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
  在很多时候,时间的确是一剂良药,然而并不能包治百病。
  在很大程度上,道光重新起用林则徐是被舆论所逼,他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视林则徐为“天下第一能吏”,尤其是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一带,再不敢派林则徐前去。
  尽管签定了“南京条约”,但广州方面的交涉仍是朝廷要面对的最大难题。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没事老是要过来串门,道光对此是既恨又怕。恨就不要说了,怕的是他既无能力也无把握组织反击——连“夷船”和洋枪洋炮都仿造不出来,会打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就不要去白白浪费银子了。
  现在谁能够在广州办好洋务,把洋人们堵在门外面,谁就毫无疑问是道光心目中的能吏。
  先是伊里布,去了之后内外交逼,没几个月就给活活累死了。接着再派耆英。耆英吸取伊里布的教训,在广州实行的是“民夷两安”政策,说穿了,就是走平衡木,一方面尽可能安抚内部,另一方面避免与洋人发生争端。为了达到后面这个目的,他除签了一堆“糊涂条约”外,还不忘跟洋人说好话,套近乎,有时甚至做到很肉麻的程度,据说他给英国公使写的私信,语调和用词跟情书差不多。
  对“糊涂条约”的严重性,限于文化的隔阂,道光对很多地方不明就里,他只知道自“南京条约”后,他没有再割地赔款,而且局面相对稳定,这就不错了。
  1845年3月,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被授以协办大学士,终于到达了一个被道光充分信任和看重的高度。
  可是耆英的平衡木也没能玩太久,确切地说,仅仅几年。
  鸦片战争前,英商都集体居住澳门,要发货卖东西须通过广州的“十三行”代理,他们自己不能擅自进入广州。鸦片战争后则完全不同,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十三行”的垄断特权被予以废除,英国人不仅可以自由贸易,还能正式进入广州。
  英国人要进来,广东人不让进来。耆英到广州后,璞鼎查曾要求入城,耆英一看,老百姓闹得太凶,根本不敢答应。之后璞鼎查拿到“糊涂条约”,得到了更多好处,也就没有再强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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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1:45: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两年之后,英方代表换成了公使德庇时。德庇时旧事重提,耆英仍然一推再推。这次人家不干了,说你既如此不守信用,那我们就一齐赖皮,不让我进广州是吧,那好,定海你也别想要了。
  耆英无奈之下,只得跟德庇时签了一个“归还定海条约”,明确承认英国人有入城权利。可是德庇时聪明过头,他忘了在条约上加个时间限制,这就给了耆英继续拖下去的借口。
  德庇时是个汉学家,研究中国多年,号称“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他深知这个东方国家的弊病所在,耆英以为可以搞定的事,他却有办法让他搞不定。没过多长时间,有几名英国人在佛山遭到百姓袭击,他便以此为由,派英军进入虎门炮台,“毁炮枢而塞炮眼”,并且还做出了要再攻广州的样子。
  眼看着鸦片战争似乎要重演,耆英惊惧万分,被迫向德庇时发出照会,同意在两年后践行条约。
  这个照会让耆英从“民夷两安”中清醒过来。两年看似很长,其实一眨眼的工夫也就到了,到时难保“粤民”不挑事,挑完了事,英人再动武,皇上再怪罪,自己还是得吃不了兜着走。
  耆英不是张喜那样可退可进的小老百姓,你让他“富则妻妾成群”可以,要他“穷则独善其身”就免了。倒算着日子,耆英越来越焦虑,他开始让人在京城活动,以便游说道光,好将自己调回北京。
  在道光方面,尽管他对耆英的表现总体感到满意,但耆英在广州的一再示弱举动,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也有把耆英暂时换下来的打算。有人一提议,他也就顺势答应下来。
  耆英在调走之前,让他伤透脑筋的,除了“两年之约”外,还有一个“黄竹岐事件”。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商舰船从广州周边驶过时,英国商人和水手们就经常上岸,权当散心。只不过那时候,这帮人尚知收敛,不敢搞得动静太大,鸦片战争结束后,则明显变得耻高气扬,少了很多约束。他们有的驾着小舢板,有的雇用当地人的小艇,看到丛林密集处,便提着枪登岸打麻雀。
  一开始,沿途村民并没多大敌意,仅仅觉得好玩,大人小孩都在旁边围观,一边看,一边嘴里免不了还要叽叽喳喳说笑几句。这本来也没什么,国人爱瞧热闹那是一惯如此,何况你在我的地盘里,难道我看两眼也不成?
  可是洋人不这么想,他们最烦别人在旁边说三道四,特别是有时枪都瞄准好了,给周围人一起哄,结果放了个空炮,鸟雀飞得无影无踪,好不扫兴。更有甚者,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村民的说笑有时还会被洋人误会,认为是在嘲弄他们,于是反唇相讥。
  这种吵架当然是吵不出什么名堂的,因为只能看到对方的表情,却听不懂语言。洋人一着急,举起枪对准村民,作射击状,村民害怕了,一哄而散。久而久之,大家对这些洋人都非常痛恨,纷纷在村口设置栅栏,不允许他们进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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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1:46:50 | 显示全部楼层
  黄竹歧村位于广州城西,村外有一座密林,给舰船上的洋人发现了,于是相率登岸,并强行闯入了栅栏。村里的妇女突然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不速之客,吓得大叫起来。遇到这种场面,照理你得回避,可船上的洋人们没有一个是绅士,全是常年飘泊在外的冒险家,见此情景,一个个都咧开大嘴乐了。
  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又端起枪,这里指指,那里晃晃,做着种种要开枪的动作。其实是想搞个恶作剧,却因此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随着一声锣响,顷刻间,不仅黄竹歧村的人全部聚集过来,连邻村村民也都呐喊着过来援助。
  几个哥们从没有领教过这种阵势,赶紧把枪端好,以为这样可以将围上来的人群吓退,孰料反而更加激怒了村民。众人扑上来,你一拳,我一脚,一会儿工夫便将被围住的六个洋人给揍了个稀巴烂。
  打死了人,而且打死的还是洋人,这就出大事了。村民们赶紧把洋人的尸首绑上石头,沉到村外的河里,给它来个毁尸灭迹,但洋人被杀的事还是没逃得过德庇时的耳目。此君一跃而起,要求耆英查明事由。
  耆英不敢怠慢,即刻下令巡捕限时破案。巡捕招募有经验的渔民,从村外的河里面把几个死鬼的尸首给捞了出来。耆英本以为自己的“高效破案”可以让德庇时满意,不料反给德庇时继续纠缠提供了证据,后者得理不饶人,愈加步步相逼,声言要再次从香港调兵杀入,并将黄竹岐村焚之一炬。
  这时包括黄竹歧村在内的各个村庄也正闹得沸沸扬扬,有哗然而起之势,可以说两边都不服气,都在顶着牛。耆英焦头烂额,这时正好新任广东巡抚徐广缙到达广州,耆英便把这个烫手活移交给了徐广缙。
  徐广缙坐堂,以大清律法来审案。他对德庇时说,按照我国法律,杀人者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那也是以一命抵一命,不可滥杀无辜,再说,你们洋人对此也负有责任。之后,徐广缙把黄竹歧村的士绅找来,强调杀人就得接受王命国法。经过讯问,逮捕19名村民,其中4人为直接杀人者,按律判以死刑。
  各村觉得这么做尚在尺寸之中,然而德庇时不肯罢休,还在那里嚷嚷着要把黄竹岐村一把火烧掉,说是不这样做的话,以后水手们上岸就没安全感了。
  耆英照徐广缙的方子抓药,他让广东全省知名士绅联名出了一份公约,与各村约定自律,以后不许妄杀洋人。德庇时看了公约,觉得实在也没什么可要挟的了,这才罢休。
  “黄竹岐事件”处理结束后,耆英的关系也打通了。道光一纸调令,让他脱离了苦海。1848年2月,耆英接到免职令,道光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两年之约”的压力顺理成章地传递给了徐广缙。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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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30 11:48:45 | 显示全部楼层
  按照约定,耆英答应英人可以进入广州的具体时间应为1849年4月6日,还有一年呢,但德庇时等不及了。在耆英尚未离开广州之前,他就匆匆忙忙地发来照会,提醒对方践行这一承诺。
  接到这份照会时,新官上任的徐广缙正在调查广东民情。他此前有过在福建和江苏任职的经验,对南方民情并不陌生,但来了之后,才发现广东一带与闽、浙、苏都很不相同,主要特征就是这里民风剽悍,那什么“广东十虎”、“佛山无影脚”、“叶问咏春拳”都是有出处的,若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如何能出得了这么多民间高手。
  让徐广缙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还是“黄竹岐事件”。一座小小村落,转眼之间干掉六个洋人,事后如果官府不做工作还不肯屈服,他从仕以来,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没有见到过,也不可想象。
  假如把广州城门打开,直接面对洋人的就不只是一座座小村庄,那是一座大城市,以及城市背后数以万计的民众。
  徐广缙派人访问广州城乡,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对英人入城表示赞同。徐广缙也想过,是不是可以像处理“黄竹岐事件”那样,召集士绅进行说服,但后来很快打消了这一主意,原因很简单,士绅也来自于民众,不能违背民意,当着他这个总督的面,对方或许会诺诺连声,回去后照样还得翻悔。
  就算他徐广缙顶着巨大的内部压力,践行耆英的“两年之约”,洋人们会就此消停吗?这些人进城不是说逛上一圈就回去,他们可能会继续提出要求,比如给地,供其修建办公楼,要不然就是租你的房子,这是意料之中的,到时候你给不给,不给的话,大概又得把枪掏出来,拿开战之类来吓唬你了。
  还可以继续往下推演:随着英人一再相逼,官府被迫一退再退,广州民众对官府的信任度将会降到零,伴之而起的极可能是揭竿而起,那样一来,官府所面临的后果是什么,是两面不讨好,两面受夹击,最终一崩如斯,垮台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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