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中华革命党
说完了袁总统到袁皇帝的变身记，这里却要叙叙另外一位大总统孙中山，此刻的他，又在做什么呢？
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张继、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后，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孙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孙中山听后，便于次日赴基隆。
就当时的而言，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但外交部却反对接纳，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后，也乘船前往神户。在孙中山航行期间，日本政界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终于妥善得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当时宋嘉树（即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数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
8月16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他认为是“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呆了近3年的时间。
在日本定居后，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至于按手印一事，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有丝毫的更改。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忆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事实上，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约，以示庄重（不过免了手印一节）。
孙中山这样赤裸裸的搞个人独裁，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钮永建等人都纷纷拒绝参加。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也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在得知盖手印一节后，或闻风远逸，或罢工杯葛，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二
对于这样的结果，孙中山也很伤心无奈，不过有失却有得，所谓“政坛失意、情场得意”，四十八岁的孙先生娶得二十二岁的宋庆龄，倒成为当时哄传国际的一段佳话。孙中山是职业革命家，一生漂泊不定，早在革命之前，他于1885年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为妻，7年后生子孙科，后又有二女出生。
卢慕贞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传统妇女，她像一般的妇女一样，只希望丈夫能读书做官或者经商致富，她要的是安分守己、家庭安定，对于孙中山来去奔波，尽忙些造反的勾当，卢慕贞很不理解，并将之视为累及家人之事。
由此，两人不仅在理想志向、生活情趣等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因为孙中山常年在各地鼓动革命，卢慕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孩子依附孙中山的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生活，因而两人聚少离多，徒有夫妻之名分。
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其实还有一个妾侍陈粹芬，据《香山孙氏族谱》记载，陈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端芬，生于1874年（比孙中山小12岁），卒于1962年，当时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之时（1891年），通过好友陈少白介绍认识的。
陈粹芬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为人聪敏，性格刚毅，她倒是愿意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在日本、南洋各地奔走策动革命的时候，都有她的身影相伴。当时很多老同志都见过陈粹芬，因为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甚至传递信息等工作，广东籍的革命党人还亲切的称她“陈四姑”。在与孙中山十多年的相伴中，“陈四姑”的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是为革命同志所称道的。1910年间，陈粹芬因患肺病而返回香港疗养，后来便隐居在澳门和中山石歧。孙眉等孙家人一直把她作为家庭成员加以善待，并在她去世后将之安葬于孙中山的老家翠亨村北山脚下（可见于杨博文：《孙中山》图传，团结出版社06年版第7页）。过去的史书多“为尊者讳”，以伟人有妾而影响“神圣之光环”，其实大可不必，以当时的时代，如此之事实属常见。
说起孙宋之间的一段姻缘，还得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即宋耀如）说起。宋嘉树虽然是传教士，但暗地里却倾心革命，后来也就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宋嘉树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这宋霭龄、宋庆龄及宋美龄，便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大姐宋霭龄就曾是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协助处理英文信件等事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与宋霭龄均来到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但没过不久，宋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返回国内，而这时正好二妹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归来，于是宋庆龄便代替了姐姐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与宋庆龄有了多年的友谊之后，曾问她：“你能确切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景仰。我偷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代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时候，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于低潮的时期。在危难之时，宋庆龄担负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孙中山干脆将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都交由宋庆龄保管，并让她负责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此，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和亲密战友。
在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孙、宋两人曾谈起过结合问题，但1915年6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征求家人意见时，立刻遭到了宋家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双方年龄悬殊太大、孙中山家里已经有妻子和儿女等，宋嘉树一时也无法接受曾经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孙中山娶自己的亲生女儿。为此，宋家在震惊愤怒之余，将宋庆龄软禁在家中，不准她外出。
而在这时，孙中山将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并与之办理了分离手续，随后便开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10月中旬，孙中山请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亚（Muphia，宋庆龄的童年好友）前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和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宋庆龄深受感动，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劝阻，在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下从窗户里爬了出来，随后离家出走，并偕同朱卓文父女潜返日本，重新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当时由于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反对这门婚事，因此只有廖仲恺夫妇（何香凝）、陈其美及其几个日本友人到场祝贺。对于革命同志的非议，孙中山表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我不是神，我是人”。
宋嘉树在发现自己女儿逃跑后，随即与妻子倪桂珍追赶到日本，但这时已经晚了一步，婚礼已经举行完毕。据孙中山居所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惠子回忆，当时宋嘉树站在她家门口，怒气冲冲的叫喊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
梅屋庄吉夫妇正要去劝解宋嘉树的时候，孙中山拦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随后孙中山便走出去，稳稳的站住，问：“请问，找我什么事情？”正在暴怒中的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说完，宋嘉树便扭头回去了。
几个月后，宋嘉树对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起这事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不过话说回来，宋嘉树突然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的岳父，一时间难以接受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宋家人也只好接受现实。尽管宋庆龄姐妹间曾一度互不理睬，宋嘉树也发誓与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一切关系，但他们还是尽可能的不想将这件事情张扬出去。直到后来，等到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后，宋嘉树还是给女儿补送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嫁妆，而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为珍重的一套礼物，她一直将它们带着身边，保存十分完好。
不管人们的褒贬毁誉，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和谐幸福的，这对革命伴侣共同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将对今后的中国革命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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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蔡锷出京，云南兵兴
在孙中山与宋庆龄欢喜结缘时，北京城中又现“美女济英雄”，这便是众口交传的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风流韵事了。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生于1882年，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稍逊他的老师梁启超一岁)，十五岁的时候受维新派官员、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时务学堂为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后来，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大才子梁启超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当时蔡锷虽然年纪很小，但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由此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被杀，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梁启超后来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也再次潜回日本，转入成武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蔡锷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第二年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同时期入学的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蔡锷毕业之时，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很多毕业生都在回国后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对日本回国的军校毕业生倒不甚重视，这也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据李宗仁将军后来的回忆，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当时的学堂总办蔡锷。他说蔡校长每次骑马时，都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翻鞍上马，而是从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跃上马背，把李宗仁这帮小学员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货真价实的海归呢。
这里稍插几句闲话，蔡锷这些早期留学的人和1905年后大量涌到日本留学的那些人还不一样，后来去的那帮人大都在东京的华人圈中鬼混，留学一年却连日文都没学会几个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中间，革命党出了不少，真材实料的还真不多。和留美、留欧的学生比起来，当时留日的学生明显要差几个档次，譬如在后来清廷举办的留学生考试中，前五名均为留美、留欧学生，留日学生竟然无一及格。因为当时日本的东西原本就不正宗嘛。
蔡锷回国后，在广西待的时间最长，但后来由于广西官场的排斥，于是他便在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曦的邀请，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后来的开国元帅朱德便是这里毕业）。在此期间，蔡锷还潜心研究军事，写有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不仅袁世凯见了十分赞赏，就连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
更重要的，蔡锷这时已经成为一位有实权的带兵官。当时云南新军的骨干军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而蔡锷是在他们中间资格最老的士官毕业生，从军又早，又是领导，因此被推为大师兄。武昌起义后，云南新军随后响应革命，云贵总督李经曦逃走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他仅仅二十九岁（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经历与之颇为相像）。
蔡锷在政治立场上主要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准确的说，他并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譬如贵州独立后因局势混乱，蔡锷应贵州立宪派的邀请派出部下唐继尧率兵进入贵阳，随后便将革命党杀得人头乱滚，而唐继尧反被任命为贵州都督。在“二次革命”中，蔡锷表面上声称中立，实际上也是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并支持袁世凯“平叛”。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在各省推行军民分治及废行都督，而此时蔡锷与云南军界也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便将蔡锷调到北京，改由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蔡锷到了北京，袁世凯很是重视，因为早在1906年彰德会操的时候，作为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就已经发现这个青年才俊（蔡锷当时担任演习的裁判员）。在民国以后，由于列强环伺，北洋军暮气渐深，实力也大不如前，袁世凯便试图用组建“模范团”、进行第二次“小站练兵”的方法来改造北洋军，当时他最看中的便是军事才能卓越的蔡锷。
当时的蔡锷和老师梁启超都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中国出一个强人带领国家走向强大，因此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而当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正是与袁世凯的蜜月时期。只可惜这段感情维系的时间很短，在国民党解散后，梁启超所主张的政党政治也就在无形中消散，而袁世凯试图让蔡锷出任模范团团长的意图也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
蔡锷在北京呆了三年，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郁郁寡欢，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更是失望之极。据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
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志姑且不说，关键是她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蔡锷了的压抑与憋屈。特别在帝制运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蔡锷听后，不免烦躁，便闷声不答。小凤仙见蔡锷如此反映，便已猜到七八分，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
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四
蔡锷先到梁启超那里征询老师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老师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给老师说了一遍，梁老师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蔡锷原本就是南方军界中的领军人物，加上有个名重四海的梁老师为之著文提携，而当时正受袁世凯青睐的进步党也引之为中坚，就连革命党人，也从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因为黄兴和蔡锷有着极好的私交）。这样一位引人瞩目的、横跨军政两界的人物，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帝制派人物自然不敢大意。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总是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也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并继续追寻蔡锷的蛛丝马迹。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1915年12月19日，也就是袁世凯接受帝制的一周后，蔡锷经越南抵达云南昆明。辛亥革命后，北洋军势力一直未曾染指云南，因而这里也成为当时革命基础最好的地区。当时的云南将军唐继尧，他虽然比蔡锷大一岁，但在资历上，却既是蔡锷的学弟（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与李烈钧、赵恒惕、阎锡山等为同期），又曾是蔡锷的部下。蔡锷在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的时候，唐继尧不过是他手下的营管带（营长）。直到辛亥革命后，蔡锷派唐继尧率部出兵贵州，唐继尧才青云直起，出任了贵州都督，隐然与蔡锷平起平坐。
在蔡锷调任北京后，唐继尧接替为云南将军（因为唐是云南人，能够当地所所接受），经过三年的经营后，此时的唐将军在当地已经是根深蒂固，今非昔比。本来按照梁启超的计划，蔡锷应自命云南都督，然后统率旧部，举旗反袁，但此刻唐将军是否愿意充当旧部，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就个性而言，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继尧则相对木讷。好在当时唐继尧的本意也是要反帝制的，而且他对当年蔡将军对自己的提升也心存感激，因而等蔡锷到昆明后，他便主动让贤，让蔡锷当云南都督，领导反袁。但蔡锷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是空降的光杆司令，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蔡将军了，因此来到昆明后也不好以老长官自居，而是以旧友共事，以拥唐为要，双方相处也算融洽。
在蔡锷抵达之前，当时海内外的反袁人士如李烈钧、程潜、戴戡、方声涛、熊克武、但懋辛等人，早已在唐继尧的暗中支持下齐聚昆明，共商倒袁大计，而此时正是筹安会六君子和十三太保帝制活动的最高潮时期。等到蔡锷到了昆明，云南方面的军队、粮饷、军火等早经准备妥当，昆明也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帝”中心，这可不是远在日本、自顾不暇的中华革命党所能比拟的。
1915年12月22日，唐继尧领衔、蔡锷等署名的电报赶在袁世凯元旦登基之前，要求其取消帝制，并将帝制派祸首杨度、孙毓筠、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明正典刑，以谢国人。在电报中，唐、蔡诸人要求袁世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公开答复，在几番电报来往后，袁世凯宣布在平定云南之前不予登基，明显死性未改，于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便于25日召集群众大会并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起反袁大旗。
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立时欢声雷动，并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盛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蔡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人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台下民众听后一起鼓掌，民意昭然。反袁的号角一经吹响，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袁皇上的小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在宣布云南独立后，唐、蔡、李等人随即组建了护国军，出兵讨袁。护国军当时共有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主要坐镇云南后方。
在1915年底，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长，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兵力尚不足一万，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而且基本是步兵，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弹药也不足，可谓十分的悲壮。按照作战计划，第一军兵发四川，分别向叙州、泸州、重庆三个目标挺进。
李烈钧率领的第二军有两个梯团、四个支队，主要将领为参加赣宁之役的老班底，如第二梯团长方声涛等人。第二军的作战计划是先入广西，再下广东，然后北上湘赣与第一军会师长江。第二军由于兵员不足，曾在沿途招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后来的李宗仁将军便是在此时加入李烈钧的队伍，由此成为一代名将的---当时李宗仁本已弃武从文，在一所中学之内做体操教员，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再度投笔从戎，从基层做起，由小排长起家。
话说回来，如果当年袁世凯能任命蔡锷做“模范团”团长，想必也就不会有这场麻烦。如今倒好，梁启超、蔡锷师徒一文一武，笔杆子、枪杆子一起上，他老袁家的皇帝美梦、锦绣江山，恐怕就要化成泡影了。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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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皇帝友人不买账
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梁启超等人反袁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老袁的体系中人。在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也没有把云南造反看得有多严重，因为云南是穷省，造反的队伍也不过万把人，力量还不如“二次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至少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份都同时独立了，军队也大大超过了护国军，但北洋军还不是轻易取胜？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孔夫子曾教导我们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二次革命的时候，袁世凯是代表中央平叛，得道多助，所以一鼓荡平；但现在袁世凯已经不占理了，因为你要搞复辟、做皇上，总统誓辞言犹在耳，如今却非要强奸民意，搞假选举，弄真皇帝，那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那原本不满的声音就如滔滔江河，汇成洪流了。
要说起老袁起家的本钱，原本在于他多年经营的班底，也就是他在小站练兵、巡抚山东、总督直隶、做北洋大臣及军机大臣时所培养、提拔的各路文武大员，这些人才是袁世凯的本钱。有了这些人，哪怕摄政王载沣把老袁一脚踢回了河南老家，但他的那套班子并不是谁都能指挥得动的。
袁世凯多年精心打造的班底，可以分为文武二类，文的有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杨士琦、梁士诒、周自齐、周学熙、严修、于式枚、梁如浩、梁敦彦、张一麐、金邦平、傅增湘、杨度、施肇祥、曹汝霖、陆宗舆、孙多森等；武的那更是将星如云，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张勋、张锡銮、倪嗣冲、雷震春、江朝宗、曹锟、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田中玉、鲍贵卿、何宗莲、商德全、王英楷、俆树铮、靳云鹏等；介于文武之间的还有赵秉钧、田文烈等人。
正是靠了这个班底，袁世凯才得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后东山再起，并把大清给赶下了台，自己则顺顺当当的做上了民国大总统。按理，袁世凯此时手下谋士如群、猛将如云，如果他能以国计民生为念，励精图治，这些人自然可以成为安国经邦之才，但要是老袁要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太子党，那向心力、号召力就没了。
特别是老袁在推行“军民分治”、“废都督”、“军事处”、“模范团”等举措后，那些老部下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满之心也就日渐增长。及至帝制运动时期，一批新进党徒为贪图荣华富贵，不惜将老袁绑上帝制的战车，而老资格的部下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知道帝制不可为，暗中萌生自立之心，这民国就不免乱象丛生了。人心要是乱了，这老袁的队伍就不好带了。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说来容易做时难。早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后，袁世凯身边便有一批人退出政坛，不愿为老袁服务，譬如“北洋三杰”的“龙首”王士珍，他自命忠于清室，民国后便隐居乡里；前清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曾一度隐退，消极政治；于式枚也以遗老自居，退居青岛；至于那个有个性的辨帅张勋，他则一再声称第一忠于清室，第二才是袁世凯，大清朝都亡了，他的军队还拖着大辫子，也是个不稳定因素；加上民国初年老袁便与唐绍仪失和，加上主管警政的心腹赵秉钧暴死，旧有班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已经消退，这才给了那些新进党徒机会。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旧侣、故友、耆硕之分，但他的那些老朋友也并不买他的帐，譬如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即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除了李经羲坦然接受外，其他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
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后，便已洞察了老袁的心思，从这天开始就不再去清史馆上班（赵尔巽即《清史稿》的主编，这种态度本就是效忠前朝的表现）。对于袁世凯后来的封赏，赵尔巽根本就不予理会。
在袁世凯初投吴长庆军中的时候，张謇曾经是袁世凯的老师，袁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对张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都尊称张为“夫子大人”。尽管袁世凯可能真的没有从张謇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但按中国人的观念，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而袁世凯随着自己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譬如袁世凯升为北洋大臣后，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弄到后来，称谓更是稀奇古怪，正如张大状元说的：“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为此，两人在一段时间内几乎绝交。直到后来袁世凯支持立宪运动，张謇才与袁世凯恢复关系。这次袁皇上封张謇为“嵩山四友”，张謇也不领情，随后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尽管袁皇上给予“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的待遇，但李经羲、张謇仍旧不以为然，毫不买账。也许，在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小样，就你小袁这德性，还能称王称帝？做你的白日梦吧。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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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徐世昌，他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对于帝制，徐世昌原本并不反对，但他认为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反对操之过急。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徐世昌向袁世凯辞去他上任不久的国务卿一职，回到老家河南卫辉继续过他的田园生活去了。
说起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那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徐世昌同袁世凯一样，也是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但他没有袁世凯运气那么好，徐世昌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致使家道中落，家计困窘。在未发达之时，徐世昌曾当过塾师，又在洛阳、安阳、扶沟等县衙帮办文案事务，一直是郁郁不得志。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宁县任文案一职，由于淮宁与陈州相隔不远，徐世昌得以结识袁世凯。
袁世凯比徐世昌小4岁，他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有大志的人，两人于是结为金兰之好。年轻时的袁世凯轻财尚侠，他在得知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于是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徐世昌在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也是徐世昌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便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但凡家中有事，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
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行。由此，徐世昌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基本无人可及。
与徐世昌的消极形成对比的是，袁世凯的另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严修是天津人，进士出身，他原本是贵州学政，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1905年，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在全国推广“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为此，严修也被清廷罢官，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
袁世凯复出后，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他一心一意的从事教育（南开大学便是严修创办），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
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他开门见山的对袁世凯说：“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要变更国体，改行帝制，心里十分着急。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大总统你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搞选举，闹得乱哄哄的，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你知道多少呢？”
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严修有些激动起来：“大总统！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我真是为你担心，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听到这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似有触动。但严修走后，袁世凯又故态复萌。
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形影不离。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一天，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大总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取代清廷，但那时你没有答应。如今时机已失，民心已定，决不可改弦更张，重蹈覆辙啊！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
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便敷衍他说：“这都是外面的传闻，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请仲仁（张一麐，字仲仁）放心！” 张一麐听后很高兴，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为袁世凯辟谣。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
《民国往事》：连载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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