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基本是常年不变，非常之刻板。他每天的作息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上6点起床，6点半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点下楼办公会客，11点半午饭（菜的花样也大都不变，他最喜欢的清蒸鸭子必不可少）；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继续办公会客，然后带着家人去中南海各处散散步，晚上7点吃饭，9点归寝，十分有规律。
袁世凯的穿着打扮也很刻板，从不讲究，除了上朝时穿朝服袍褂外，在家中一般只穿短装制服（练兵时的习惯）。袁世凯一般不喝酒，只有在过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才喝点绍兴酒；烟除了雪茄外，其他如水烟、旱烟、香烟一概不抽，对鸦片烟更是深恶痛绝。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七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背叛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袁世凯的灵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从6月6日到27日，共停灵21天。在此期间，京城的文武百官每日按班次前来致祭行礼，驻京部队也分批前来，举枪致哀。灵堂外面，还搭建了数座牌坊，另有京城内外的高僧、名道和喇嘛也来念经颂佛，超度总统亡魂。
6月28日，袁世凯的灵柩从北京起运到河南彰德，当时起灵的杠木棺罩都是用的皇家规格，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改为八十人的大杠，一路上黄土垫道，并有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外加文武百官、亲朋故旧，共计两千人前来送行。至于赶来观看的群众，那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比当年慈禧太后的葬礼热闹多了。
在灵柩的后面，袁克定和弟弟们披麻戴孝，手里拿着哭丧棒步行，妻妾、女儿和媳妇则坐着素轿跟在后面。袁克文因为和大哥袁克定为安葬的墓地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不来参加送殡仪式（真不愧是名士做派）。
在灵柩抬上预备的专列后（京汉铁路客运还为此停运一天），一般的官员也就送到车站，另一列专车则运送袁世凯的知交故旧（如徐世昌、严修、段芝贵等）、治丧人员、护送军队及其物品前往彰德。火车开动后，车站鸣炮101响，向已故总统告别。在经过保定、邯郸时，当地官员还举行了隆重的路祭。到彰德后，袁世凯下葬于故居洹上村以北一里的墓地，整个墓园占地二百余亩，系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当时墓地栽满松柏，当地人称“袁公林”（据说当地人还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习惯）。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二十五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袁世凯生前为官多年，如果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应该置下不菲的家产，但袁世凯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其“贪权不贪财、不以公谋私”的名声还是为人所公认的（比他有钱的部属可多了去了）。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受老友之托给袁家分配遗产，他把袁世凯一生所积累的田产股票现金折为三十份，儿子与姬妾无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共计两百余万元。
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很快便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袁克定在解放后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为生，而袁克文虽然风流一生，死后却未留一文，连后事都是他在青帮的弟子凑钱办的。这些公子哥儿，哪里是做皇帝的料。袁世凯的子孙中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外，其他大多默默无闻。人生如梦，不过百木一秋。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却在他的子孙中却基本无效，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六十岁这道坎，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八十岁，袁克文虽然只活了四十三岁（应是与他长期放荡不羁的生活有关），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九十一岁的高寿，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凯泉下有，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
《民国往事》：连载一百零四
感谢 宝宝寒 分享，辛苦了，+2分
袁世凯的时代悲剧是全民族的集体疤痕
文@金满楼
历史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种谈资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还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条“问题从何而来、又将向何而去”的线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直白的解释便是，我们一直生活在过去历史所造成的阴影当中。
清朝的覆灭距今已经快一百年了，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似乎也成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不是清廷，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立宪党人，而是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之前的舆论往往是“一边倒”的，什么“窃国大盗、复辟先锋、卖国奸贼、独裁枭雄”等等， 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就是20世纪中国“最卑鄙的告密者、最落后的政客、最凶残的独裁者和最反动的军阀头子”，如果谁被扣上了“袁世凯”的帽子，那他在政治上将永世不得翻身。
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的印象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背叛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在当了民国大总统后再次背叛了民国，这个掌握了强大军事力量的军阀头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谎、欺骗、玩弄阴谋，甚至还不惜搞暗杀，最终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称帝目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与通常所描绘的“干瘪的、扁平的、概念化”的那个历史丑角，差之甚远。事实上，袁世凯从科举失意到投笔从戎后，他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国诞生、帝制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在其死后的历史书写中，袁世凯却被剥去了丰满的血肉，抽空了鲜活的灵魂，其形象变得面目狰狞，一无是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与反讽。
袁世凯真有那么坏吗？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盖棺论定。笔者认为，袁世凯最悲哀的地方在于，由于后来史家或者说当政者因自己的失败而厌恶并憎恨他，所以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都充满了阴谋和罪恶。换句话说，以往的历史观点都主观的认为袁世凯上台后必定要镇压革命、必定要搞帝制复辟，这种错误的历史宿命观和历史的功利主义，事实上是以历史的结果来取代过程分析。时代是落后的，而后人们却经常以先进的标准去衡量评判时代中的袁世凯，这既不能以理服人，也有点胜之不武。
所幸的是，民国的历史距离现在并不久远，很多历史事实和观点都尚未凝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对于过去很多黑白分明、刻板概念化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等，目前也已经有了多角度、有血肉的立体评说，而过于的极端化、脸谱化历史上的袁世凯，显非史学界之幸，也不利于人们客观的认识历史。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新史料的发现及新史观的突破下，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告密罪”、为称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汉奸罪”等指控均已被证明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在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也并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
如果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告密是为了自保、逼迫清帝退位是为了顺应共和、镇压“二次革命”是为了维护统一、部分接受“二十一条”是屈辱外交，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可以理解并予以同情，但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登基做皇帝则是铁板钉钉、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这自然是无从辩驳亦不可辩。
《三国演义》里说，在曹操势力强大的时候，孙权写信给曹操劝他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拿给大臣们看并笑骂道：“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事实上，曹操也不是不想称帝，但称帝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是条件不成熟便贸然行事，反而会更加被动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袁世凯也曾熟读史书，在称帝这样的大事上何以如此糊涂，实在是奇哉怪也。
唐德刚曾为袁世凯辩护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而袁世凯的错，错就错在原则，错在“大德有亏”，错在晚节不保。
有人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要称帝，可能是因为其家族的不祥命运（即不能冲破六十岁之“魔咒”），而“太子”袁克定、杨度等小人在其身边不断蛊惑，结果使得袁世凯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至今都在粪坑里不得翻身。
“家族魔咒”的说法固然可以解释袁世凯的称帝动机，但这不是洪宪帝制的深层原因。鲁迅曾回忆起民国元年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说，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怒发’”，民国三四年间则“像冰雹一般的摧残”。令人诧异的是，民国取代清朝不过两三年，士人们便对民国如此的失望，这又是为何呢？
在袁世凯死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在这篇著名的小说中，处于农村最底层、为人所轻贱的小人物阿Q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当他想去参加革命的时候，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旧时代人物和受过外国教育的新派人物却叫他滚出去，阿Q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最可笑的是，阿Q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也曾赋诗一首：“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在民众极少参与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进步？又对当时的民众和未来发展创造了多大的福利？这无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的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民治”时代，但并没有达成一个“民治”时代。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为辛亥革命欢呼之前，后人们最好还是保持冷静。
西方记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这只有袁世凯才能带来。即便是孙中山及他的同志也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袁世凯的“声望”，不仅在于他当时掌握了最精锐的军队，也在于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由此，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对于一场突发的、无序的革命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果吗？
曾几何时，民国的建立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它仍旧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死亡。而当年的那些革命党人都是些“一次革命论者”，当他们把原有体制摧毁并试图搭建一个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楼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当老百姓没有从新生的民国中获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时（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原因），难怪他们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
袁世凯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并不理解也不赞成革命党人所提倡的现代民主制。在他的心目中，当时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君主制，在局势已乱、南北谈判之初，袁世凯退而求其次，坚持保留君主立宪，并主张国体问题应以国民大会的形式加以解决。袁世凯的想法固然是一厢情愿，但民国初年内阁的频频更换和国会的种种纷纷扰扰也同样证明，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必然导致水土不服，中国的问题还需要从自己的根本和传统上着手。
袁世凯也许是对的，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即使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也未必能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袁世凯称帝，是因为中国帝制的土壤太肥沃了；而当民国陷入到各种困境之时（譬如外交与边疆的危机、地方的不服从、民众的冷漠等等），袁世凯便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缺少一个皇帝。既然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当时其实只有两权，民国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坐冷板凳）搞不通，袁世凯只能乞灵于老祖宗，要搞一个政府、一权专制了，结果搞着搞着，就只能继续往帝制的道路上走了。
中国古代向来就有“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传贤”的成本太大，弄得最后必然分崩离析，国不能安，只有传子才是个简单可行的制度，在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后更是趋于完美。“传贤”这种制度，说白是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一种“竞争上岗”的制度文化，但它的运行成本却不是农业社会所能承担的。
在民国后，皇帝被推翻了，“传子”已无可能，但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仍旧是传统的经济结构，传统的社会条件，举目望去，全是愚民，民众既无主动参与之意识，也无参与之冲动，更无参与之行动，如何能支撑起这“竞争上岗”的运行体系呢？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在这种非继承制的专制结构体系下，领袖的权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最终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之中。由此，袁世凯想到了称帝。
但是，称帝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吗？
在辛亥前，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民智未开，国体不可轻变，走君主立宪的渐进改良道路才是中国的首选。可惜的是，当时清廷和革命党都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袁世凯要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尽管也是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却发表雄文驳斥说，帝制无论如何都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就好比扔进猪圈后被践踏的佛像，它已经无法再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因此，帝制是不必要的，而且它也丝毫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
梁启超的意思是，帝制一旦被共和制打破，破镜就此难圆；即使再恢复，也难以产生神圣与威严的效果。可惜的是，袁世凯并没有梁启超话语中的深刻含义，弄到最后是身败名裂，为天下笑。
袁世凯的悲剧证明，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到最后终究是一场空；而袁世凯的失败，事实上也是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警示牌，尽管后来某些独裁者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袁世凯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皇帝，但没有人再敢提“称帝”二字。
一个产生伟人的时代，同样需要游戏规则，更需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便要受到惩罚。袁世凯的失败，就在于他太露骨的违反了已为当时中上层人物所公认的共和规则。
但我们同时需要铭记的是，袁世凯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作为传统独裁专制体制下的领袖，袁世凯具有如此大的作用与能量，以至于他个人的失误往往会带来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灾难，之后的军阀混战和外侮侵略也都是因此而起，在整个民族的悲剧面前，袁世凯能辞其咎乎？
刘忆江先生在《袁世凯评传》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袁世凯的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所谓“行百里半九十”，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袁世凯大概就是最好的例证。毕竟，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无法翻案也无案可翻，评价稍好的如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社会转型期间的不幸产物”，评价不好的是千夫所指的千古骂名，这一点都不算过分。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放言》诗，其大概意思是说：周公这样的大忠臣，也有被流言中伤、被大家怀疑的时候；而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有装模做样、收买人心并被大家称赞的时候。如果未等真相出现之前他们就死了，那么古今天下的忠奸又有谁能分得清呢？
但是，一味的指责古人对现实其实是于事无补，毕竟是人就会犯错误，不带有一点个人私欲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后人们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责古人呢？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也未必比袁世凯做得更好。袁世凯是称帝了，但后面搞独裁的人层出不穷，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哪个不是土皇帝？难道骂了袁世凯，便可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么？
所以，笔者认为，写历史、读历史，多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过度的神化或丑化，其实都是将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世凯虽然“遗臭百年”，但后人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在如今开放与多元化的今天也不为过。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历史的可笑之处便在于，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本可以成为拿破仑，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他，却最终选择做了袁世凯。
在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暴卒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它的明天会更好吗？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09-9-14 16:32 编辑 ]
北洋年代第二卷
目录
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武力统一与外交失败
直皖战争与直奉战争
北洋分化与末日危机
大事记
主要参考书目
北洋军阀为什么转不过这个弯（代后记 ）
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一、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1916年6月6日的凌晨6点，内外交困的袁世凯在多重打击下，怀着几分惆怅，几分不甘心，最终一命归西，年仅57岁。
古话说得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倘若袁世凯还能撑住不死，固然还有东山再起甚至再度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但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作保障，所有的一切也就只能归零了。
由此，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在历史的舞台上，彻底出局了。
袁世凯的死，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位置呢？
在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已经宣布退位，但他仍旧是中国民国的大总统。如果按照1915年的《总统选举法》，继任总统应由上一任总统推荐，推荐的名单写在“嘉禾金简”上，而金简又藏在“金匮石室”中，要等到上一任总统死后才能打开。
到底有没有“金匮石室”和“嘉禾金简”这一回事，目前有很多传闻，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这么一说：在袁世凯去世的当天，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和另外几个政府要员便一起去开启“金匮石室”，想要看看袁世凯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所谓“金匮石室”的做法，其实是仿照前清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储制度，只不过清朝的建储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之下，而“金匮石室”则秘设于中南海万字廊内。段祺瑞一行人在打开金匮后，只见里面藏有一个黄布包裹，包裹里有一张考究的泥金纸，纸有一尺多长，上面和下面分别写着“兆民托命”和“民国万年”四个大字，中间则写着几个人的名字。
大家凑近一看，上边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
也有人说，这份名单并不是袁世凯最初书写的，而是在护国战争爆发后因局势变幻而临时更改的。据说，袁世凯最初写的只有他的大公子袁克定一个人的名字，但随着护国军的步步紧逼，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又不肯用命，袁世凯知道老袁家没有“家天下”的这个命，于是背着袁克定将“嘉禾金简”的名字偷偷地改成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以求补救。
关于“金匮石室”的这件事，其中的当事人大多秘而不宣，是否真的存在目前尚存疑问。譬如黎元洪，每当人问起这事的时候，黎菩萨总是故作神秘，笑而不答。传闻是真是假，姑且不去追究，但继任大总统的问题却是火烧眉毛，必须要最先解决的，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后面的事情无法展开，就连国家都有可能陷入到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那么，谁有资格来接任袁世凯的位置呢？这事说起来还真是颇费思量，不好决定。如果要按实力、论影响，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要说起资格和名望，则以前清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声望最隆（相当于内阁副总理），事实上，老徐不仅和老袁是老交情，而且一直是袁世凯的左右手，可以说是袁世凯集团中的第二把手，在袁世凯退隐期间，北洋系也主要由他来照拂。
但是，北洋系统之外的一个重要人物也不能小觑，那就是武昌首义的革命元勋黎元洪。黎元洪虽然谈不上什么实力和资历，但他在法统与名分上却是独占鳌头，接任总统最为名正言顺。
由此可见，“嘉禾金简”上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这个传闻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是由这三个人的实力和名望所决定的。
如果“嘉禾金简”的传闻是真的，那上面有三个候选人，究竟该由谁来接任呢？这可就不好办了。
如果袁世凯还有一口气在，估计他会希望徐世昌来接任，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多年老友，而且是翰林出身，经纶满腹，从政多年，可谓是老成稳重，算得上最佳的人选；至于段祺瑞，虽说也是多年的部下，但终究是武人出身，而且政论立场和老袁多有不合；和这两人想比，黎元洪显然是落在最后面的。
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最讲究“名分”二字，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是不成”，偏偏黎元洪在这点上占尽优势，并非徐世昌与段祺瑞可以比拟的。所以说，历史的发展往往不可捉摸，有时候还真由不得人呢！
徐世昌虽说是北洋元老，但饱读诗书并浸润了多年儒家传统的他显然是知道名分的重要性。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素有“水晶狐狸”之称的徐世昌打破僵局，他首先声明自己不做总统，很明智的退出了这场竞争。徐世昌心里也清楚，虽然自己在北洋集团中名望甚高，但手中并无一兵一卒，要想做民国大总统，就必须仰仗那些北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远的不说，就现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恐怕就不好说话呢！
此刻的老段，脑海里也正发生着激烈的冲突：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趁势拿下、还是礼让一二？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真是让人难以取舍呢。
老段心里清楚，徐世昌虽说是北洋集团的大管家，但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黎元洪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要论实力，老段是完全可以登上总统之位的，但目前黎元洪是副总统而自己是内阁总理，名不正言不顺且不说，这要是强行上位，非但南方的那些护国军不答应，就是北洋内部恐怕也会有人说三道四，譬如南京的那个冯国璋，就未必会让自己如愿哪！
徐世昌的意思，也不主张老段出任总统。虽然老段是北洋的自己人，但要考虑全局的话，他还是认为由黎元洪来接任大总统的位置比较妥当。道理很简单，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名义接任总统之位，既名正言顺，又可以笼络南方的护国军和革命党，国家也不至于陷入分裂，也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对于徐世昌的意见，段祺瑞最开始并没有表态。但他思考了好一阵之后，觉得徐相国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这老袁刚死，国家正处于纷争之中，如果再来个名分之争，非但总统做不安稳，恐怕连现在这个内阁总理都做不成呢！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避虚就实，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自己掌握，还可以落得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本来呢，黎元洪对于接任总统的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毕竟他来北京后，基本上是被袁世凯给软禁了，非但毫无兵权，就连自己的帮派都没有，拿什么去和北洋系竞争呢？如果自己真的接任了大总统之位，那也实在是侥幸，全仗着北洋系给自己面子。
黎元洪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的北京完全由北洋系控制，实权掌握在段祺瑞的手中，如果他真要是跟自己作梗，这大总统还不如不当。想到这里，黎元洪一再推脱，不肯就任，直到段祺瑞保证维持北京的秩序，并约束北洋系的那些骄兵悍将，黎元洪这才答应接任大总统之位。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09-9-14 16:33 编辑 ]
当时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分裂，但他们听说老段和老徐推举黎元洪接任总统之后，一个个心里老大的不乐意……这黎元洪毕竟不是咱北洋的人嘛！据不可靠消息，在袁世凯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一些倾向与段祺瑞的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聚集在国务院里，他们坚持要段祺瑞仿效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继任大总统职位。对此，段祺瑞严加拒绝，并邀集徐世昌进行了好一番的劝解，才把这些武人说服。
1916年6月6日下午，段祺瑞在国务院签署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通电。次日上午十点，在东厂胡同的宅邸里，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资格就任民国的第二任大总统。当天的就职典礼非常冷清，只有段祺瑞和少数内阁阁员参加，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则身穿军服，在几个幕僚和典礼官的簇拥下来到就职大厅，在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后便匆匆就任。
据称，袁世凯生前曾对黎元洪这个儿女亲家（黎女嫁袁子）开玩笑说：“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袁世凯一语成谶，要说起来，素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也的确是运气不错。
黎元洪的父亲名叫黎朝相，他早年曾加入鲍超的“霆军”，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后被擢升为游击（武职从三品）。但在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像黎朝相这样的军功人员多如牛毛，清廷也不可能一一安置，最后大多数人只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休致费”后解甲归田。
黎朝相退役之后，便将全家迁到汉阳，并用遣散费盖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对外出租，以换取一些生活费。黎元洪于当年（1864年，同治三年）出生于汉阳，因其祖籍是湖北黄陂（今属大悟县），所以民国时期也称他为“黎黄陂”。
如果正常的话，黎家可能就在汉阳安家立业，做个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气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个房客因为涉嫌谋反而被官府捉拿，结果黎朝相也被连带“窝藏罪犯”之嫌，最后房屋竟被官府没收。
在走投无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旧业，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军，又一次的栖身于行伍之间。黎朝相走后，黎家立刻陷入了窘境，好在这时黎朝相从天津将饷银寄来，这才缓解了家中的衣食之忧。1877年，14岁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几乎不治。父亲黎朝相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的从天津赶回来探视，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这才渡过这一鬼门关。
在黎元洪病愈之后，黎朝相考虑再三，决定将全家迁到自己的驻地北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后顾之忧。在临行前，黎朝相将比黎元洪小6岁的儿媳妇（娃娃亲）同时带到北塘，这就是黎元洪后来的夫人吴敬君。
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元洪从小也对军事很感兴趣，他经常在读书之余去父亲的兵营观看操练，由此也产生了弃文从武的念头。1883年，20岁的黎元洪在父亲的支持下考中了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艇操作与海军战术。但不幸的是，黎朝相在次年突然壮年猝死，而母亲早在1878年去世，这样黎元洪独力担负其家庭的重任，并在读书之余负担继母、夫人和幼弟的生活。
好在当时水师学堂的学生有一笔不菲的津贴，黎元洪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养家糊口，但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是徒步往返，来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目的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来远”舰上见习。“来远”舰是当时北洋舰队中最新的装甲巡洋舰（与“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1887年刚刚下水。在见习一年多后，因为广东水师急需人才，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便将黎元洪派到“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
“广甲”舰是福州船政局自行组装生产的一艘铁胁木壳兵舰，虽然它隶属于广东水师，但由于广东水师的训练水平相对较差，因此每年都会随同北洋舰队参与操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也随同北洋舰队参战。在黄海大战中，由于与之编组的“济远舰”擅自撤离战场，“广甲”舰在管带吴敬荣的率领下随之逃跑，最后又在惊慌失措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由于担心日舰发现，“广甲”舰最终自毁以免资敌，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顺。
甲午之战后，北洋舰队全部覆没，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那些原本为人所钦羡的海军将领也大都被朝廷革职（船都没了，养你干吗？），各回原籍，自谋出路，黎元洪当然也不例外，他大概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海军梦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破碎的。
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之时，之前的老领导、前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任了两江总督，此刻正在南京设立延才馆，招聘武备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后，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张之洞对黎元洪的海军背景并不感兴趣，他当时要招募的是炮台防御专才，黎元洪灵机一动，便把自己曾经学过的陆上防御理论叙述了一遍，张之洞对此很是赞赏，于是委派他为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由此，黎元洪弃水登岸，由一名海军军官开始转型为陆军将领。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由于黎元洪在南京干得不错，张之洞便将他带回老家湖北，继续效力。在甲午战后，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北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南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并于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
应该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是很赏识的，他曾经写了个“智勇深沉”的条幅赠给黎元洪，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堪当重任”。由此，黎元洪官运亨通，由帮带升管带、千总，再升守备、都司，随即又晋升为副将，成为武职中的从二品大员。1906年，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的计划任务是两镇，当时暂时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第八镇统制张彪长期跟随张之洞，但他是个旧派军人，对新军的操练并不熟悉，因此在清末的几次秋操中，张彪虽然名义上是南军的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特别在1908年的太湖秋操中，黎元洪率南军与北军对抗，三战三胜，由此声誉鹊起，引起了军界的关注。
黎元洪虽然是新派军人，对手下的士兵也还不错，但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因此对革命党原本并无好感。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亲自坐镇第四十一标并令关闭营门，禁止士兵外出参加革命。其间，一个名叫周荣棠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前来四十一标联络起义，但很不幸被抓获，黎元洪为防止军心动摇，当即下令处决。直到午夜时分，革命党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轰击四十一标，黎元洪方知大势已去，只得打开营门，各自逃生。
黎元洪逃出营门后，便来到幕友刘文吉家中暂避。在慌乱当中，黎元洪感到大难将至，他语无伦次地对刘文吉说：“我身居协统，如今部下兵变，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党失败，朝廷必定要重罚我；如果革命党成功，我恐怕也是性命不保，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刘文吉劝他说：“现在事态不明，还是先观望一下好，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这个刘文吉，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在一夜激战后，尽管革命党已经取得胜利，但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临时指挥起义的首领都资望太浅，不能服众，而原先的那些革命党首领又下落不明，革命士兵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不经意间。黎元洪没想到的是，正当他惶惶不安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探得他的下落，并决定由他来出任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对此十分惶恐，连称：“莫害我，莫害我！”但革命党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大笔一挥，便在军政府的布告上签下了黎元洪的大名……这就叫霸王硬上弓，想不做都不行。
三天后，黎元洪也想通了，反正这“黎大都督”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认与不认已无区别，倒不如干脆就认了算了。于是，黎元洪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一举成为了首义元勋，并进而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
在袁世凯时期，黎元洪被段祺瑞半请半骗的弄到北京，形同软禁，好在他也懂得明哲保身之道，但凡具体事务，概不插手，袁世凯倒也对他还算满意，两人还结为了儿女亲家（其中也不乏强迫的因素）。
顺从归顺从，黎元洪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还是保持了坚定的立场，保住了革命气节。当袁世凯封他为“武义亲王”并派人亲自送来“亲王”服的时候，黎元洪是死活都不肯收下，还将来人赶出门外。
正因为黎元洪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抉择，这才顺顺当当的接了老袁的班……和正儿八经的民国大总统相比，“武义亲王”算个怎么回事啊？
所以说，黎元洪也是个高人哪。
《北洋年代》 连载106
二、新总统难斗老强人
黎元洪接任总统后遇到了第一个麻烦，那就是接任的法律依据是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呢，还是1914年袁世凯时期的约法？
在6月6日的国务院通电中，段祺瑞称“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所谓“代行”，依据便是袁氏约法，其中规定“大总统因故去职或者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但期限只有三天，不能继任。
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自命为北洋系的接班人，他当然不希望将袁世凯一踩到底，因为对袁世凯过多的打压贬斥反会损害自己的合法性，此所谓“投鼠忌器”是也。为了表示自己继承的是袁世凯北洋系的衣钵，老段在必要的时候还得将袁世凯的牌子扛出来为自己树威，这也是他坚持袁氏约法的原因所在。
对于老段的说法，南方护国军方面当然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早已丧失了合法性，袁世凯制定的约法，也是其称帝的一个工具，断断不能成为黎元洪接任总统的依据。因此，黎元洪继任总统应该是按照民初的《临时约法》继任，而不是什么“代行”。
护国军方面对段祺瑞说法的驳斥，聚集在上海的两百多原国会议员也纷纷表示赞同，他们发表联名通电，要求以《临时约法》和1913年国会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继任前总统袁世凯的任期至民国七年十月止（即1918年10月）。国会议员们之所以坚决要求按《临时约法》来处理总统继任问题，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按袁氏约法，第一届国会的恢复将遥遥无期；而要按《临时约法》，被袁世凯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将重新恢复，议员们可以再次行使他们的权力。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接任总统的法律依据，从小里说，是关系到黎元洪、段祺瑞及议员们切身利益问题；往大里说，这可是关系到民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大问题。
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黎元洪，此刻却支吾其词，两边都不敢得罪，也不敢轻易表态。从感情上来说，黎元洪愿意接受南方的说法，因为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他可以名正言顺的继任总统，而且任期有两年有余；如果要按袁氏约法的话，他只有三天的代行期，虽然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大总统，但难保实权在握的段祺瑞中途会不会变卦。在北洋系的包围下，黎元洪也不好公开响应南方的意见，只能装聋作哑，静观其变，以换取段祺瑞的支持。
在各方的压力下，段祺瑞却并不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太清楚，他一会说黎元洪接任总统是“代行”，一会又说是“继任”，再不然就用一个中性的词，“接任”，以图蒙混过关。但老段越是心虚，南方就越是揪住不放，各种质疑、质问乃至抗议的通电如同雪花般的飘到了国务院，非要把两个约法的事情问个明白不可。
6月10日，南方护国军的代表人物、云南都督唐继尧发出通电，向老段亮出底牌，要求恢复民初约法、恢复国会，并明确指出这是南北罢兵的前提条件（尽管当时南北已经在事实上停战，但在法律上，护国战争并没有结束，双方仍旧处于交战状态）。
事实上，不论是民初的《临时约法》也好，后来的袁氏约法也罢，老段其实都不喜欢。因为按民初的约法，虽然大总统的权力是虚、总理的权力是实，但国会的权力太大了，总统和总理都要受到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极大限制；而按照袁氏约法，总统的权力又太大，总理不过是总统的执行人角色。
由此，老段提出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仿照民初临时参议院的召集办法，由各省各派三名代表赴京组成“修正约法委员会”，以制定一个新的约法发布执行。对此，无论是南方护国军方面还是上海的议员们，都纷纷表示反对。要知道，南方护国军争的正统地位，而议员们要的是恢复国会，老段抛出的这个什么“修正约法委员会”，不痛不痒，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用意和利益，他们如何肯轻易答应。
不要说南方护国军和议员们不答应，就是北洋系内部也不以为然，譬如在和老段同样老资格的冯国璋就不甚赞成，他的代表与南方互通声气，明里暗里的拆老段的台。正当各方为此事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僵局，这就是海军的介入。
说到中国的海军，在甲午战后本是一蹶不振，但在清末新政后，海军建设突然咸鱼翻身，清廷不但筹办了海军部（由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出任海军部尚书），还从极其紧张的财政中挤出了一笔钱买回了几条新舰，还像模像样的搞过几次远洋航行，颇有中兴之像。只可惜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海军纷纷倒戈，加入了革命阵营。
海军一向便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当年6月25日，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布联合宣言，宣布独立，并要求按照民初约法召开国会。由于当时的中国海军分为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而其主要力量又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因此这次事件等于是整个海军都倒向了南方。
由于淞沪一带是冯国璋的地盘，他害怕海军在他的背后捣乱，于是向段祺瑞施加压力，要求迅速解决约法问题。在南方步步紧逼而北洋内部又出现裂痕的情况下，老段也只好做出重大退让，在四天后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并续行召集国会。
由此，袁世凯死后的第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而唐继尧也随后代表南方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取消军务院，南北军事对立也宣告结束。
《北洋年代》 连载107
在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后，黎元洪再次以总统令的形式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其组阁，由此，继袁世凯之后的新一届民国政府也就算是正式运作起来了。6月30日，段祺瑞提交了内阁名单：外交唐绍仪、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司法张耀曾、教育孙洪伊、农商张国淦、交通汪大燮、海军程璧光，至于陆军总长，还是老段自兼……不论是因为军事上的自负还是出于控制实权的考虑，老段对于陆军总长的这个位置，一向就是当仁不让。
对于老段的这个组阁安排，黎元洪照单全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处也还算融洽。即便是黎元洪稍稍提出点自己的意见，老段也能做出调整，以示尊重，譬如后来张国淦、汪大燮请辞不就，内阁成员便改由许世英任交通总长、孙洪伊任内务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谷钟秀任农商总长，而外长唐绍仪一直未能就任，后由伍廷芳出任。
段祺瑞的新班子搭配了南北双方的人马，颇有团结统一的意味，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黎、段体制的一大特点是“黎虚段实”，虽然南方这套班子里占有几个名额，但实权仍旧掌握在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系手中。至于总统黎元洪，他也极力在南北间斡旋，调和彼此间的矛盾，力图新一届政府能够正常运作。在各方努力下，新班子虽然谈不上万象更新，倒也心领神会，各尽其责。
在一团和气的后面，南北分歧依然存在。在新班子成立不久，南方便提出要惩办帝制祸首，并提交了一份十三人的大名单。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要说起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祸首，林林总总应不下几十人，其中还不乏目前盘踞各省的督军们，但为何只有十三人呢？
这个名单是有玄机的。在这十三人中，最早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些手无寸铁的文人们，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上榜。另外，就是在袁世凯复辟中闹得最厉害的“洪宪七凶”，即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合起来正好是“十三太保”。至于其他人，要不是手握实权不好得罪，要不就是小虾米，姑且放过。
对于惩办帝制祸首，老段开始并不同意，毕竟“十三太保”中的一些人都是老朋友，自己刚一上台就拿老朋友开刀，未免不太厚道，于是他主张将帝制派和原先在二次革命时缉拿的革命党人一并特赦，大家就算玩笑一场，岂不皆大欢喜？
对于老段试图和稀泥的态度，南方极不满意，而黎元洪此时正被南方遥尊为领袖，自然得站出来坚持一下，以表示对原则的尊重。考虑到黎元洪及其背后的南方势力，老段也只好稍做让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和交易之后，最后拟定了八位祸首名单，即：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顾鳌（前法制局长）、夏寿田（内史，草拟帝制文电者）、薛大可（《亚西亚报》经理，帝制鼓吹者），人称“八大金刚”。
这个八人新名单剔除了北洋系的几个老朋友，又把几个摇笔杆子的文人给加入了进去，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最妙的是，还没有等惩办命令下发，这些人早已得知消息并窜出京门，逃之夭夭去也。唯独前法制局长顾鳌动作慢了一点，结果在乘车出京的时候被抓到，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惩办帝制祸首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第一次分歧，也是两人斗法的开始。说句实话，老段是不太看得起黎元洪的。在他的眼里，黎元洪算什么呢？一个弃海上岸的败军之将？一个半路出家的新军将领？要知道，老段乃是陆军科班出身，又曾到德国留学，而黎元洪原本是学习海军的，即便他到日本访学过三次，但日本又怎能和当时世界第一的德国陆军比呢？这日本原本就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嘛。
所以，在老段的心目中，全中国就他最懂军事，他最正宗，其他人根本不在话下（别说黎元洪，就算是王士珍、冯国璋又如何？哼哼）。
老段有这个资本啊！武昌起义的时候，黎元洪不过是个小小的协统（旅长），而段祺瑞早在几年前就做过北洋六镇的统制了。当清廷调段祺瑞去镇压武昌起义的时候，正担任江南提督的的老段随即被委为湖广总督，那级别比黎元洪高了去了。再说了，当时南北两军交战，北洋军把武昌的革命军打得那个叫落花流水，你黎元洪本是败军之将，虽说时来运转，侥幸坐上了总统之位，但岂敢在我老段面前抖威风？何况在民国后，当时在武昌做副总统的黎元洪还是被老段半请半逼的弄到北京，这就让老段更看不起黎元洪了。
老段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段佩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他与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等人既是同乡，又同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体系之下。段祺瑞于186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太平集北的段家老宅，其父亲段从文倒是人如其名（兴许是段佩的安排），他未曾征战沙场而是一直耕读在家。段祺瑞五岁的时候，父亲段从文在合肥买下百亩良田，随后举家搬迁，因此段祺瑞又被人称为“段合肥”。
《北洋年代》 连载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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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小时候主要受到祖父的影响，他在七岁的时候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祖父给段祺瑞找了私塾让他念书，但小时候的段祺瑞却最喜欢舞刀弄棍，看书也只爱看排兵布阵、奇门遁甲之类的兵书（难怪袁世凯赏识他，原来两个人都有如此经历）。在那段日子里，作为小少爷的段祺瑞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但是，段祺瑞的好日子在十四岁的时候嘎然而止，因为他的祖父段佩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的小段在军营中无以托身，只得将祖父的灵柩扶送回合肥老家安葬。不久，小段又只身一人步行两千多里，在风尘仆仆数十天后，终于赶到山东威海投奔了堂叔段从德，并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这一年，段祺瑞才十六岁。
不幸接踵而至。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后，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离家不过三十里地），盘缠掳掠一空，年仅39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回到家中后，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九岁），十八岁的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在父母不在人世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这段日子，对刚刚成年的段祺瑞来说，可能是最艰难的。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不过，时来运转的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刚满20岁的段祺瑞听说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决心要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征并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陆军学堂，当时聘请了一些德国军事教官，所学习的军事课程和武器也都是来自德国。在两年的学习期间，段祺瑞学习了天文地利、格致军器、测绘算法、炮台营垒、行军布阵等新式课程，另外也兼修了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学问。1887年，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成为首批学员中的佼佼者。
毕业后的段祺瑞并没有直接下连队带兵，而是先派到旅顺监修炮台。1888年冬，李鸿章请求朝廷选派军事学员前往德国留学，段祺瑞再次被选中。1889年春，在督学荫昌的带领下（荫昌是满人，之前曾在德国学习军事），段祺瑞随同商德全等五个校友远赴德国深造。
到德国后，段祺瑞等人进入柏林军事学校学习。在其他人已经学成回国后，段祺瑞被指派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直到1890年底，25岁的段祺瑞才返回国内，在进入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调入威海随营学堂充当教习。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军对这些军校毕业生不甚重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委以教习之类的闲职，而没能进入军营中做带兵官。当时的军界风气，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官的排挤。
直到甲午战争，段祺瑞等人的机会才最终到来。由于湘淮旧军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清廷决定按西式兵法编练一支新军，这就是后来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由于军事人才极度匮乏，袁世凯随后请当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的荫昌推荐人才，而段祺瑞便成为其中的幸运儿。
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就有近两千人。段祺瑞加入新建陆军后被委任为炮队统带，并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当时段祺瑞带的这支炮队有速射炮、重炮等六十门，战马近五百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以说的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火炮是近代战争之王！）。
在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过程中，段祺瑞不但亲自带兵，而且还陆续担任随营学堂的教习或总办，由此形成的师生关系又派生出自己的势力，这对后来的军阀割据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后话（冯国璋也是如此）。
据称，袁世凯对直接掌握兵权的段祺瑞也不甚放心。最开始的时候，段祺瑞是北洋第三镇的统制，等到他把第三镇弄得像模像样的时候，袁世凯便将他改调第四镇担任统制，紧接着又调往第六镇。袁世凯最初的目的，是防止段祺瑞在某个部队中呆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培养自己的亲信，但将段祺瑞调来调去的结果却是让北洋六镇中的半数人马成了老段的部下。由此，段祺瑞成为在北洋军中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一人，也可以称得上是北洋军的副统帅了。
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扩大，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等人也是步步升迁，北洋系在清末政局中已经初现端倪。尽管袁世凯在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赶回老家，但段祺瑞等人仍旧手握重兵，并与袁世凯暗通来往，这也是袁世凯再度出山的最大本钱。
在武昌起义后，身在前线督战的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发出逼宫的通电，最终促成清帝退位。攫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当然也没有亏待立下大功的段祺瑞，在内阁成员屡屡更换的情况下，唯独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位巍然不动。民国初年的段祺瑞，对袁世凯也确实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加上段祺瑞又续娶了袁世凯的义女，两人的关系可谓是十分融洽。
直到后来，袁世凯突然萌生称帝野心，两人关系随之急转直下。段祺瑞因为领衔发出逼宫通电，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再出一个皇帝……哪怕是袁世凯也不行。
你想啊，如果是共和体制，等袁世凯死了，段祺瑞也是有机会做总统的，但要是袁世凯搞“家天下”，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再说了，段祺瑞之前反对帝制，如今又拥护袁世凯称帝，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在多次苦谏议之后，段祺瑞见袁世凯已经无法回心转意，只好称病不出，两人关系就此闹僵。
由于多年的恩遇和亲眷关系，段祺瑞并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只是自己躲起来生闷气。直到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陷入到众叛亲离的境地，只好再次把段祺瑞找出来帮忙。可惜的是，此时的老袁已经去日不多，在临终前，袁世凯将国事托付给段祺瑞，老段也就自命为北洋系的接班人了。
由此，袁世凯闹了半天帝制，死后非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被待以“国葬”的大礼，这不能不说是段祺瑞的功劳。就算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这位在闹帝制时与老段形同水火的“太子爷”，也多次向老段致谢并诚心诚意的说：“这事多亏了总理！”
袁世凯的时代结束了，出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也就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不过有一点，老段是不甚情愿的，那就是非北洋系的黎元洪还是依法接任了大总统。好在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他要想和老段及其盘根错节的北洋系相争，恐怕难度大了点。
《北洋年代》 连载109
三、菩萨好拜，小鬼难缠
段祺瑞内阁成立后，中央政府算是周齐妥当了，但地方上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只不过由段内阁列一名单另加任命，以表示事实承认而已。
当时的地方情况如下：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直隶督军朱家宝、山东督军张怀芝、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江苏督军冯国璋、安徽督军张勋、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浙江督军吕公望、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南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蔡锷、广东督军陆荣廷、广西督军陈炳焜、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甘肃督军张广建、新疆督军杨增新。
要说起这二十二省，其实大都是北洋系的势力，黎总统虽说有南方数省遥尊为领袖，但他困守北京，终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难以仰仗实效。不过，黎元洪也有办法，那就是重开国会，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抓手，可以用来牵制老段的势力。
1916年8月1日，阔别多年的第一届国会议员们齐聚京城，其中参议院138人，众议院318人，人数刚刚过半（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总人数应当在820人）。在被袁世凯解散后，这些国会议员们散落各地，这次得以重逢并再次召开国会，真是悲喜交集，心情十分复杂。
国会开幕那天，黎元洪、段祺瑞等文武官员也都纷纷到场祝贺，当天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黎元洪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进行宣誓。在黎总统誓毕后，议员们忍不住一齐欢呼“民国万岁”、“总统万岁”，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国会初开的盛况。
国会重开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选举副总统。副总统这个位置看似不尴不尬、可有可无，但其中却另有涵义。譬如南方的议员们，他们想把老段选为副总统，然后乘机将他从国务总理的位置上挤下，让南方的唐绍仪上位。
但是，这个提议很快便宣告失败，一则段祺瑞公开表态不会就任副总统的位置，二来唐绍仪也不想出任国务总理。由此，该提议也就不了了之，国会议员们最后选了冯国璋做副总统。副总统本是虚衔，当年黎元洪不愿北上就任而改在湖北遥为受领，这次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直接就在江苏就职了。
应该说，在袁世凯死后的这几个月里，在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配合之下，总统确立了，内阁成立了，国会重开了，每天总有各种贺电从各地发来，纷纷扰扰，热热闹闹，民国气象看似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当然，也不全是喜事。就在冯国璋就任副总统的次日（10月31日），一封唁电从上海传来，革命元勋、陆军上将黄兴因多年奔走国事，以至于积劳成疾，竟在上海去世了。黄兴在“二次革命”后因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远赴美洲，直到护国战争爆发后才返回上海，可惜这位革命伟人的时日已经不多，逝世时不过43岁，可谓壮年早逝。
更令人惊愕的是，在黄兴死后不到十天，又一位伟人在日本福冈去世，这就是揭起“护国战争”大旗的蔡锷将军。在袁世凯死后不久，蔡锷因为患喉疾而电辞四川督军之职，随即经上海转赴日本福冈就医。不料此时竟为时已晚，蔡锷最终在日本不治身亡，年仅35岁，更是英年早逝！
《北洋年代》 连载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