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好生安葬两位革命伟人姑且不提，下面却要说说新总统和新总理是如何同事的。按理，黎、段两人都是军人家庭背景，又都读过军校、留过洋、带过兵、打过仗，两人的经历类似，彼此间的沟通应该问题不大。再说了，黎元洪在袁世凯时期已经学会韬光养晦，凡事包容；而老段的脾气虽然大，仕途上也更顺利，但人家好歹也是个大领导，还不至于当面给黎总统难堪。
段总理至少能在表面上优礼黎总统，但他手下的那些人就难说了。在这些人中，最难说话的人便是人称“小扇子军机”的徐树铮，而这小徐偏偏又是老段最为信任的干才。这下好，问题复杂了，矛盾激化了，好戏马上开演了。
徐树铮是个什么样的人？听听段祺瑞府上的人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徐树铮是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他和老段是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原本只是老段手下的一名司书，不知怎么就给老段赏识上了，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小徐回国以后立刻扶摇直上，成为老段跟前的头一名红人。段府的人都说，老段起来得快是老袁一手提拔，而老段提拔小徐也像袁世凯当年提拔他自己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譬如民国初年，老段做陆军总长，徐树铮就当次长，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蒋作宾，可陆军部里的事大小都是徐树铮说了算。不但蒋作宾当不了家，就连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因为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从不被驳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却不一定照办。当时就有这么件事，段祺瑞有个老部下被军队撤职了，穷得没办法来找老段，请求给个差使。老段看他可怜，就答应下来，并批交徐树铮办理。不料徐树铮后来却签呈上去，说：“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于是这事就算拉倒。
徐树铮受到重用，和老段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有关系。总的来说，老段的生活很有规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点和袁世凯很像）。他一般在家吃过早饭后，便上书房看公事；看完公事后去衙门，中午通常都是回来吃饭。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老段一般都是一人单吃，不和家里人同桌吃饭……不过这样也好，因为老段一向严肃古板，很少与人说笑，所以老段的人倒也乐得躲开他，免得受他拘束。
老段吃过中饭后，一般会在内客厅睡个中觉，然后有客的时候会客，无客的时候就与棋手们下下围棋（后来加入日本籍的国手吴清源，他小的时候便经常陪老段下棋，老段会给棋手们每月开工资），或者找一些诗人搞搞诗会，当时王揖唐、梁鸿志等人便是段府的常客。晚饭之后，老段照例都要打牌（麻将），一天基本是就这样过了。如此看来，老段办公的时间短而享受生活的时间多，在勤政方面，老袁比老段可要强多了，而这也是徐树铮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
小徐去段府，从来就是随来随见，用不着要号房的人通禀，他就扬长直入了。段府的那些人，见了小徐都躲得远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脾气大，又好挑毛病，恶狼恶虎似的，当面就给你一个下不来，小者挨一顿申斥，搞得不好，他跟老段一说，饭碗就被他砸了。旁人还有个灵活，但他是言不二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沾他。
老段会客一般是在外客厅，但小徐一般是径直走进内客厅，而且只谈公事，三言两语，交代完了就走。他很少参加公馆的宴会，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照例是公事公办，态度很严肃。正因为如此，不但段府的人对徐树铮报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是老段身边的亲信，那些军政界的要人们也对小徐十分烦恶。有些事，大伙都避讳他，不愿意让他参加。为啥呢？因为只要一沾上徐树铮，就得实行独裁，听他一个人的了。
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段会对小徐这么信任呢？原来，小徐不但对老段忠心耿耿，一心护着老段，而且他这个人也真是有学问，有能力，才气过人。有人亲眼所见，徐树铮在会客的时候，一手批公事，一手还拿着耳机子和人家通电话，真是做到五官并用。再者，小徐的记性也不是常人可比的，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公文啊条例啊，他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老段一问他，他总是能对答如流，谁要是不信，找出公事来一对，还真是一字不差。所以段府的人都说：“这是人家有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么？”
有才归有才，但天底下有才的人大都有个恃才傲物的臭毛病。老段这次出任国务总理，小徐也就理所当然的做了国务院秘书长，而这年小段不过37岁。对于徐树铮的专横跋扈，黎元洪也是早有耳闻，最开始他是反对由徐树铮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因为他知道徐树铮这个人太难共事。后来老段托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和北洋元老徐世昌代为转圜，黎元洪这才勉强答应。不过，黎总统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徐树铮到总统府见他的时候，必须有张国淦陪同，他不单独见徐树铮。
由于当时约法对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限不甚了了，而老段和老黎在平日里也不太互通声气，因此在一些事务上难免出现误会与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经常要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黎总统说明事件来由，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徐树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若不是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从中斡旋调解的话，黎总统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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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徐树铮拿着福建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的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这下可真是把黎元洪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的跟手下人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
为了顾全大局，黎总统固然可以忍气吞声，但他的那些幕僚们不干了，他们得为总统争权，也为自己争权。由此，府院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特别在原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辞职之后，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激化。
在张国淦走了之后，代替他的是人称“报界三杰”之一的参议员丁世铎。丁秘书长可没有张国淦那么好说话，他的性格和小徐倒是有点像，一向是言辞犀利，做事干练，岂能容忍小徐那样骄横跋扈的作风？这不，他一就职，马上就搞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名义上是为了划分府院权限、规范办事手续，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要为总统府争得权力与地位……你国务院不能把总统府看成是一个盖印的机器啊！
丁秘书长的提议得到了黎总统的支持，但引起了国务院那边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就是“总统争权”，是用总统制来替代内阁制，这如何使得？段祺瑞身为内阁总理，当然不能对这事坐视不理，他随后便请假不出，以此来向黎元洪施加压力。
黎总统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因为老段不出来理事的话，他还真维持不了局面。于是黎元洪又找人出来斡旋调解，说他本人是尊重《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绝没有要恢复总统制的想法；之所以搞出“府院办事手续”的草案，主要是想协调府院之间的关系，避免误解，减少矛盾。趁此机会，黎总统又向老段投诉徐树铮等人在总统府嚣张跋扈的种种做法，并希望老段能对这些人稍加约束。
既然黎元洪服了软，老段也就坡下驴，销假回来办事。双方经过一番调解和讨论之后，都做了让步和折中，老段还特别指示小徐，以后交给黎总统核阅的文件，一定要亲自递送，并且一定要注意收敛。于是，“府院办事手续”的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下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次却是来自国务院内部，内务总长孙洪伊与秘书长小徐发生冲突。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与黎总统及冯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小徐发生矛盾。
小徐壮着老段的信任，在国务院一手遮天是人所皆知，偏偏遇到孙洪伊也是眼高手低的朋友，他的为人争强好胜，而且政治能量也不小，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两位在一起，几乎就是“日日在火并之中”。
老孙是直隶人，年纪比小徐大十岁，哪里看得惯小徐这个嚣张劲。两人的日常口角就不消说了，这里说几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是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调令、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军队会剿护国军李烈钧部的事情引起。本来这事已经在国务会议上讨论过，决议是去电调解，而小徐却私自拟了一个讨伐的命令拿给黎总统盖印，结果被拒绝了。小徐一怒之下竟然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将讨伐之令发出，结果引起其他内阁成员的一片哗然，孙洪伊当面指责小徐违法越权，而小徐也不甘示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紧接着，在8月下旬的时候，众议院将湖南议员提出的一个议案转给了国务院，其中对现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提出查办要求，理由是其在任湖南财政厅长时有贪污等劣迹。胡瑞霖是皖系的人，徐树铮接到议案后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为胡瑞霖辩护，并将议案驳回。
孙洪伊得知后十分恼怒，他怒气冲冲的找到老段说：“对民政长官的处分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我自己分管的事情，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王法？如果秘书长可以包办一切，那我这个内务总长还做它作甚？”黎总统得知此事后，也召见并慰留孙洪伊说：“就是啊，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就是责任秘书长制嘛！”
被这么一闹，老段也觉得这事做得荒唐，随即命小徐将咨文追回，徐树铮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却不了了之。由此，孙洪伊又和老段卯上了。
中国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轻视了小人物的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古至今，有多少大人物是被小人物给拖下水并一蹶不振的！徐树铮和孙洪伊两人在前台斗法，两位后台老板免不了在私下里抱怨，段祺瑞说：“这孙总长也太不象话了！”黎元洪则说：“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
一个月后，孙洪伊为整顿内务部，裁减了部里的三十多名职员。由于这些被裁者大都和北洋系的头头脑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而徐树铮也想利用他们来把孙洪伊给搞下去，于是便怂恿他们向平政院上诉。结果，平政院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被解职的那些人仍旧回去上班。
平政院是袁世凯时期设立的一个政治仲裁结构，孙洪伊不但不接受这样的裁定，反认为平政院是一个非法机构，随后他拟将此案提交国会审议。徐树铮害怕国会接受孙洪伊的意见，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在经过老段的同意后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准备交总统府批准。
徐树铮的这道命令，不但内务总长孙洪伊拒绝副署，黎总统也拒绝盖印，府、院之间反复争执，酿成政治风波。老段自上次就对孙洪伊十分不满，于是暗地里给孙传话，让他辞职算了。但是，孙洪伊非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口气十分强硬，拒不辞职。
老段这回真动怒了，他在十月中旬下了一道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让小徐拿给黎总统盖印。黎总统见后十分震惊，坚决不肯用印。徐树铮为这事来回跑了四趟，黎总统连拒四次，丝毫不肯让步。最后一次，徐树铮威胁黎元洪说：“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我们不准孙洪伊参加国务会议！”黎总统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冷笑道：“什么话？这是段总理的原话！”
过了几天，很少到总统府的段总理突然气呼呼的出现在黎总统的面前，他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交给黎元洪，说：“总统要是不肯免孙洪伊的职，那就把我免职了吧！”
老段下了最后通牒，黎总统也只好退让，不过他还想给双方留点余地，也给自己争回点面子，于是他建议：“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让他自动辞职吧！我来给他做做工作！”
偏偏孙洪伊这位朋友是个死硬派，他死活不肯主动辞职，还大声嚷嚷道：“什么官我都可以不做，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黎总统也说服不了他，这下事情闹僵了。一方面，要是不把孙洪伊赶出内阁的话，段总理的面子没地方放，以后也就没了威信；另一方面，孙总长坚持自己没有错，主动辞职就是失却人格。双方都不肯妥协，把黎总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最后，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给请出来，希望他来调解这个纠纷。徐世昌是个老官僚，见多识广，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于是，徐世昌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免职，原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出任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国淦与府院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由他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话，双方的沟通就相对好很多了。
老段用人，从来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对部下的袒护是出了名的。对于徐世昌的提议，老段开始不同意，因为他并不希望徐树铮被免职。直到后来国会要弹劾徐树铮，老段才不情愿的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又加了一条，那就是将总统府秘书长、号称黎元洪“四大金刚”之一的丁世铎也一并免职（另三人为金永言、哈汉章和黎澍）。
11月下旬，孙洪伊、徐树铮、丁世铎三人先后被免职。老段这次以一换二，而且徐树铮仍旧是陆军次长，勉强占了上风。至于被免职的孙洪伊，他转身又回到了国会，仍旧对老段不停的发难。
孔夫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可惜的是，对于老夫子的这句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认真对待，所以但凡有中国人，便有内斗；内斗不休，方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由此，这些气血方刚、一个个牛皮哄哄的强人们，想不继续斗下去都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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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断交背后的较量
随着孙洪伊、徐树铮几个人的被免职，府院之争暂时平静了下去，但更大的风潮还在后面的，这就是1917年夏的“参战风波”。
按说，除了1914年小日本借着对德参战而侵占青岛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欧战）与中国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再者，欧战到1917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本也掀不起什么波澜。但是，偏在这个时候，即将失败的德国却在这时搞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无限制潜艇战”，结果引起了国际公愤，那些原本找不到借口去分一杯羹的旁观国们，这下总算是抓到机会了。
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指的是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意思是对那些开往英国的任何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德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显然要得罪其他一大批的中立国……大家这不都指望着发战争财嘛！
在中立国的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受损最大的美国也就此决定对德国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随后又展开了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步其后尘，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
段祺瑞年青的时候到德国学习过军事，他是知道德国佬厉害的，你要1914年劝说老段对德国宣战，他肯定要当场嗤你一鼻子：你拿什么去和人家德国人打？在老段的眼中，德国多牛啊，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军工，还有德国人的聪明能干和高效率，那打起来德国肯定大有胜算啊！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德国军事的确是很强大，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过人多，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打了那么几年后，德国渐现颓势，力有不支了。随着局势的变化，作为军人出身的老段也不得不承认，这回德国肯定要战败了。在这段时期，老段对欧洲战事的兴趣十分浓厚，他午饭也不回家吃了，午后也不打牌下棋了，而是让手下搜集整理欧战信息资料，供有关的人讨论。
不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便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让他把美国和德国断交的消息通知给中国政府。黎元洪在得知芮恩施的来意后，尽管他对欧洲的战局也很有兴趣，但他似乎对芮恩施关于未来战况的描述表示怀疑，因而当场并没有明确表态。
在告别黎元洪后，芮恩施又去拜访国务总理段祺瑞，并试图获得他的支持。老段对美国即将加入战争的消息极有兴趣，他对中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表示大力支持。事实上，美国为了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还曾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并答应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政府。
在芮恩施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协约国的一些外国顾问，如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等人也纷纷游说当时中国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在这些外国朋友眼中，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个老大无用之国，但它毕竟是地大物博，有着数量众多且至为廉价的劳工资源，还有取之不尽的原料及其等待充分开发的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可以用来弥补协约国的不足。再者，在甲午战争后突然崛起的日本乘着欧战正酣的机会在东亚混水摸鱼，其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为战后重返亚洲的久长之计着想，英法两国都必须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因此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也就十分必要了。
在各方人士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北京的“大人物”们不免心动。2月9日，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可能对德国断交并进而宣战。
在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争夺，这给日本扩展自己的在华势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借口对德宣战并占领山东青岛便是典型一例。事实上，远东国际局势在一战后发生重大变化，老牌的欧洲列强如英、法、德等国在华势力不断缩减的同时，新崛起的亚洲强邻日本和潜在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开始加紧对华扩张。由此，两国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在二战期间爆发，这也就是必然了。
日本在一战爆发之初是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的，因为这将使日本侵占青岛丧失合理的借口。但等到1917年后，日本不仅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接受并稳定了下来，而且还与主要的协约国英、法、俄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三大国向日本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此，日本才改为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国断交宣战。
在接到中国对德抗议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即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对德国抗议是不够的，应该直接对德国断交。两天后，本野再次接见章宗祥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在对德断交后加入协约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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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很爱吃鸡
蹊跷的是，美国在得知日本的态度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随即指示芮恩施劝告中国不要加入世界大战，而且欧洲战局也不需要中国参战。美国人还特别提醒说，中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前，希望能与美国进行协商。
相对于美国外交的“口惠而实不至”，日本人已经抢先下手，他们秘密派出西原龟三等人前往游说段祺瑞，许诺提供大额贷款帮助段内阁渡过财政困境，并愿意帮助段祺瑞训练军队，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段祺瑞对日本原本并无好感，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还曾一度主张备战，但这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太优厚了，老段也就勉为其难，暗中笑纳了日本的“好意”。老段心想，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队实力，这种好事上哪找去？再说了，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本就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屡试不爽的定国良方，何况这次的参战实在是没有什么风险，不乘机搭个便车实在是太可惜了。
3月初，老段的参谋班子拟定了一份《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其中提出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停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并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的赔款；中国将进口关税提高到7.5％，待国内厘金裁撤后增至12.5％；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紧接着，老段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
3月4日，老段兴致勃勃的带领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总统在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盖印。按说，《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于国于民的确是件好事（列强同不同意且另当别论，这个需要另外谈判），但老段背后的心思，黎总统何尝不是一清二楚。他在草草浏览了这两个文件后表示自己不能盖印，如果一定要盖印，那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再者，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黎总统的话貌似有理，但在法理上却站不住脚，因为现在老段送来的不过是政府咨文，在总统府盖印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只有国会通过了，断交和宣战的文件才再由总统盖印并正式对外发布，这才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的宣战与媾和权。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便不该在盖印这一环节上试行阻挠，因为责任内阁是对国会负责的，其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非总统。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本来兴冲冲的来，没想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的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知消息后，他急忙赶来，极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的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的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回哪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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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汉章等人，他们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
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退两步半说，段祺瑞他毕竟不是袁世凯嘛！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
想到这里，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要卖点面子嘛！
但这时，冯国璋给黎元洪带了个坏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发辞职通电，并请各省的军政长官评个是非曲直。冯国璋的话里带话，黎元洪岂有不知，一旦老段辞职的事闹得全国皆知，恐怕就更不好收场了。于是黎元洪便请冯国璋不辞辛劳，一定要亲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为好。
冯国璋倒是乐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说服老段。要说起来，段祺瑞的年纪比冯国璋、徐世昌几个人都小，但脾气却最大，一向是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少有转圜的余地。冯国璋也知道这次是因为对德断交宣战的事情引起，于是他得向黎总统要个准信，不然事情还真不好办。
为了说服黎元洪赞同对德绝交案，冯国璋也不免费了点口舌，说如今德国虽强，但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又触犯众怒，战争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国对他绝交，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协约各国已经答应在战后修约，加入岂不是件一本万利的好事？
至于黎元洪，他在听说老段要将各省督军引为后援后早已是乱了方寸，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对德外交的事情。无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满口答应，只要段总理肯回来，外交上的事情全由他做主；只要国会通过，他决不干涉。
得到黎元洪的保证后，冯国璋随后便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之前到达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起劝说段祺瑞回北京视事。老段见黎元洪已经屈服，台阶也给得顺顺当当，也就不好再扭捏作态（这也不是老段的风格嘛！），随后便于3月6日晚同冯国璋等人一起返回了北京。当晚，在段祺瑞回到了自己私宅的时候，冯国璋还特意跑到了总统府向黎元洪报告事情办妥，老段已经回京。
第二天下午，在冯国璋的陪同下，段祺瑞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有了上次的风波后，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当场便盖上了总统大印。次日，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识，顺利通过对德绝交案。
有了这些铺垫后，众议院在3月10日表决对德绝交案，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个议案。
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断交，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并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即日回国。德国公使收到照会后，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但事已至此，最终只能降旗回国，而各地的德国领事，也都纷纷返回国内。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中央政府皆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德国在华工程师大都被解职归国。由此，德国从1898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大体上烟消云散。
在这次的对德外交问题上，老段大获全胜，心中不免有些得意。但是，对德断交还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该是对德参战，这才是最关键的。老段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这步看似理所当然，但真弄起来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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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督军团与参战案
在对德绝交问题上，段祺瑞轻松搞定了黎总统和国会，但到了参战问题，他第一个考虑的却是盘踞地方的各省督军们的意见。为此，老段特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各省督军们请到北京，目的就是要争取他们在参战问题上的支持。
对于应不应参战，这些地方军头们大都想法简单，他们觉得如果参战的话，想必要抽调自己的军队，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势力，因此大部分人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譬如安徽督军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前便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称中国不能参战，如果参战的话一定会惹祸上身，导致亡国云云；等到了天津后，倪嗣冲又大骂鼓吹参战的梁启超，称他是“亡国文妖”，欲陷国家于灭亡云云。
对于倪嗣冲的言论，老段虽然觉得十分不爽，但还是非常重视。因此，倪嗣冲一到北京，老段便亲自登门拜访，并向老倪解释了参战的原因和好处。在老段点明“参战不需出兵”的玄机之后，倪嗣冲恍然大悟，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挥舞着手大声道：“参战！一定要对德国宣战，越早加入越好！”
除了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外，当时来到北京的还有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孟恩远、察哈尔督军田中玉等人，即便是没有来的督军，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唯独让老段觉得遗憾的是，同为“北洋三杰”、而且是各省督军中实力最强的冯国璋却没有来。据他派去的专使靳云鹏报告，冯国璋对参战一事似乎模棱两可，不甚赞成，这让老段有点不太高兴了。
在召开会议之前，老段和自己的几个亲信傅良佐、曲同丰、靳云鹏（这三人与老段有师生之谊，并与徐树铮共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上下活动，多方拜访，力图取得督军们对参战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傅良佐，他在徐树铮被派到欧洲考察军事后最受到老段的重用，对老段也是言听计从，不遗余力。
经过一番努力后，这次军事会议的气氛既融洽，又热烈，各省督军对老段的参战主张完全赞成，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在吵吵闹闹的民国初年是十分难得的。
在开完会之后，督军们意犹未尽，他们随后竟然兴致勃勃的前去集体拜会各在京的协约国公使，并表达出强烈的参战意愿；而那些协约国的公使们更是求之不得，他们又是设宴，又是舞会，对督军们报以了极为热情的招待。在这中外互动中，各方其乐融融，一起达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最高潮。
军人集体拜会外国公使，这在外交界可是前所未有的稀罕事，算是开了洋荤了。当时的舆论对此颇有微辞，但那些军头们此刻正在兴头上，他们才不在乎文人笔杆子下的扯谈呢。这不，5月1日正赶上老段开内阁会议讨论参战案，这帮武夫听说后便结伙前去围观……各省督军们倒要看看，这民主议政到底是如何个搞法，在他们看来，既然如今民主共和了，人人当家作主，那他们作为各省代表，参政自然是理所当然嘛！
这次的内阁会议，人丁本来不旺，因为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后职位一直空缺，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休假，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因牵扯贿赂案而正在回避，外交总长伍廷芳则因提出了辞呈，此刻也不便参加内阁会议。由此，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总理老段外，实际上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工商总长谷钟秀三人。
等到各省督军们闯进来之后，本来冷冷清清的会议室立刻变得欢快热闹了起来。按理，各省督军未经邀请是不应该参加内阁会议的，但这些家伙大多是老段的老同事或者老朋友，总理既然不说话，那其他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倪嗣冲和老段是老乡，又一起共事多年，一向口直心快的他第一个发言：“欧战即将结束，我们又不用出人出枪，现在赶紧加入协约国，越快越好，就不用再讨论了！”其他几个督军也附和道：“对！对！，不然就来不及了！”
老段听了这些老朋友的话，心里十分自在，便拿眼睛看其他几个阁员，想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这几个阁员，海军总长程璧光是甲午时期的海军将领，张耀曾和谷钟秀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这三人倾向革命党，原本不是段祺瑞的派系中人，只不过老段在组阁时希望博取“人才内阁”之美誉，也便于获得南方支持而特别延请入阁的。
还没有等到这三人发言，山东督军张怀芝便抢着说：“参战事不宜迟，我们山东的百姓恨死了德国佬，政府要是再不决定的话，到时地方上要是闹起来，我可不负责！”听了张怀芝的话后，其他督军你一言、我一语的，一半是鼓动，一半是威胁，楞是三位阁员的话给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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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见会议开到这里，也就顺水推舟的总结道：“要不，咱们就参战？”还没等其他阁员反应，督军们便又是捶桌，又是跺脚，大声吼着：“参战！参战！不用再说了！”程璧光三人见这些人实在是不成体统，但也知道说不过他们，只好默许了参战案的通过。
等到事情办好，老段亲自把老朋友们送到门口，在对他们表示感谢后，又不免有些担心的说：“咱们内阁这边是顺利通过了，但不知道总统府那边怎么样，上次还因为和德国断交的事情与黎总统闹得不愉快呢！”倪嗣冲拍着胸脯大声道：“总理放心，这事包在我们身上，黎总统一定没有二话！”
三天后，各省督军们再次兴高采烈的出现在总统府，想要顺势说服黎总统。这次仍旧是倪嗣冲打头炮，他在黎元洪的面前喋喋不休的弹着“中国必须参战，不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的老调子，一点都不顾及倾诉对象的表情和反应。
等到倪嗣冲说到“某某国的公使也赞同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时候，忍了半天的黎总统实在是按捺不住了，他一拍桌子，斥责这些武夫说：“你们这些人，身为地方军政长官，如何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了？！你们是军人身份，怎么能擅自和外交使团交涉？还闯入国务会议干涉国政，实在是岂有此理！”
在督军们的眼中，黎元洪一向是“菩萨低眉”，没想今天突然来了个“金刚怒目”，一时还真有点不太适应。你想，这些武夫在袁世凯的时候也不曾被这样训斥过，这下气焰立刻矮了下去。吉林督军孟恩远还想辩解两句，但一看黎总统满面怒容，也只好和大家一起唯唯诺诺的退下去了。
等到那些督军们走了后，总统府的人都很高兴，说：“大总统今天的脾气发得好，这下那些人就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那些督军们就不这么想了，他们在离开总统府后，觉得黎元洪这人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你也不想想，老子们在前清的时候，早就已经是统制了，你一个小小的协统算个屁啊？不过是走了狗屎运当上了总统，你还以为自己多能耐呢？现在不得了了，敢和我们北洋系对着干，哼哼，有你的好果子吃！
在督军们的游说无果后，段祺瑞只好带着阁员们亲自去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在提交国会的对德宣战案上盖印。黎元洪虽然训斥了那些督军们，但他在段祺瑞的面前还是没有底气，但当他把宣战案交给监印官唐浩镇盖印的时候，唐浩镇却将之推到一边，说：“这个印我不能盖。”
在总统府中，唐浩镇不仅是反对参战的，而且他还是黎元洪的亲家（其女许配黎元洪的长子），因此黎总统也不好强逼他。唐浩镇不盖印，国务院的人不答应了，首先是刚刚销假回来的内务总长范源濂跳了起来，他指着唐浩镇的鼻子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你说不盖就不盖？”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段祺瑞腾地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的走了出去。范源濂气得话都说不出来，随后也摔门而去，连门上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在其他阁员们离开后，黎总统又觉得后怕起来，他担心段总理再来一次离京出走，只好亲自在对德宣战案上盖好印，随后派人送到国务院。
在这次争斗中，黎元洪再次退让，但他仍旧希望国会能够阻止参战案的通过。而在另一边，段祺瑞和各省督军们也都积极奔走，向国会议员们游说政府的外交政策。5月8日，段祺瑞将国会中主要党派的议员代表请到国务院，向他们解释了对德宣战的原因：一、中国在宣战后不参与欧洲战事，无需派兵；二、德国已经转攻为守，颓势日显，失败已经是指日可待；三、俄国在革命后仍旧继续对德作战，俄德和谈乃子虚乌有。
段祺瑞等人的这些游说活动应该说还算正常，但在国会对参战案进行投票前的两天却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譬如北京城内突然出现了很多自称“公民”、“代表”的队伍，他们拿着各色小旗子来到国会前面游行，并强烈要求对德宣战；而与此同时，有很多号称是外地的“人民团体”也纷纷发来电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
袁世凯在迫使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的时候，曾经用军人搞过“公民团”的勾当，毫无疑问，这次的“公民”、“代表”们也同样是形迹可疑。更让人笑掉大牙的是，有几个机灵的报社记者在查找这些号称“外地”发来的电报时，却发现它们无一例外的来自北京电报局。
原来，这一切都是段祺瑞的大弟子傅良佐搞的把戏。
5月10日，也就是国会对参战案进行表决的那一天，这场闹剧也达到了高潮。就在议员们来到众议院准备进行投票时，只见院外早已被数千名“公民”、“代表”们包围，他们整整齐齐的排着队，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各色旗子，上面写着什么“军人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商界请愿团”等等，各行各业，可谓是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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