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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对手是谁吗，是蒋介石也要惧其三分的红军啊，你们就算真是垃圾，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经历太多坎坷的“成功人士”，其表现也往往会有些反常。
田颂尧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比较平庸拘谨，不然也不会被人叫作冬瓜了，可就这么一个老实孩子，一下子变得出奇高调。在各种文告上，田颂尧使用的头衔都是“督办兼军长”，就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升了官，成了督办。
田颂尧一再“告捷”，每次都能得到蒋介石的回电嘉奖，称赞他“迭克名城”，并且还提出，要田颂尧把他“取得节节胜利的战略战术”总结一下，以便上报交流经验。
这抬举的，几乎就把田颂尧当成川中名将了，让冬瓜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闹出了不少笑话。
师长王铭章在占领巴中三县里的通江县城后，曾发电报给田颂尧，说通江城的各条大街都被红军改了名，改成了已故红军战将的名字。
举例来说，某街的名字就叫“恽代英街”……
王铭章的意思是，红军这么做，自有道理，不如我们也跟着学，比如川军里面战死了谁谁谁，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换掉“恽代英”。
田颂尧同意，并把电报交给幕僚办理。
这个世上，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田颂尧已经够冬瓜了，他的幕僚还要冬瓜。拿了电报看见有恽代英的名字，马上跑去报告田颂尧：“我见过这个叫恽代英的人的名字，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在肯定是被我们打死了。这是大功一件，应该专案上报。”
田颂尧一听大喜：我还以为恽代英是红军里面的小军官呢，原来是大人物，当然不可错过，
当下便上报蒋介石，说他的部队把“红军高级将领恽代英”给打死了。
蒋介石接到战报又惊又疑。
恽代英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对于有黄埔军校校长背景的蒋介石来说，不可能不熟悉。让他感到格外吃惊的是，早在两年前，恽代英已经在南京被予以处决，处决令还是他亲自下达的，怎么又在四川出现，而且被重新打死了一次？
可是田颂尧在报告上说得有鼻子有眼，活脱脱真有那么回事。
“死而复生”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直接原因就是被处决者身份没查清楚，也或者名气太大，有人冒名顶替。蒋介石便回了封电报，让田颂尧把情况说详细一些：这“恽代英”究竟是何时，何地，被何人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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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重要”，蒋介石就问得极其具体，包括死时情况，尸体下落，证件证物，都一个也没放过。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田颂尧不敢怠慢，随即转问王铭章。
王铭章的回复是：就看到通江城里有恽代英的街名，不知详情如何——敢情王师长更不知恽代英是何方神圣。
田颂尧急得满头大汗，说你再仔细查查看，说不准是基层部队干的呢？
王铭章领命分别致电各部，自然全都石沉大海，谁都说与此无关。
不是没人想冒功，可像这种蒋介石亲自过问，细到连证件证物都要追查的，又有谁活腻歪了，敢碰这个霉头？
田颂尧这才明白，“川军打死恽代英”纯属子虚乌有。偏偏蒋介石对此事还很关心，一再来电追问，田颂尧无奈之下，只好红着脸，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实情。
“恽代英”让田颂尧很是尴尬，但有一点，大家都不能否认，那就是川军攻城略地总没有搀假，起码巴中三县已经收过来了。
不仅是田颂尧，就连孙震的自我感觉也是如此良好：“红军的确厉害，可是他们跑到四川，遇到川军，就不得行了。”
如今的川中诸侯，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他们对此倒是拎得很清，知道自己还是老川军那棵藤上结的果，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不是一码事。
比如说田颂尧，他最初就属于刘存厚的嫡系，四川新军才算是他的老祖宗，虽然从辛亥起义到护国讨袁，没有一个不参加，却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田颂尧首先接触到的革命军，是熊克武的蜀军和新老第五师，也即新川军，后来中共在四川也策动了几次武装起义，并拉起了队伍，但无论是新川军还是这些中共地方武装，在老川军的重兵围攻下，最后都已溃散而告终。
革命军又不是没见过，想那熊克武何等了得，而今安在哉？
按照田颂尧的评估，红军甚至还不如熊克武，毕竟要单打独斗的话，他没在熊克武和新川军身上占到过太多便宜。
红军，可能也就比中共的地方武装强一些吧，“是经不住正规川军打的”。
现在的问题是，红军已退至通江北面的山区，还要不要穷追呢？
从战场形势来看，红军仍在后退，川军仍在前进，似乎没有理由不追，但还是有部将提出怀疑：“红军只退不进，会不会在施诱敌深入之计啊，应该提防，不能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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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派来的特使也提醒田颂尧，说红军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信的话，你知道第一次“围剿”时，张辉瓒是怎么完蛋的，不就是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吗？
听到这里，田颂尧心虚了。张辉瓒是陆士生，湘军干才，生前位列中将，连他都栽了进去，看来大意不得。
田颂尧赶快发电报给刘湘，借来了一架小飞机。
他想通过飞机侦查一下，看现在红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如果兵力突然增多，就说明其中有诈。
负责随机侦查的是田颂尧的幕僚长。这家伙身体很差，坐飞机都头晕，可又不能不去，登机后，他拿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比比划划，让飞行员开过去。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应该说是比较精确了，无奈此君早已头昏眼花，哪里能够真正用得起来，不过是信马由缰地随手一指罢了。飞行员水平也是一般，你那么一指，我也就那么一开，结果根本没有找到红军所在的中心区域。
得完成任务啊，幕僚长举一望远镜，胆战心惊地朝地面胡乱观察了一通，就草草了事，打道回府。
回来之后，他告诉田颂尧，没发现红军大部队，只看到险隘地方有小股红军在活动。
田颂尧和孙震听后都喜不自胜。
不过“小股”，又是缩聚在一块小地方，不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时机吗？
田颂尧知道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他连徐帅都一并瞧不起了，对别人说：“徐向前的队伍，是一支流寇，目下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的胜利不过是指顾间的事。”
话音刚落，川军即奉命集中，围歼通江以北的“流寇”。
田颂尧坐着飞机也侦察不到徐向前的实情，徐向前却对他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得一清二楚。
红军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情报网络。早在入川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就在田颂尧的军部发展了地下军事小组，田颂尧的许多幕僚甚至他的机要秘书长、随行秘书都是地下党员，试问田颂尧和孙震还有何秘密可言？
川军大到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小到内部番号、通讯联络信号，徐向前无不知之甚详。他从情报中，获悉川军虽夺巴中三县，但实力损耗严重，有的主力团成建制被歼灭，显然，这个时候川军需要休整，而不是继续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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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颂尧前期能收回巴中三县，缘于当时红军入川才一两个月，兵力较少，又无险可恃，等退至通江北面，大部队其实早已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还要摆出弱兵姿态，一退再退，除了准备诱他进笼子，也没有别的好解释了。
川北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是陡险，至通江以北，更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若论防守阵地，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在一些险隘之处，红军只需摆上几个连，就能顶住川军整团、整旅的进攻。
徐向前要在这里把田颂尧从“损耗严重”磨到“精疲力竭”。
果然，田颂尧的所有前线部队都被阻在山区，一步不得前进。两三天后，见川军士气逐渐陷于沮丧，徐向前一声令下，发起了大反攻。川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
川军被外界称为“川老鼠”，就是说他们跑得比较快，无论进攻还是溃退。依照诸侯混战时的惯例，孙震又把枪支弹药、辎重财物沿路丢弃，让对方捡拾，以便争取时间跑路。
素不知红军不是川军，徐向前下令，各部队一律不准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狠追。
在红军系列中，红四方面军一向以猛和狠著称。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加入追逐赛，一气追过一座四十里的大山。大概是跑得太快了，体力透支严重，下山后，徐帅头疼欲裂，两手抱着脑袋，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这样凶猛的追击战术，川军从来没有见识过，那个狠狈就别提了。不仅前线大部队全部崩溃，就连原先布置在较后地区的少数预备队，也被顺势打垮。
田颂尧大惊失色，他本人驻于阆中，但包括阆中在内，后方都是一片空虚——他此前早就把部队全都摆到了一线，根本没留下做总预备队的足够兵力。
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此时，田颂尧和孙震也没搞清楚红四方面军的真实情况，不知道对方究竟掌握多少兵力，最终要打到哪里。
越糊涂越惊慌，越惊慌越没辙，除了逃命，两人全都没有一点招。
阆中城外是嘉陵江，孙震传令架起浮桥，供各部撤退。可是人倒霉的时候，连天都不帮忙，忽然下起大雨，河水暴涨，渡河效率也为此大受影响，岸边的溃兵越积越多，而且大家都抢着渡河，没有人肯留下来做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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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章见势不好，当场召集所有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希望谁能发扬发扬风格当后卫，然而军心已溃，哪里还能再找出这样的活菩萨，反而会上闹到不可开交。王铭章无计可施，竟然卜通一声跪倒在地，给部下们磕起了头。
磕头也没用，大家仍是各自乱跑，跟老窝被端掉的野蜂没什么两样。
田颂尧极其短暂的几个月“黄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他遭到了命运齿轮的无情报复，不仅再度丢掉巴中三县，而且继成都巷战后主力再受重创，出来三分之二的兵力，起码损失了三分之一，战后连一个稍为完整些的团或连都找不到了。
冬瓜这下真的摔烂了，田颂尧别说进攻，连退而自保都觉得困难，只好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剿匪督办”。
川军第一次跟红军照面，蒋介石可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交道，真实的红军有多凶猛，他比谁都有数。
你先前得意，那是超常发挥了，现在一败涂地，倒反而在我意料之中。
蒋介石没有同意田颂尧的辞请，他属意刘湘前去“征剿”，并委任其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湘自有主意，他提出“先安川后剿赤”：让我打红军不是不可以，但得等我干趴幺叔，把四川盟主的位置坐稳当再说。
岷江一战，刘湘大获全胜，也相应具备了统领各路诸侯的权威和声望。
1933年10月4日，刘湘当着诸侯部属们的面，在成都正式宣誓就职“四川剿匪总司令”。之后，便发布了六路“征剿令”，准备向红军发动进攻。
出征之前，刘湘公开宣称“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苏区的红军”。
这并非完全大言，而是有一定的实力依据。
时间到了“战国末期”，六强皆有定数，所谓六路，实际上也就是“六强”。除刘湘自统一路外，其余五路依次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刘存厚，交椅排法完全按照“水泊梁山标准”，武功与资历综合，但以武功为先，然后谁大谁坐前。
六路集中了当时所能集中的大部分川军精锐，计有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马，反观红四方面军，尽管打垮田颂尧后即进行了扩充，但也只发展到五万余人，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新兵
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自然是王道，可自古以来，战场又都是一个时时能诞生奇迹的地方，这回创造奇迹的是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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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刘湘宣誓就职之前，徐帅就预先破掉了“六路”中的两路：杨森和刘存厚。
杨森和刘存厚的防区也都在川北，与田颂尧毗邻，田颂尧兵败，如同在他们头顶上响了个炸雷，让二人吃惊不已，有朝不保夕之感。
依照杨森以往的脾气，那是非要斗一下不可的，但他如今地盘很小，部队也少，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两万，仅是田颂尧“三路围攻”所用兵力的三分之一。再说了，蒋介石好歹还给了田颂尧一个“剿匪督办”呢，杨森什么都没捞着，干嘛非要去太岁爷头上动土？
杨森另辟蹊径，他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提出“互相支援，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他率先给红军送去地图和药品，以示诚意。
这些当然都得瞒过蒋介石的耳目，所以还得演戏。
先是红军那边假装杀过来，然后杨森这边派一个连虚张声势地大喊：“红军又过来啰！”
喊完就乱放枪，放完枪冲锋，双方以冲锋为掩护，顺势完成所有物件的交接。红军拿到东西后，也就撤走了。
仗打得蹊跷，连当地老百姓都觉得奇怪：“这次红军怎么撤退得这么快？”
杨森跟田颂尧最初一样，他的那套经验还是诸侯经验，不知道红军并非诸侯，可不会跟他玩梁山泊兄弟那一套。事实上，杨森的前哨据点直接伸入巴中，极大限制和影响着红军的行动，红军是一定要拔掉他这颗钉子的，这是战略高度，没得商量。
几天之后，徐向前一声令下，红军趁着雨夜发起隐蔽大突袭，杨森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于是也不得不退守嘉陵江西岸，成了“田颂尧第二”。
接下来就轮到了刘存厚。
刘存厚的防区也在川北。“六强”里面，数刘存厚的资历最老，邓锡侯、田颂尧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媒体也都称他为“老将军”。他能挤进“六强”，很大程度上卖的就是一张老脸。
刘存厚的一生之中，最为得意的当然还是北洋时代，也始终对此念念不忘。虽然他早已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所用军旗仍是北洋的五色旗，而不是其他诸侯通用的“青天白日”。他给中学题写匾额，落款时竟然还是北洋赐给的爵位：“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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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政府业已灰飞烟灭的情形下，别人避之尚恐不及，刘存厚此举亦属难得。盘点刘存厚这一辈子，他前半生之所以大业难成，还是缘于没存下一个“厚”字，倒是临到晚年，总算“厚”了一把。
刘存厚不但在形式和精神上完全继承北洋，他的部队似乎也留在了那个时代，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枪炮器械。徐向前初来乍到，但他对刘存厚的评价和印象也只有两个字：老朽。
打田颂尧和杨森，尚需智谋，打老朽，所有这些都不需要。
红军出击之后，刘存厚只有赔钱的本事，哪有赚钱的能耐。他向刘湘求援，发去的求援电报不亚于雪片飞舞，但即便到这般地步，此翁还死要面子，一边频频告急，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誓死坚守”。
刘湘知道刘存厚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派援的同时，也很坦白地对他说，你如果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撑了，只要记住，走之前务必把运不走的武器销毁掉。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刘存厚反而不好意思马上遁形了。他找人在府中扶乩，想算算看自己能不能撑到援兵到达。不料算命结果还没出来，城内已响起了枪声，红军先头部队冲进了城。
刘存厚带上家眷卫兵仓皇而逃，自然也顾不上什么销毁武器，用报上的说法就是，“老将军”不仅面子没保住，还给红军“厚赠了一笔礼物”。
到刘湘正式组织六路“征剿”，实际已提前打垮了三路。不过刘湘一开始也并不拿其余五路当回事，他在意的是自己这一路，即第五路。
和其它川中诸侯不同，刘湘并不是第一次和红军打交道，早在他和刘文辉发生惊天冲突之前，就在湖北和红军结结实实地干过一架。
当时蒋介石在武汉发起第四次“围剿”，除用“中央军”重点攻击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外，还向刘湘发出命令，要求川军协同鄂军，对鄂西洪湖的红三军展开围攻。
川军极少出省，往前追溯，真正重大的出川作战也就一次，即熊克武和刘湘共同策动的“援鄂之战”，打那以后，川军几乎足不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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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也有，比如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又如中原大战时，鄂北红军声势浩大，刘湘也应蒋介石要求，派部出川援鄂，但当时刘湘的注意力并不在外部，以致于每次部队出川时，他都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遵命作战啊。
结果便是形式大于内容，川军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刘湘本来也想和过去一样，派一支部队出去招摇招摇，摆摆造型，闹闹声势，之后就打道回府，但考虑到此时的蒋介石并非“蒋桂战争”或中原大战时可比，行事太夸张的话，不仅交不了差，而且可能失去蒋介石的支持，因此他一度觉得十分为难。
人判断或决定不了的事，还是得问神仙。
在近代中国，皇帝其实从未消失，他们不过换了几身衣服罢了。刘湘迫于时势，早已断了做“皇帝”的念头，能在川中和刘备一样三分天下，就阿弥陀佛了，倒是刘从云出道以来，一路坦途，反而从来没有灰心过。
皇帝只有一个，既然你刘湘不做，我做！
某天，刘从云和刘湘、邓锡侯“二弟子”在一起，他突然大发豪兴，很得意地说：“我左手抱着晋康（邓锡侯的字），右手提着浦澄（刘湘的字），何愁天下不定？”
刘从云还曾当着刘湘的面说过：“我扶了乩，乩仙说我将来要当皇帝，如果真的当了皇帝，一定把皇位传让给您。”
别人听了这些话会很生气，刘湘却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很高兴：没准刘神仙真能把蒋介石这类“伪天子”给挤掉呢，到时候我还能白落个“皇帝”当当哩。
在“出川远图”这一点上，刘从云和刘文辉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刘湘犹豫，他毫不犹豫。
当然，这话不能他说，得让“乩仙”说。
刘从云做了整整七天水陆道场，然后扶乩请神，“乩仙”很快就来了指示：“湖北荆沙（荆州和沙市）一带，也都是刘家的天下，理应收复”。
刘湘看了之后怦然心动，不仅欣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决定这回要动点真格的，以便“收复湖北荆沙”。
蒋介石随后任命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作为“主公”自然不能再亲自跃马上阵，他让王陵基代理此职，率三旅川军前往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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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九一八”以后的事，自从日本人打进东北，诸侯们外出打仗又多了一个极其时髦的口号，叫做“抗日”。
王陵基扛着“抗日”旗号出川东入湖北，在宜昌停留三个月后，才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并进占沙市。
红三军系由贺龙指挥，在发现川军动向后，贺龙即亲率主力星夜赶回洪湖，向范绍增率领的前卫部队发起反攻。
双方相持一个多月，伤亡都很大，范绍增虽拼了老命，但他只有一个旅，红军有一个师，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最后“哈儿”被打得落荒而逃，乘骑和行李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右手也在突围中负伤骨折。
范绍增吃了败仗，然而这只是战术上的失败。
王陵基老谋深算，他坐拥三个旅，一前两后，范绍增落败之后，他第一时间便对败退下来的那个旅进行整补，随后又向沙市增援了一个旅，使得沙市防守得以大大增强。
贺龙击溃范绍增后，继续向沙市发起攻击，但面对两旅川军防守的城池，打了近半个月都打不下来。
这个时候，王陵基将他手中的第三个旅置于红军侧背，尽管没有主动出击，可是威胁之大不言而喻，鄂军则乘隙从后方攻击洪湖中心区域，等于是川军主防，吸引红军主力后，支起架子来让鄂军攻。
贺龙和红三军所面对的局面变得异常被动，至1932年9月，洪湖根据地已经大部失陷，红三军也由一万人锐减到三千多人，最终只能像红四方面军那样，退出洪湖，转入湘鄂边境打游击。
赶走红军，刘湘和刘从云喜不自禁，都以为“乩仙”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不料他们机关算尽，算来算去，却还是算不过蒋介石。
“围剿”洪湖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老蒋就用“中央军”接管防务，在鄂川军被全部打发上船，输送回川，
到头来，荆沙并非“刘家的天下”，还是他蒋家的。
花了半天工夫，竟然是损兵折将，毫无所得，这下子惹得川军内部怨声载道，许多军官都对刘从云的“神机妙算”产生了怀疑，说刘神仙的话，真是靠不住。
相对而言，刘湘倒是能看得开：不就是损失了一些人马，而且没占到地盘吗，你们这些小军官的高度只有那么高，就是看不到更长远的——蒋介石用了我的兵，但没给我地盘，那就相当于欠了我人情，他不得还吗？
到了二刘争夺“川中王”，蒋介石站的位置，确实是刘湘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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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那次出川作战，刘湘尚能抱可有可无，得失不介于怀的态度，这次不同，红军打到四川来了，双方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于川军而言，一旦打不好，已不是得不得地盘的问题，而是要失去地盘了。
刘湘决定任命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再次指挥与红军作战。
在任命王陵基之前，刘湘斟酌再三，犹豫了又犹豫，因为他对“王老师”早有疑忌之心。
除了刘从云因与王陵基不和，经常在身边进些关于王陵基的“谗言”外，在刘湘眼中，王陵基自身也确实有了离心倾向，比如擅自在万县招编人马，扩充部队之类，那不就是要独闯天下，拉旗杆做小诸侯了吗？
刘湘和邓锡侯不同，刘湘是表面宽厚，他绝不会像邓锡侯那样，容许部下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子。对灵官的一举一动，他貌似不置可否，内心哪里会真的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盯着万县的那副神情，就好象那是颗定时炸弹似的。
可他仍然要用王陵基，而且要重用。
刘从云曾指王陵基是魏延。魏延有没有“反骨”可以另说，但文长兄绝对是个出众的将才，此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具奇谋，他献给诸葛亮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策，为后世许多兵家所叹赏。
魏延的计策再高明，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王陵基在“下川东之战”、“出征洪湖”中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王陵基有过跟红军作战且战而胜之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川中诸将中无人可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他给拉下。
退一步说，魏延造反，终究还是在刘备孔明不在世的时候，刘湘自信自己也能镇得住灵官，即算对方是定时炸弹，那定时钟表也在自己手里，还不致于马上走火失控。
王陵基刚刚拜印，还没出发，徐向前就已通过击溃刘存厚，占领绥定、宣汉两县，红四方面军也顺势扩展到了八万余人。
1933年11月1日，王陵基领兵五万，向绥、宣发起“进剿”，刚好与继续向前推进的红军狭路相逢。
徐向前原计划占领绥、宣后，便长驱直入，南下进攻万县，以扼四川咽喉，但跟王灵官打过一个照面之后，就知道遇上了川军主力，急忙退至宣汉河北岸。在这一带，红军工事坚固，又有河道挡路，双方形成了对峙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