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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穴，刘湘终于想通了，他对邓汉祥说：“我主意已定，阻止中央红军北上，防止其入川，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能放蒋介石派兵进来。”
刘湘分析，假使红军只是路过，那就是虚惊一场，大家井水犯河水。退一步说，如果中央红军的目的真是要拿下四川，川军出于保卫桑梓之情，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
反之，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川，固然可以增强对抗红军的实力，可那样的话，胜败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到最后，收局的将是老蒋，而不是他刘湘。
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船到京。
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很是隆重，除蒋介石外，其它文武大臣均至下关恭候。
稍事休息之后，刘湘便由杨永泰陪同，前去面见蒋介石。
进“宫”之后，刘湘忽然变得笨拙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蒋介石颇为诧异，以为刘湘是奔波劳苦所致，只好让他先下去休息。
下来后，杨永泰笑着对邓汉祥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
虽是劝谑之词，二人私下又是老友，但邓汉祥听到之后，仍立刻扳起脸，正色道：“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刘湘不过装傻而已，他是害怕蒋介石提出派兵入川，无法予以当面回绝。蒋介石没有谈成，只得临时安排杨永泰等人与邓汉祥进行磋商。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是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以下简称剿总），授权打破防区，统一军政，今后川军军费和军火全部由南京政府负责发放。除此之外，四川可独立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近年来所积债务，缓和财政困境。
这些都是预期利好，接下来才是最关键最棘手的。
鉴于举国红军都将涌往四川，以四川一省之力来抗衡红军，恐难有把握，因此蒋介石的意思是，拟派十个师的“中央军”从川东和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作战。
邓汉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客套几句，表示这种布置很周密，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还应特别考虑四川军民的心理。”
邓汉祥开宗明义：“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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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想，他们还是会认为你们是客军。”
邓汉祥又说：“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中央军”入川吗，还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杀手锏：“中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剿总”了！
几番往返，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便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另外建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湘难以回绝，当下就点头应允下来。
1934年12月8日，刘湘谒蒋辞行，搭轮回川，贺国光随行身边。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楚，加上中央红军中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心，这就使得谜底变得更加难解。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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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属的郭勋祺旅，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以监控南岸红军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泸州方向移动。
假如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的必是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现在非常怕红军进川，他说，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实在太被动了，今后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以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把它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规则”，蒋介石的“中央军”虽不能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前去堵截。
郭勋祺出身行伍，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旅长，不是靠玩弄平衡术，或是当时盛行的拖队伍，反戈一击等手段，靠的就是身上那一块块伤疤，因此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向以胆识过人著称。
郭勋祺所率部队不过一旅，在没有其它部队支援且单独行动的情况下，被歼的机率非常之大，郭勋祺深知这一点，他对部下说：“此次作战非比往常，只许胜，不许败！”
若照原线路行军，必须沿一条弓背大道，有三百余里的路程，为了抢时间，郭勋祺选择了抄近路，即从中间较为险峻一些的“弓弦”走。
第二天傍晚，郭勋祺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时，但还是迟了一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
郭勋祺颇为懊恼，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任务是堵截，今既不能堵，又不能截，何以完成任务？”
郭勋祺人称郭莽子，和年轻时的刘湘“刘莽子”一样，在战场上很猛，当下他也不管过去的中央红军有多少，便自作主张，下令部队改堵截为尾追。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黔北的土城，随后中央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也陆续抵达此处。
土城距离泸州不过两百多里路程，红军从泸州渡江的意图更加明显，潘文华赶紧组织兵力进行阻击。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当天，郭勋祺的前卫与断后的红五军团发生交火。经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经梯次掩护后撤离。
之后，郭勋祺仍紧咬住红军死死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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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郭莽子幸运就幸运在，刘湘在第二十一军中推广了“新战法”，尽管郭勋祺追得异常生猛，连续三天都不舍不弃，但进击不再像以往那样毛毛躁躁，一路过去，都有部队担任掩护和搜索。
1935年1日27日，在徒步搜索到一处叫风筝坝的地方时，有人捡到了一张油印文件，这张文件四寸宽，被捏得皱皱巴巴，显然已在很多人手中传递。
郭勋祺将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是红军制定的一份秘密军事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军将在土城附近张开口袋，将他的旅予以全部歼灭。
联想起红军近日都是稍事抵抗便即行退却，郭勋祺感到计划可能属实，于是马上传令前卫团停止追击。
油印文件如何会失落，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它的内容却千真万确。
当时遵义会议已经结束，曾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再次走上军事指挥的舞台，突然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川军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通过情报，得知郭勋祺率领的不过是一支川军孤旅，仅三个团，六千之众，毛泽东大感意外，说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以六千人不知死活地猛追，真是一个自寻死路的莽子。
毛泽东在江西不知击败了多少敌军，连张辉瓒都中了他的诱敌之计，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川军小将哪被他放在眼里，不过是桌上的一味下酒菜而已。
潘文华加强防御后，红军往北受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策略，先集中力量消灭从后追击的郭勋祺。
就在郭勋祺捡到油印文件的前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报全军：“吸引敌人（郭勋祺部）于土城之东，准备会合三、五军团共同消灭该敌。”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仗，对打好这一仗，从他本人到整个中央红军高层都相当重视也极有信心。
1日27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到土城后山再次观察了战场地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则对部下说：“你们准备啊，准备接待俘虏”。
一张小小的油印文件，把郭勋祺从覆灭边缘拉了回来，否则他就是“张辉瓒第二”了。郭勋祺惊出一头冷汗，他找了几个当地人，结合地图，对土城附近的地形重新作了一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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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坝距离土城仅三十里，一出坝就是关子门大山，翻过大山，便是深谷。这座深谷长达十余里，四周都是犬牙交错的各种小山头，只有中间有一条可供单人行进的小道。从捡获的文件上看，此处山谷也正是红军要施行三面夹击的预设阵地。
郭勋祺询问当地人，得知关子门其实是绕远了，如果直走，应为狮子岭大山。
狮子岭距土城二十五里，就是说比关子门要近五里，但来往行人都甘愿多走五里，而不愿翻狮子岭。原因是狮子岭山如其名，此地形势险峻，杂草丛生，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无路可通。
一查地图，上面确实只标识了关子门这一条路。
眼前不是“鬼门关”，就是“狮子国”，似乎横竖都过不去，郭勋祺颇不甘心，便问当地人：难道就从来没有人翻过狮子岭？
回答说，也有，不过不是行人，而是那些打柴割草的。
郭勋祺眼前一亮：“如果有打柴割草的人来往，部队当然就可以攀登上去。”
他随即抽出一营翻越狮子岭，直插通往土城的道路，同时派兵增援关子门方向的前卫团。
前卫团沿途都没发现红军，还以为红军早就逃得没影了，及至郭勋祺的传令兵赶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遵令先占据住山谷内的有利地形。
伏击不成，毛泽东转而组织三、五两军团，向控制着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等高地的川军发起进攻。
红三军团以彭德怀彭大将军领衔，红五军团号称“铁后卫”，都是中央红军响当当的主力，即便不预先设伏，打一个团也应该没有问题。
一开始川军的前卫团确实摇摇欲坠，但在郭勋祺派出近一个团援兵后，很快稳住了阵脚。
郭勋祺旅属于刘湘手下最精锐部队之一，此前一直在成都担任警备。该旅不仅兵员比普通旅多，而且武器较好，配有轻重迫击炮和机关枪，出发前，每个士兵携带子弹都超过一百五十发。
中央红军此时的兵员数量和战斗力则远不如江西时期，军团论编制应为一个军，但长征时，红三军团只剩下四个团，红五军团三个团，每人只能配发二十发子弹，战斗打响后，又处于仰攻状态，歼灭战变成了攻坚战，作战之难度可想而知。
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向三个高地发起的进攻均未能成功，毛泽东等红军高层都十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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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格外庆幸的是郭勋祺。
乘着傍晚双方休战的间歇，他来到关子门，亲眼见识了山谷中那条单人小道，小道仅一米多宽，骡马不能并行，比想像中还要狭窄，周围除了陡峻高山，就是悬崖深谷。
郭勋祺长叹一声：“此处真是天险，我们幸而拾得红军计划，未走小道，天险也得以各占一半，不然真要全军覆没了。”
未能如愿歼灭郭勋祺，使毛泽东对尾追川军的数量和实力产生了怀疑，遂要求军委二局尽快侦听和破译川军的无线电码。
军委二局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里面云集着一批红色谍报高手，专门负责破译电报。毛泽东后来说，军委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电码捕捉到了，但一时破译不出，原因是刘湘所使用密码系其自编，要破译的话，难度很大。
没有“灯笼”，也得先摸黑“走夜路”。当晚八九点钟，红军再次反起攻击，枪声浓密，战况较之白天也更加激烈，机关枪和迫击炮声震撼山谷。
郭勋祺深知土城一战不仅决定着他这个旅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全局成败，因此一面急调最后一个团参战，一面向刘湘发报，催促各部尽快向土城会师。
红军夜战仍未能奏效，土城道路两边已躺满伤兵，谁都知道战役绝不能再拖延下去。
毛泽东决定从次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战斗，解决郭勋祺，同时调红二师前来参战。
1935年1日28日，拂晓。
红军的总反攻尚未打响，偷越狮子岭的川军突然出现。相对于关子门，狮子岭对土城的威胁更大，红军立刻投入重兵阻击。
郭勋祺既要顾及关子门，又不能放弃狮子岭，鉴于兵员不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营拆成连，每次前方觉得顶不住了，就增援一个连。
这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手枪连，除人手一支盒子炮外，还有八挺手提式机枪，有的甚至配备了机枪班，当年刘湘就靠它起家，火力很是生猛。
川军逐渐从守势转向攻势，红军方面本来预料两到三个小时结束战斗，但战至中午，非但没能扩大战果，从狮子岭冒出来的川军还一度逼近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所在的前敌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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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在土城后山观战，从后山可以看到前敌指挥所，前方险情令他吃惊不已，而此时红二师尚未到达，只能让陈赓率军委干部团临时救急。
军委干部团成员皆为连排以上干部，每人头上一顶德式钢盔，配有手提式机枪和马刀，其威猛程度又超过了川军的手枪连。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杀，干部团不仅将川军击退，还俘虏了几名受伤的官兵。
正在后山观察战局的毛泽东当即称赞说：“陈赓，可以当军长！”
发现“戴钢盔的红军”冲上狮子岭山顶，郭勋祺急忙再抽一个营用于增援。这个营的营长叫韦斌，外号韦驮，他正要出发，郭勋祺喊住他，对他说：“韦驮是护法神，诸邪看见都要回避，希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拿出来，使邪魔鬼怪逃之夭夭，以保护本旅平安得胜。”
众人听后一齐大笑。
郭勋祺作战，每个团都要派参谋人员督战，随时向他进行报告。这个时候他还要插科打诨开玩笑，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战场开始对他不利，所以得设法调节一下气氛，以免部属过于紧张。
午后果然是一个转折点，红二师赶到了。
若以战斗力而论，中央红军中，红一军团是王牌，而红二师又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的到来，带动了红军在关子门一线的反攻，红军开始像潮水一般猛袭而来。
川军接连失去关子门山谷内的几个山头，各部弹药即将耗尽，躺在山脚下无法送出的伤员则越聚越多，已达数百人。
部下见战局不利，便请示郭勋祺，再调援兵或从狮子岭抽一个营来助战。
郭勋祺已经把近乎整旅都压上了上去，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连，哪还有什么多余援兵，而狮子岭能吸引红军干部团出马，说明其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也抽不得。
郭勋祺没有其它办法，只能让前线硬撑，同时再次致电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
郭勋祺一个人在土城唱戏，都快唱岔气了。他对这些“友军”的行军速度多少都有些意见——走得也太慢了，说不定你们还没等赶上来，我就要被人打烂了。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电码，从中得知，川军正在向土城合围，由此判断，对面敌军可能不止一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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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军委干部团抓到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连连长，被认为有很高的情报价值。在彭德怀和朱德都见过此人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讯问。
当问到兵力多寡时，王清泉唯恐讲少了，红军攻得更猛，便信口胡吹，除供称自己属郭勋祺旅外，又说潘佐旅在风筝坝作总预备队，廖海涛旅在后面跟踪而来，其余各旅正向土城推进，远的六七十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
在王清泉说这番话的时候，潘佐旅离土城还很远，更不可能在风筝坝作什么总预备队，但土城一役中郭勋祺旅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使得毛泽东对王清泉的话确信无疑：对面川军不是一个旅，而是两个旅，此外尚有八九个旅将加入战团。
毛泽东还从王清泉口中了解到，刘湘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当然这也是在吹牛，不过显然对毛泽东随后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天下午的战况似乎在验证着王清泉的话，不管红军如何占据优势，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郭勋祺的阵地。
红军高层开始进行紧张探讨，到傍晚，终于达成共识，即迅速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从泸州北渡的计划。
1935年1日29日，上午。
前方向郭勋祺报告，弹药快打光了，如果还不补充，只好束手待毙。郭勋祺无计可施，只得跑去前线，当着官兵们的面，把刘湘、潘文华给他的电报读了一遍，无非是“各旅正兼程向土城合击而来”，不过是画饼充饥地给众人打打气罢了。
一番抑扬顿挫之后，他忽然发现有哪里不对劲。
怎么没枪声呢？
旁边的参谋很是机灵，赶紧来了一句：“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大军前来包围，先行逃跑了。”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怕就怕不是啊，一个小时后，各处纷纷来报：“红军撤走了。”
其实红军在天亮之前就已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着手进行撤离。
毛泽东传令，必须轻装前进，那些从江西瑞金一路抬到赤水河边辎重，包括X光机、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全都被拆成零件，扔进了赤水河。
前方指挥官跟统帅部的感觉并不完全相同，彭德怀接到撤退命令时还觉得很奇怪，问这是在干什么，传达命令的干部说：“准备渡河，还不过，想当俘虏啊！”
为了不被川军发现，朱德负责组织了两次佯攻，直到掩护主力渡过赤水，才悄悄撤离，这就是“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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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算是大难不死。
当他进入土城时，有人向他恭喜：“旅长的洪福大到齐天。”
郭勋祺撇了撇嘴：“什么洪福齐天，如果再打半天，子弹一完，管叫你们饮弹入地。”
除了那张捡到的油印文件救了他一命外，还得感谢那个“大话王”王清泉。
红军撤退前，王清泉被予以释放。听完王清泉的汇报，郭勋祺瞪着眼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漏军机的大罪，按照军法，应该枪毙。”
王清泉却有他的解释：“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之敌大战两昼夜，伤亡很大，预备队已经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要等那些援兵来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话王”一语惊人：“我这是在故意夸大其词，把敌人吓退啊！”
不管王清泉被讯问时是不是真的在用“退兵之计”，至少他这个解释还算合理，郭勋祺有点明白红军为什么会突然撤离了，他顿时转怒为喜：“妙计，你不愧上过军官学校，我奖你一百元，等你养好伤，再升你为营长。”
土城战役前，正是川军士气普遍低落之时，急需“攻克土城”这样的消息提提精神，刘湘闻讯，立即晋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同时在四川报纸上大肆宣扬，称之为“土城大捷”。
一个“土城大捷”，并未能够从根本上动摇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心。毛泽东撤离土城，只是为了寻找新的渡口。
从军委二局截获和破译的情报上分析，赤水河以西的叙永、古蔺一带原本兵力就极为空虚，自土城战役开始后，原拟增防叙永的刘兆藜旅已前往土城，目前这两座县城的兵力一共才一旅一团，正是趁虚而入的绝佳时机。
“一渡赤水”，为的就是攻下叙永，从而为从宜宾北渡赢得先机。
在判断出红军这一战略意图后，刘湘又着急起来，他赶紧让刘兆藜赶赴古蔺阻截，然而还是迟了一步，红军早已穿过古蔺，直奔叙永而去。
1935年2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攻打叙永，执行攻城任务的是红二师，担任前敌指挥的则是红一军团长林彪。
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可以排出的最豪华阵容，从部队到指挥官，但是战斗并不顺利，整整一天都没能破城，而城中守军只有川军的一团二连，此外还有五个民团性质的“义勇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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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最初为黔军所镇守。黔军从武器装备到战斗力都很差劲，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北后，对着黔军便是一顿横扫，黔军早已被赶得无影无踪，此城这才由川军接防。
“六路围攻”和万源战役的失败，对于刘湘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自那以后，他不仅推广“新战法”，而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红军的突袭和游击战术，试图从中找出破解之法。
第二十一军从连排军官开始，就训练如何筑城建壕，如何构建散兵壕、交通壕、机枪掩体以及碉堡，这在川军军官中已成为基本功。
叙永川军就是受益于刘湘的这一变革，他们在防御上显得颇有章法。红军攻城困难，首先就受制于城外修筑的碉堡群：城外有八座碉堡，小山上有两座石碉，尤其后者，可伏瞰全城，是防御中的主要支撑点。
入夜之后，林彪改变战术，重点盯住石碉，采用爆破器材和优势兵力，方将石碉拔除。
再攻城，还是攻不上去。
川军同样加强了夜间攻防战的演练，刘湘甚至说：“只要我们能在夜间跟红军打个平手，就可稳操胜券。”
除了能与城墙形成犄角之势的八座碉堡外，城外还挖掘有护城濠，设置了鹿砦和防备红军夜袭的照明坑。
这一天是红军攻势的顶点，到了次日，双方已处于对峙状态，红军虽也有时来攻，但明显不如第一天猛烈，连守城川军都意识到，红军再无能力进行持久攻坚。
因为援兵赶到了。
刘兆藜在叙永附近与担任警戒的红一师前卫部队交火，因大雾弥漫，难以辨识方向，作战红军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红军高层作出决定，撤出叙永，前往云南。
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表示已放弃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
早在土城战役之前，红四方面军即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们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
接到中央来电后，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讨论，有人提出，是不是干脆以主力南下，直接打到长江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把握，此议只好作罢。
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也由八万人锐减至六万。同时，川陕苏区元气大伤，战役结束后，徐向前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
